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看，在两个方面与抗击非典时大有不同。一是经历武汉市最初的混乱后，高层的反应极为迅速，且采取的措施果断、有效，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大加赞扬。据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我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不但有效，而且是可以复制的。这说明中国不仅通过自己的付出为全世界争取了战胜疫情的时间，也为人类提供了抗击方法上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抗疫经验，中国制造”。
另据报道，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开始，中医就加入了抗疫的队伍中，这是第二个不同。在当年抗击非典时，中医界反复争取，最后只获得了有限的参与。1月23日公布的第一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中，就非常强调中医药的作用；此后每一版，中医药施治策略都在不断更新，整体治疗方案中始终强调“加强中西医结合，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促进医疗救治取得良好效果”。
中医在抗疫中的参与和作用，看似一个策略问题，根本却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疫情，都是病毒引发的。在西医看来，是那个微小的生物造成人体感染。只有杀死这个生物，才能治愈病人。也就是说，西医治疗所针对的是病毒。
第五版中医诊疗方案认为，新冠肺炎病机特点为“湿、热、毒、瘀”，各地应当根据病情、当地气候特点及病人体质等，参照方案进行辨证诊治。根据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演变过程，中医将其分为初期（寒湿郁肺）、中期（疫毒闭肺）、重症期（内闭外脱）、恢复期（脾肺气虚），并推荐了相应的处方和中成药。
在中医的眼里，并没有病毒的概念。就中医诊疗方法看，也没有发展出找到病毒的方法。人们怀疑中医、不信任中医，正是因为将中医放在西医的语境中加以审视。殊不知，这里透出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的矛盾。
通俗地讲，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哲学“见大不见小”，善于把微小的事物放在大背景下去思考。西方哲学“见小不见大”，善于将宇宙分割成微小的单元加以考察。
二是中国哲学“见我亦见物”，善于在人与自然之间达成和谐，并在和谐中求得问题的解决，而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西方哲学或者见我，或者见物，但是不可能同时看见物与我。在西方人看来，敌对的一方是激励斗志的法宝，消灭对手是永恒的主题。而且敌人并不一定真实地存在。就像唐吉诃德一样，巨人可能仅仅存在于虚幻之中。
医学很好地映射出不同文化的哲学底色，至少在中医和西医的对比中能够清楚地看到不同哲学的差异。例如中医治愈新冠肺炎不是靠杀死病毒，而是着力于调整人体机能，增强免疫力，从而达到治愈的效果。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和谐。
在面对疫情时，中国和西方的态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在做出抗疫决策时，西方总是把“自由”、“人权”放在首位，而我们强调生命权是第一位的。说白了，西方习惯性地将人的生命和基于生命的权利对立起来。而我们总是实事求是地认为，只有首先保护好生命，才可能享有基于生命的权利。
这本来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选择，却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变得非常复杂。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喜欢拿人权的武器来攻击别人。现在因为要保证这武器的正确性，他们也不得不承受这武器的攻击了。不知道当西方民众即将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丧生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殉道者而感动无比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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