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他隨家人輾轉重慶、上海和南京，1948年遷居香港，1952年遷居臺灣，1963年赴美。
《紐約客》出版較晚，收錄的作品時間跨度卻很長，從1965到2003，一篇一篇讀下來，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幽微的感情，從失落到帶著遺憾圓滿。
紐約，美國第一大城市及第一大港口，世界金融中心，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是真正的不夜城。
有的人回不去家所以留在這裡，有的人在這裡找到了心靈的安靜。可是無論把自己當做紐約人還是紐約客，這裡都是你的歸處。
1
“街上沒有什麼車輛，兩旁的行人也十分稀少，我沒想到紐約市最熱鬧的一條街道，在星期日的清晨，也會變得這麼空蕩，這麼寂寥起來。”
這是白先勇在《謫仙記》結尾處的一段描寫。
《謫仙記》和《謫仙怨》這兩篇文章，分別寫於1965年和1969年。
兩個故事人物是互通的，主角李彤和黃鳳儀都是民國時上海新興貴族家的小姐，家世顯赫又明豔姣好，十七八歲的時候出國來讀書，憑藉相貌在美國校園裡出盡了風頭。
可當國內戰事一起，她們背後的家族多多少少受到了牽連，高貴的仙子失去了驕傲的資本，被貶謫到凡間。
和那個時代多少流落他鄉的中國人一樣。
從1840年鴉片戰爭一聲炮響，中華民族被迫捲入世界市場以來，中國人、中國文化就成了弱勢的一方。
在西方世界眼中，中國美則美矣，不堪一擊。
中國的文物珠寶，中國的藝術，都是珊瑚掌上憐，卻不值得被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尊重。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曾經供職於國民黨政府的軍閥高官，在國內的戰爭中一敗塗地，不得已遠走他鄉，跟隨蔣介石來到臺灣，或者移居國外，總之是故土歸不得。
大概是與白先勇的個人經歷有關，他筆下的人物總是在轉移，在漂泊。
從上海到紐約算是最遠的一趟旅程，跨過的不僅僅是廣闊的一片太平洋，還是人間天上。
謫仙謫仙，曾經是仙，如今淪落凡間。
他們多少人在國內也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可如今在兩種文化的夾縫裡掙扎求存，背離了東方故國，也不曾被西方真正接納，只能在紐約，做一個久居的客人。
開著車在路上，只能看到空蕩寂寥。
2
如果說《謫仙記》和《謫仙怨》寫的是被放逐，那《夜曲》和《骨灰》寫的就是被拋棄。
分別寫於1979年和1986年的這兩篇文章，中心有這樣一個關鍵詞：文革。
十年文革，一場文化的災難。
在美國當醫生的吳振鐸二十五年後又見到了當年的好友呂芳，當年一同在國外讀書的四個年輕人中，有三個人選擇回國。
回國的三個熱血青年一心報國，卻在十年動亂裡屢遭迫害，身心受辱，甚至失去生命。
留在國外的那一位難以融入，家庭不和，面對老友時還帶著愧疚感慨：
“這麼多年，我一箇中國人都沒有救過。”
我熱愛生養我的土地，可好像無論回不回去都是錯的，我甚至分不出來哪個更悲哀一些。
《骨灰》中的表兄弟二人，一個是國民黨的特工，一個是支持共產黨的民主戰士。
兩人因為志同而道不合所以分道揚鑣，多年之後在異國他鄉把酒言歡的時候，一個被國民黨誣陷，一個被打為“右派”。
二人都沒能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甚至流落海外，死無葬身之地。
前者是夢想破滅白費一場，後者是中國傳統文化裡最深切的悲哀。落葉不能歸根，又該何去何從。
3
前面四篇的主人公都是紐約客，後面兩篇可稱紐約人。
白先勇寫了一個在今天看來依然敏感的話題「同性戀與艾滋病」。
這個曾公開表明自己是同性戀的作家，寫了兩個溫暖的悲劇。
同性戀是一個不被社會主流接納的邊緣群體，因為被排斥所以孤獨，因為孤獨所以墮落，卻因為愛，在這座城市裡找到救贖和歸宿。
《Danny Boy》的主人公雲哥原本是臺灣的一名英語老師，因為身為同性戀的事情暴露，不得已遠走異國。
在紐約感染艾滋病後自殺未遂，加入了一個名為“香提之家”艾滋病患者互助組織，輕症患者照顧重症病人。
在這裡當志願者的期間，雲哥終於找到了平靜，坦然面對生死。
《Tea for Two》則描寫了一個同性戀聚集的酒吧，這裡來來往往的人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膚色和文化背景，只因為相愛出雙入對。
這個“歡樂國”因為艾滋的席捲毀於一旦，酒吧老闆手挽著手走上天堂。
這兩則故事固然是悲劇，卻與其他四篇有本質上的不同：東西方文化不再是對立，而是交融，相愛的人跨過種族的隔閡彼此陪伴，真真正正在紐約有了一個家。
或者，我們可以期盼，同性戀與非同性戀不再對立的那一天。
4
六篇文章，各自是獨立的故事，又串起一條時代的脈絡，從對立著試探，到以一顆包容的心接受，雖然還留有許多的不完滿，但終究，漂泊的心找到了歸處。
行走在哪裡，都是歸人不是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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