關於“國企和民企”的討論從未停止過，擔心“國進民退”的人，主要是擔心國企效率底下，私有財產能否受保護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擔心？可能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理性經濟人和有效市場假設，認為如果每個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市場才能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所以大家潛意識裡覺得，民企利潤高於國企，所以民企效率更高；國企屬於國家，民企屬於私人，所以民企才能保護個人的財產。
然而民企真的更有效率麼？私有制真的能保護個人的財產麼？我們來看看事實：
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大本營-美國，過去50年，美國前1%的人群，收入增長要快於餘下的99%人群，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頂尖1%的人掌握了全社會主要的財富和增長，而另外一部分人被果斷拋棄了，這另外一部分人是社會的99%。更嚴重的是產業空心化，由於第三產業的失利，美國的傳統制造業已經全線崩潰，以前繁榮的芝加哥，底特律等正在變成“鬼城”，有些地方的貧困人口居然高達1/3，毒品和槍支氾濫。貧富差距擴大和產業空心化正是特朗普當選的原因。而美國的親戚，歐洲，貧富差距也在擴大，但由於高福利制度捆綁了選舉，他們只能發債，這又引發了債務危機。再加上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等，歐洲也是搖搖欲墜。
再來看看日韓，學習市場經濟後，確實在上世紀60年代迎來了大發展。然而非常短暫，90年代日本就進入了“失去的幾十年”；韓國更是不樂觀，沉重的生活成本讓韓國婦女的平均生育率低於1，牛津人口研究所更是警告，韓國可能成為地球上第一個消失的國家，經濟已經發展到讓社會不繁衍了。
最後看看發展中國家拉美，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國，貨幣輪番貶值。不過讓人欣慰的是，被扣上“發展中國家陷阱”標籤的他們，終於看到“發達國家”也開始進入陷阱了。
這些例子好像和經濟學原理相反，怎麼越強調私有制自由市場的地方，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反而是下降？例子中的國家有個共同點，就是貧富差距。以前我們總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好像公平會妨礙效率。然而公平和效率真的矛盾麼，不公平的地方好像效率也高不起來。
要從根本上解釋這個問題，我們還得回去看看西方經濟學基本假設的根源。
一、《國富論》的歷史背景
1.啟蒙運動
亞當斯密出生於1723年，當時的時代大背景是歐洲的啟蒙運動，這點很重要。啟蒙運動是啟蒙什麼的？不是讀書識字，而是反抗當時西方的宗教特權。我們知道，歐洲中世紀一千年都是處於宗教的統治當中，教權大於政權。我們中國歷史上沒有經歷過宗教時代，可能很難理解，當人們處於矇昧時，宗教是很有力的。古代歐洲人無法理性地認識世界，需要藉助一個外物來解釋所有現象，所以宗教就出現了，“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
而中國在幾千年前，先賢們已經通過自己的智慧認識了世界，解決了矇昧，所以我們沒有宗教的問題。但宗教在西方是很必要的，充當了科學的角色，對保障人們的生存起了很大的作用。聖經裡描述人有七種重大罪行-傲慢、嫉妒、憤怒、懶惰、貪婪、淫慾和暴食，如果放縱這些慾望，人類就可能滅絕，所以人們需要強大的力量來約束。正是這樣一種“他律”，讓西方人免於許多災難。
那既然宗教這麼有用，啟蒙運動為什麼還反對呢？因為宗教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危險的一面。由於宗教的矇昧，人們無法全面正確瞭解世界，會產生一種狀態- 迷信。而迷信的人很容易喪失自己的理性，受到他人的蠱惑，成為他人的附庸，宗教裡有解釋權的神職人員極有可能形成一個特權階層，奴役他人。啟蒙反對的正是宗教附帶的愚昧及特權，所以啟蒙的意義在於“祛魅”，就是要把這個有點矇昧的，迷信的宗教“他律”，變成可以清楚認知的，理性的“自律”。啟蒙的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理性針對的是宗教崇拜，而不是提倡我們自私自利，理性恰恰是要把“他律”的道德變成“自律”的道德。
這樣一種由“宗教”到“理性”的轉化正是啟蒙時期這個大時代的核心，啟蒙的“理性”針對的是對基督教的管制，啟蒙的“自由”也是指擺脫宗教束縛，而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縱慾”。如果啟蒙變成了“縱慾”，那人類豈不是辛辛苦苦幾千年，一夜回到宗教前（叢林社會）？不僅如此，“縱慾”的後果一定是宗教的迴歸，而且是更加變本加厲，因為宗教就是專治各種因“縱慾”帶來的滅頂之災。
2. 科學的產生
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科學，它正是採取了理性的態度，希望把宗教裡神的法則，變成自然的法則。比如牛頓的力學、天體物理學，使人們對太陽的理解不僅僅只是“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同樣，在斯密之前，人類的社會經濟活動是上帝安排的，《國富論》的意義正在於把神祗的經濟活動，解釋成自然的，人類理性可以理解的經濟規律。在《國富論》之前，他寫的是《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論》是他的思想基礎，也是《國富論》的基礎，不研究《道德情操論》就不能理解《國富論》在說什麼。
二、如何理解“理性經濟人”和“自由市場”
1.“利己”的來源-基督教的“原罪”
大家認為《國富論》講的是利己。其實人性自私是當時人們的普遍想法，這來源於基督教的原罪論，基督教認為人性是自私的，邪惡的，這是人類的原罪。第一個不從宗教原罪出發，而從人類自身來討論人性的自私，是馬基雅維利。他認為人類愚不可及，慾望難填，自私自利，沒有公道，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他其實秉承了宗教對人性本惡的看法。中國的思想底色是孟子的“性善論”。
基督教世界觀的根基就是“原罪”，人是怎麼來到世界的，因為亞當夏娃偷吃了禁果，這奠定了歐洲人的世界觀。有罪怎麼辦？贖罪。基督教認為，上帝賜予了人們“自由意志”，來行善救贖自己的罪。所以“原罪”和“贖罪（自由意志）”構成了基督教最基本的二元。
2.《道德情操論》中“利他”-“贖罪”
正如基督教中用“上帝給與人自由意志”來“贖罪”，亞當斯密用了"道德情操"來救贖“利己”的“原罪”。他認為人們除了自私外，還有公正的“利他”心，這並非上帝的給與，而是人的本能。
《道德情操論》裡描述了人性的另一面：“人，天生就希望被人熱愛，而且希望自已是一個可愛的人。他天生就害怕被人憎恨，而且害怕成為可恨的人，...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辛苦勞作，來回奔波是為了什麼？所有這些貪婪和慾望，所有這些對財富、權力和名聲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歸根結底，是為了得到他人的愛和認同。”
亞當斯密那裡的理性經濟人，先是有“利己”的原罪，然後有“利他”來贖罪，而今天的主流經濟學幾乎從來不提《道德情操論》中的“利他”，
把自私當成“理性經濟人”，這就相當於沒有“救贖”的“原罪”。
3.“自由市場”的來源
今天人們奉亞當斯密為自由（利己）市場之父，認定只有“利己”的市場是完美的，因為“理性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著市場，使資源達到有效配置。然而這個“有效”卻只有“利己”一個緯度。
受基督教世界觀影響的斯密，他的“有效”一定是通過二個緯度來實現的：“原罪（利己）”和“救贖（利他）”。這個“有效”是人類不用附庸宗教，而是依靠自己的利己心和同情心，就能過上幸福富裕的生活。他的“自由市場”是針對宗教枷鎖來說的，而我們現在把“自由”理解成不擇手段的追求利益，恰恰是斯密反對的。
比如《國富論》第四章說的“政府不應指導投資”，針對的就是“重商主義”，而不是反對國家維護公平正義。當時歐洲的國家重商主義到了什麼程度呢？並不是簡單的國家貿易就叫重商，那是西方最血腥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重商主義認為是一個國家積累的的金銀越多就越富強，所以當時許多歐洲國家變成了商人，禁止進口，強迫出口來掙取金銀，甚至去國外投資（搶金銀），國民也必須按照國家的指導來投資。與之伴隨的是歐洲無休止的內部戰爭（三十年戰爭和威斯特伐利亞制衡體系），和對外殖民戰爭，大家還記得做中國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吧，國家之間的戰爭居然是為了做生意。正是這樣一種思想給殖民地國家帶來沉痛傷害。
面對利己這隻“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構建了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利他道德。他藉助了人們的“同情”心，“同情”不僅僅是憐憫，更是當事人與旁觀者之間產生了同感。比如一個人在悲傷、喜悅時，作為旁觀者，能理解他的情感，那麼他便能從中獲得撫慰。與此同時，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認可，自己也得到了滿足。這樣，另一隻“看不見的手”，或者說另一個“有效市場”就產生了：同情是人類最原始的一種情感特質，它不僅是人與人之間建立聯繫的紐帶，同時也制約著人們對個人財富和名聲的過度追求。
“利他”心這隻手，和“利己”心一起，來實現人類社會的幸福，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有效市場。這種智慧和善意都極大地超越了當時的那些重商主義經濟學家。我們今天總看到“市場失靈”，經濟危機越來越頻繁。沒有《道德情操》的《國富》是跛子，市場怎麼會不失靈？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其實是基督教文化的產物，體現的是基督教的世界觀。基督教的“原罪”和“上帝給與的自由意志”，正是亞當斯密思想基礎-“利己”和“利他”的來源。亞當斯密的意義在於，把宗教的教條轉化成了人性的理論。只有“利己”這個原罪，沒有“利他”來贖罪，這才是經濟危機的根本。只有“原罪”，沒有“贖罪”的宗教，是荒唐的，因為宗教的關鍵在於救贖。
破除迷信
而且更加荒唐的是，這種經濟思想只是一個基督教脈絡下的思想，我們許多國人不瞭解它的基督教背景，卻認為它是唯一的真理，這種迷信其實反映了我們對西方文明的迷信。西方文明的重要來源是基督教文明，而基督教文明並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世界還有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中華文明等等，我們卻把西方文明當成唯一的真理，這就像西醫和中醫。中國的文明從一開始，就走的是另一條路，我們在兩千年前諸子百家時代，就已經完成了“祛魅”的工作，人們並沒有訴諸一個人格化的“神”，而是用自己的理智來認識世界，所以中國從來都不存在一個宗教極權時代。沒有宗教的束縛，我們已經是“自由”的了，還要什麼“自由”？
中國人認識世界不是從“原罪”和“贖罪”開始，而是從“道”開始的，在這個脈絡下，我們有一套自己對經濟的理解。整理出中國自己的經濟理論，才是我們需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我們需要全盤接受西方的經濟學，那我們是否首先要全盤接受基督教，然後再模仿一個宗教革命？
中國的啟蒙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由孔子完成了，孔子和儒家以“仁”為核心的道德理性和道德實踐取代對武力和霸權的迷信。儒家沒有宗教那樣的絕對教義，也沒有基督教聖經那樣的絕對神聖文本，儒家的所有經典都是人間的，都是用“你自己的理智”可以把握的。
但20世紀開始，中國的思想主流不斷強化對西方啟蒙的全面認同，並創造了新的迷信，即認為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國的月亮圓，中國現在最大的迷信就是對西方的迷信，使得現代中國人幾乎不會用“自己的理智”去思考，因為他們認為必須求助“西方人的理智”。
回到文章開頭，國企被指責利潤低。而這恰好它的意義所在，因為國企的目標不是逐利，而是公平，保護更多人的利益。如果一定要用西方思想解釋，那就是在這個充滿原罪的市場中，國企扮演了救贖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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