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上海和廣州等沿海城市開埠通商，吸引著各方畫家雲集。他們最先接受維新思想和外來文化，對傳統中國畫進行大膽的改革和創新，作品體現時代生活氣息，融合外來藝術技法因素，在“正統派”外別樹旗幟，形成“海上畫派”和“嶺南畫派”。代表畫家有“清末海派四傑”：虛谷、任伯年、吳昌碩和蒲華。海派以及嶺南畫派都是最具代表的國畫革新派。
一海上畫派
“海派”又稱“海上畫派、或“滬派”中國畫流派之一。一般指的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1843年），至廿世紀初期（1927年）時，一群畫家活躍於上海地區，並從事繪畫創作的結果與風尚。上海自鴉片戰爭後被闢為商埠，成為東南文化經濟的又一中心。各地畫人紛紛流寓上海，使上海成為繪畫創作和經銷的主要地區，故有“海派”之稱，他們思想活躍，創作自由，個性鮮明，注重品學，善於吸收民間和外來藝術的優點，以體貌紛華、清新活潑的畫風稱雄一方。
趙之謙 花卉四通屏
海派畫家的領袖人物有趙之謙、虛谷、任頤、吳昌碩和蒲華等等，據《海上墨林)）記載，畫家多達七百餘人。
嶺南畫派
“嶺南畫派”是指辛亥革命前後創立於廣東地區的新興中國畫流派，簡稱“嶺南派”，廣東地處五嶺之南，經濟發達，與海外聯繫頻繁，明、清以來畫家不下千人。明代著名畫家林良，擅長水墨寫意花鳥畫，筆墨簡括勁挺，開嶺南一帶畫風。宗其法者有高儼、陳瑞等，後黎簡、李魁繼起，他們精堪的技藝和創新的精神對廣東繪畫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高劍父 花鳥通景屏
而嶺南派的正式出現與形成，卻起自居巢、居廉而完成於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著名畫家。他們在運用中國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引入日本南畫和西洋技法，創立了色彩豔麗、水墨淋滴、暈染勻淨的現代嶺南畫派新風格。
楊善深 松雀圖
三、近代中國書畫商業化
嶺南畫派與海派，都誕生在近代中國商業化的城市，而且與誕生時期的商業活動頻繁有關係，這就必須談到廣州與上海之間的城市地位互相消長的問題。
廣州作為清代很長時期一口通商的唯一外貿口岸，其金融中心與經濟地位，一直不可替代。中國在清代初年，在世界貿易的地位相當於今日的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與中國做生意乃是歐洲很多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因此廣州在乾隆到道光初期，出現大量的富商和依附於外貿產業的商人，外貿鏈條也養活了大量的中產與下層市民。與此同時，還包括廣州周邊的佛山，順德，南海一帶也加入到這個鏈條的生產與城市配套之中來，所以廣州的原始積累時期很長且在歐洲人的心目中，是唯一他們認識的中國大城市，十八世紀英國人用“The Great City”（偉大之城）來形容廣州，是很能代表歐洲人的觀感。
從鴉片戰爭之後，由於開放五口通商，廣州慢慢失去它獨有的有利地位，廣州的地理位置雖然靠近南洋，卻因為這裡遠離重要城市北京，甚至離中國當時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也有很大距離，所以歐洲商人在其他城市相繼開放之後，便將目光投向北方。這時候剛好上海的開埠應運而生，十九世紀中期開始，上海如同成長迅速的弟弟，一下走到兄長廣州的面前，並且以驕人的壯大速度位居全國城市之首，取代廣州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城市。
清 趙之謙 節花延年圖
“海上畫派”的興起，與平定太平軍戰亂之後，上海的經濟復甦有關，江浙一帶原本就是文化淵藪，江南文人移居上海，造成了這裡文化一度極盛，以趙之謙，任熊，任伯年等為首的“前海派”就在這樣條件下誕生，這時期一個重要的環境因素就是上海能為畫家提供成名和賣畫的經濟保證。
任伯年作品
謝公展作品
畫家的成名，在古代與近代頗有不同方式，在此時期，“海派”畫家的揚名，除了朋友圈之間的互相吹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當時上海有各種近代報刊，報紙上除了新聞娛樂消息外，還有各種文化資訊，其中就有書畫介紹一種。目前所見，宣統三年以前的上海報紙，經常刊載書畫家活動和潤例的，如最有名的《申報》，從光緒初年開始就一直刊登各種書畫家潤例，還有光緒末年的《時報》、《新聞報》、《笑林報》等等，都開闢有專欄，供書畫家刊登作品和廣告，這種揚名的方式，比過去書畫家僅靠師友間互相吹捧要快捷和廣泛得多，無疑更加受藝術家的歡迎。
廣州原本是近代報刊業最早開創的地方，這裡產生過中國最早的報紙，但廣州的媒體，刊登書畫潤例時間比上海要晚，我們所見比較早的廣東媒體如《時事畫報》，由高劍父和潘達微等創辦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比《申報》刊載書畫潤例的同治十三年（1874）晚了整三十年，而這三十年間，上海由畫家自己推銷的模式，到發展成由中介，即箋扇莊等店鋪承辦書畫訂製作品的銷售模式已經發展得很完備了。
由上述史實，我們不難理解到下面發生的一些嶺南畫家北飄的心理因素。
“嶺南畫派”早期倡導者之所以選擇上海作為長期居住與藝術創作地，其原因正如第一節所言，當時的上海，其經濟地位在中國各城市之上，又是中國最具有現代化城市的模範，高劍父與高奇峰的日本教育背景，使他們對與日本大城市很接近的上海更有共鳴，並且這裡可以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讓他們從事各自藝術的推廣。
陳樹人作品
其實選擇在上海發展的並不止二高一陳，連他們的第二代傳人，也經常選擇上海作為發展地，如高奇峰的得意女弟子，南海熊氏璧雙、耀雙、佩雙三姐妹於1936年在大新公司四樓西部舉行畫展，熊氏三姐妹出身富家，都畢業於香港大學，師從高奇峰。這次展覽由教育部派往歐美考察教育，出國前特意在上海展覽一次，並且引得蔡元培先生到場致賀，並與熊氏三姐妹合影留念。（《申報》1936年10月15日報道）可見在老師的影響下，“嶺南畫派”第二代仍有濃厚的上海情結。
“嶺南畫派”與“海派”的相同之處，論者已經多有闡述，例如兩者作品中的生活趣味相同，這與彼此之間要適應市民審美有關，又如兩者之間都受到外來元素，尤其是日本美術影響，也是很多論者關注的重點。
筆者認為，“嶺南畫派”之所以異於“海派”，最重要的一點，是“嶺南畫派”至今為止，仍然是一個門戶之見濃厚的流派，不管其倡導者是如何地以“革命”藝術家自居，這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
黎雄才 長征第一山
“嶺南畫派”這個詞，在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一生之中都沒有被提起過，他們自稱“折衷派”，到了上世紀50年代末，才由關山月等提倡稱為“嶺南畫派”，“嶺南畫派”的一個重要特點，不是講藝術共性，而是像禪宗和尚那樣見面先問“宗風嗣阿誰”，所以今日以“嶺南畫派”畫家自居者，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即屬於二高一陳的學生或徒子徒孫教授出來的，筆者姑且稱為嫡系，又或者是以描摹嶺南畫家風格為擅長的，筆者姑且稱為私淑系。兩者之中，前者因為有血緣的關係，地位比較高，並且也走出了不少成功的畫家，中青年一代，如旅居加拿大的何百里，至今活躍廣東畫壇的李勁坤等，因為他們的血緣比較親，所以也容易在得到認同之後，逐漸形成自己風格。反而私淑系的畫家，由於僅以描摹嶺南派作品為能事，受他人影響過重，極少出現有影響作品。
反觀“海派”，由於其風格並不定於一尊，所以“海派”概念更加廣泛，從藝術上講，很難概括其面貌的多元性，“海派”畫家中有固守傳統的，如吳湖帆、黃賓虹，也有入古出新，如程璋等，這種多面性複雜性是“嶺南畫派”所不具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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