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中記載，管仲年輕時就與鮑叔牙一起做生意，等他執政為相後，也繼續鼓勵工商業發展。為確保財政收入，管仲新設了九個經濟管理部門，齊國國庫日益充盈。
統治階層通常會對人口、房屋、家畜等可以實見的有形物品徵稅，但是管仲匯獨出心裁、管仲說:“民予則喜，奪則怒······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他不主張直接納稅，而是選擇了“寓稅於價”的間接納稅方法。在課稅問題上，他堅持既要保證社會上層的財富增長，同時又要保證下層百姓的民心穩定。根據土地肥瘠程度不同實施“相地而衰徵”的稅收政策，肥沃的土地稅金減免三成，非常貧瘠的土地則不徵稅。
不得不說，這是個大手筆。
管仲總是想方設法吸引商人，讓他們互通有無。為此，他每隔三十里設立一個接待商人的客棧，規定擁有駟馬車的商人吃飯免費；有十二匹馬所駕三輛車的商人額外供應牲口飼料；有二十匹馬所駕五輛車的商人配給五個服務人員。就這樣，天下各國的商人像流水一樣聚集到齊國。這種超越時代的“招商策略”令現代人也感到汗顏吧。後代的記錄雖不能一味盲信，但明代的謝肇制的著作《五雜俎》中記錄“管仲之治齊，為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清代紀曉嵐的著作《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娼族祀管仲，以女閭七百也”。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們認為，管仲是將個別妓女的行為擴大為"公娼”並將其制度化的歷史性人物。雖非本意，但管仲也因此被奉為"青樓始祖”。
管仲主張。“市立則富”通過向百姓提供剩餘產品的銷售渠道提高百姓的收入。而且他鼓勵消費，認為勤儉節約不是萬能的，尋求經濟發展需要消費。他認為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會有商人，只要有消費就會有商業行為。管仲主張“下滲經濟學”即富裕的人多花錢，貧窮的人才能獲得更多的工作崗位，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治國安邦必須從經濟入手。
事實上，每當遇到凶年饑荒，管仲都會大修宮闕、擴建官宅，以此來增加老百姓的工作機會。相當於在2700年前，他就已經提出了凱恩斯式的應對經濟衰退的方法。
但管仲的這種"下滲經濟學"思想是中國歷史上非主流中的非主流。特別是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思想以後更是如此。一方面是出於對商業發展會動搖農業的經濟基礎的恐懼；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統治階層的意圖，他們不希望商人壯大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
因此，漢代以後"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晁錯《論貴粟疏》這種重農抑商的思想主張開始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整個社會看待商人的視角、對增長社會財富方式的看法、對社會財富分配是否公平的意見，不管是在春秋戰國還是在現代，基本沒什麼大的變化。歷史就這樣反覆上演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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