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是陕西作家陈忠实倾注毕生心血的一部巨著，是作者所谓“垫棺材”的作品。
陈忠实用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作为卷首语：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显示了作者极大的雄心，他要通过白鹿原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写出一个民族壮阔的历史和其中蕴藏的民族精神。
《白鹿原》通过白鹿两家的恩怨情仇和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政治事件，以工笔画一般详尽的笔触，反映了百年来中国的政治风云和社会变迁。
这样一部大作所呈现的文化含量，是极其丰富饱满的。简单例举一下，比如通过白鹿两家的发迹史以及两家先祖留下的家训，通过两家百年数代人的相争相扶，意图完成民族或家族文化之的寻根之旅；比如通过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改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意图梳理中国近现代史的脉络，以期对这段历史进行重新思考；比如通过田小娥悲剧的命运，并借田小娥鬼魂之口，对封建礼教进行血泪的抗诉。在出色完成这些宏大主题的同时，向读者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三秦大地的历史风俗画卷，真正写出了陕西这方热土和生活在上面的人民的秘史，进而出色地完成了书写我们民族秘史的任务。
这么丰富的内容，不是一两句话和一两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因此，此文先不讨论上述问题，而是先谈一谈笔者更感兴趣的一点：陈忠实通过《白鹿原》中人物塑造而完成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思考。介于小说中人物身上具有的文化特征，基本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所以这里说的传统文化，亦主要指儒家文化。
《白鹿原》故事发生在中国历史急剧变革之机，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剧变进而重塑的时期。从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的身上，我们看到新文化的希望。而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黑娃五人，则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典型，他们分别代表儒家文化中的不同人格类型；他们的命运，暗示着儒家文化在历史变革中的命运。通过对这五个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和儒家文化命运的关切。
朱先生代表儒家文化“圣人”的境界。
朱先生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得中头名举人，深得陕西巡抚器重，正是青云直上之时，却激流勇退，自甘清贫，住进白鹿书院做一个先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朱先生身上具备儒家所赞美和追求的一切美德。纵观朱先生一生所做的几件大事，他禁鸦片公正无私，果决干练；他赈灾民清正廉明，刚直不阿；他只身劝退方巡抚二十万清军，局势洞明，有勇有谋；他投身抗战，振奋人心，可歌可泣。这些事迹无不体现出一位真正儒者的责任与担当。犹其可贵的是朱先生身上超脱于封建礼教的开明与包容。这是他作为一位圣者与旧时代俗儒的区别之处。他超脱于政治派别之外，不管是革命的张总督，还是代表满清旧势力的方巡抚；不管是姓国的鹿兆海、白孝文，还是姓共的鹿兆鹏、白灵，闹过农协、当过土匪的黑娃。他不关心谁胜谁负，他只问是非，只问黎民，谁真正爱国，谁爱护百姓，谁学为好人，他就认可谁；谁只为私利，谁涂炭生灵，他就不给谁好脸。
这样的一位儒之圣者，在陈忠实的笔下并不是一个古板严肃的形象，而是生气勃勃，有血有肉的人。他严厉而慈祥，传统而开明，敦厚而豁达。在政客眼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书呆子；在妻弟白嘉轩眼中，他是一位精神导师；在乡人眼中，他是能未卜先知的神人。
朱先生读书，不为求取功名，不为荣华富贵，而是真正虔心追求圣人之道，用行动践行关中学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
做为一代大儒，更可贵的是他深藏身与名，委身穷乡僻壤之地，专意培养人才，教化乡民，编撰县志。
陈忠实笔下，这位朱先生，栩栩如生地活在读者眼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白嘉轩代表儒文化中的“君子”。
白嘉轩正直、仁义、刚强、勤奋，富有责任感，勇于担当，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朱先生是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精神导师；白嘉轩就是传统社会的基石，是朱先生儒家精神的实践者和卫道者。
白嘉轩读过五年私塾，接受过传统教育，但文化不算高，但他严格按照儒家的理念立身、治家，治族，教子。门楼上“耕读传家”的玉石匾额和“学为好人”的座右铭即代表他的立身做人的准则。
他对长工鹿三一家照顾有加，从不把鹿三当外人，每次分配粮食都要给鹿三多加一斗。遇上旱荒田里没活了，很多东家都把长工辞了，他却不放鹿三回家，说“三哥是我们家里一口人”。儿子孝武孝义跟鹿三走几百里路进山背回粮食，他却让孝武孝义把自己背的粮食全部送到鹿三家，支援他们扛过饥荒。黑娃到了入学的年纪，他把黑娃的笔墨纸砚全部备齐，让他和孝文孝武一起入学。他和鹿三的交情不是东家和长工的交情，而是情同兄弟，生死与共。
白嘉轩是白鹿两家的族长。他在族人中的威望并不仅仅源于家族势力的传承，更多还因为他的正直责任与担当。他行得正坐得正，光明磊落，所以腰杆挺得直，“永远一幅凛然正经八百的神情，鼓出的眼泡皮儿总是使人联想到庙里的神像”（黑娃语）。走在村巷，他的威严使坐在门外喂奶的女人都赶紧拉下衣襟回到屋内。
白嘉轩就是这样一个正义凛然不怒自威的人物。做为族长，教导族人，治理族务是他的责任。这种以族务为己任的精神，其实和中国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他带领族人修复祠堂，以聚拢人心。他创办学堂，让孩子们接受教育。闹白狼时，带领族人修筑护村围墙，按排族人轮班巡逻。对赌博和吸食鸦片的族人，他施以严厉惩罚，刹住歪风。自己的儿子犯了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甚至更加严厉。白鹿原大旱时，已被土匪打折腰的白嘉轩扮西海黑乌稍求雨，手抓烧红的铁铧犁，用烧得红亮亮的钢钎儿，从左腮穿到右腮。更了不起的是，面对政府胡乱征收税赋，他发鸡毛传贴发动整个白鹿原的农民起来抗税，在鹿三等人被抓后又自己带着麻绳上县里自首，自认是起事人，要求换回鹿三等人。这样的壮举，大约只有在武侠小说里才有，这样的白嘉轩，堪称义士。
当然，白嘉轩身上也会有私心，也好面子，有时也会玩心眼，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人。他可能离儒家定义的完美君子还有差距，但作为现实社会里一个活生生的人，白嘉轩当得起“君子”的称号。
中国的基层社会，就是以这样的宗法制度而维持、稳定了数千年。而正是白嘉轩这样的基层能人，和朱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起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脊梁。
鹿子霖是孔子所批判的“乡愿”。
在白鹿村，鹿子霖是唯一能和白嘉轩抗衡的人。鹿子霖也是白鹿原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六世富户，世代读书。他无论从家世、经济实力和个人能力都和白嘉轩旗鼓相当。族里的大小事务，白嘉轩都要先和他商量，他也一概支持配合，出钱出力，而且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也赢得很好的名声，后来又当上白鹿村乡约，风头甚至一度盖过族长白嘉轩。
他唯一不能和白嘉轩相提并论的是人格，是为人。
他虽然也和白嘉轩一起做了不少善事、实事，一起为白鹿村挣得“仁义白鹿村”称号。不过他所做所为，只不过为了和白嘉轩一争长短，只为赢得一个“仁义”的好名声。他骨子里是一个自私、狭隘、好色、毫无是非观念的人。
随着故事推进，陈忠实一步步向我们揭开这个伪君子的面纱。代表新政府的田福贤来了，他为田福贤服务。乌鸦军来了，他为乌鸦军跑腿。黑娃田小娥农运失败被清算时，他趁人之危诱奸田小娥。因忌恨白嘉轩设谋让田小娥引诱白孝文，导致白孝文的堕落。更有和田福贤同流合污贪污民脂民膏，酒后乱性调戏守活寡的儿媳恶劣行径。最后我们才发现，原来他在白鹿原还有无数相好，生下几十个私生子。在国共内战兵荒马乱之时，他忙着寻找私生子认干儿，还感叹“可惜不能戳破一个‘干’字”。
到这里，一个活生生的伪君子形象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
白嘉轩和鹿子霖，就像太极的阴阳两极，相生相克，缺一不可。这世道，哪里有白嘉轩，哪里就有鹿子霖。
白孝文是儒家文化的叛逆者。
白孝文白幼受到父亲白嘉轩的严格管教，被当作下任族长来培养，又接受了徐先生和朱先生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在接管族务时表现优异，可谓儒家文化根正苗红的接班人。
可是白孝文最终败在一个“欲”字。孔子说“食色性也”。孔子不否认也不排斥人的欲望，只是要求适当控制欲望而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白孝文早年，在长辈的教导下可以说算得上谦谦君子。在田小娥引诱她时，虽然欲望缠身，但还是走不出堕落的第一步，干不了坏事。直到父亲严厉地惩罚了他，把他逐出家门之后，他才第一次真正干成了“坏事”。干成了“坏事”，他和田小娥说了一句话：“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
“不要脸了”，就是与他坚守正统的家族，与他自幼接受的儒家文化、封建礼教彻底决裂。“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就是完全把欲望的潘多拉盒子打开了。
从此，白孝文彻底堕落，抛弃家庭和田小娥姘居，抽大烟卖地卖房，饥荒时出去讨饭，厚颜无耻甘愿给施饭的人家当“败家子的师傅”。
如果白孝文在饥荒年里饿死在田头，他就失去陈忠实赋于他这个形象的深刻意义，所以作者让他绝处逢生，进县保安团当了一名书手，并逐渐展露才华晋升为保安团的营长。最后摇身一变成为浪子回头的典型，终于得到父亲的宽恕重新回归家族位列门墙。然而白嘉轩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重新做人并功成名就的长子早已不是曾经的那个白孝文，从他在祠堂用剌刺抽打他那一刻，他就早已不是曾经的那个谦谦君子白孝文了。然后，经历过堕落，经历过屈辱，经历过生死，重新崛起的他已经蜕变为一个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人。
崛起的白孝文成为儒文化的叛逆，站在了老师朱先生和父亲白嘉轩的对立面。或者说，他接受了儒家的教育，最后变成一个法家。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孔子的后学，怎样一步步演变，最后到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成了法家的理论家与实践家。
黑娃是儒家文化的归化者。
孔子提倡有教无类。所有人，无论种族，无论贵贱，无论贵贱，无论长幼，皆可接受教化，都可以被接纳，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
黑娃身为长工鹿三的儿子，出身贫寒。白嘉轩资助他上学，对他如自家孩子一般，他也知道白嘉轩待他好，但还是压抑不住内心深处对白嘉轩的反感。这是一个生于底层而又顽强倔犟，生命力异常强大的人对主流社会的一种天然的反抗精神。所以他才会觉得“嘉轩叔的腰杆挺得太直了”。确实，白嘉轩高大挺直的身躯不仅显示着他的刚正不阿，对一些渺小的底层人物来说，这也预示着一种威严和压迫。
黑娃不愿给白家扛活而要出去闯一闯，就是他下意识的反抗。他带田小娥回家，被白嘉轩拒绝进入祠堂拜祖，被父亲鹿三逐出家门时，他并没有走上反抗的道路，也不知道如何反抗这个社会，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过上普通人的好日子。
这一切，在鹿兆鹏回到白鹿原后发生了改变。黑娃和鹿兆鹏火烧乌鸦军的白鹿仓，进城受训回来后成立农协，掀起“风搅雪”，彻底走上了反抗旧社会的道路。
由于当时共产党实力尚弱，革命受阻，黑娃在运动失败，习旅覆灭后被迫落草为寇，后接受白孝文劝告带着弟兄们接受保安团收编，当上保安团营长。
招安后的黑娃彻底洗心革面，取了一个知书达理的太太，每日苦读圣贤书，拜朱先生为师虔心求学，连朱先去都赞他：“没想到我最好的弟子原是个土匪！”
黑娃是继白孝文之后第二个浪子回头重新被白嘉轩接纳回祠堂祭祖的人；而且由朱先生亲自陪同，被白嘉轩以最高规格的迎宾仪式亲自到村口迎接。书中写道：“黑娃走进村巷，就抑止不住心潮起伏……及至走到祠堂门口，看见鞭炮炸响的硝烟中站立着白嘉轩佝偻的身躯，一支拐杖撑在身前。黑娃紧走几步扑通一声跪下了……白嘉轩把拐杖靠在门框上，双手扶起匍匐在膝下的黑娃。黑娃站起来时已满眼热泪：“黑娃知罪了！”
和白孝文回归不同，黑娃的回归真是真正接受了圣贤的教诲，发自内心地向白嘉轩承认过错。此时，他不光在外表上行为上成为一个儒雅的读书人，他灵魂深处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儒家君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娃回村，村人怀着浓厚的兴趣看他去不去他和田小娥住过的那孔窑洞。让他们不尽满足的是，黑娃没有去，他们只能推测黑娃肯定能瞅见崖头那座镇着小娥的六棱塔。
此时，作者没有交待黑娃的心理。黑娃也许已在心里承认他和小娥相爱爱确是有伤风化而把它强行遗忘，也许还挂念着小娥而把她深深藏在心底。我希望是后者，但我明白，其实更合理的是前者！
黑娃的改变，看似反差极大，其实不然。青年黑娃虽然叛逆，经历复杂，但他的本质却和儒家赞美的品德是一致的。黑娃本来就是一个正直、忠诚、勇敢、胸怀坦荡的人，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即便做了土匪，这些品质也丝毫不改，甚至更增添了一分义气。
黑娃的归化，顺理成章，符合他的本性。
然而，他对儒家传统的归化，在新文化的代表，革命者鹿兆鹏眼里却是向旧势力的归顺，他对此深表遗憾：“黑娃兄弟呀……你怎么能跑回原上跪倒在那个祠堂里？你呀你呀………”
这五个人物，代表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的不同典型。在社会急剧变革，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新制度取代旧制度之时，他们不管善恶都要接受新时代的洗礼，重新做出自己的选择，接受新命运。
小说的最后，朱先生死了。朱先生早早死去对他个人也许是幸事，整个生命浸润在传统文化里的他不用痛苦地去接受外界强加的改造。对儒家文化来说，也许是不幸，是绝响，所以白嘉轩绝望地悲叫：“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白嘉轩这个作者着墨最多，农村基层社会的基石，白鹿原中流柱般的核心人物，由于朱先生的点拨卖了部分田地，早早辞了长工，逃过被划为地主的命运，却沦为一个农村底层的边缘人物。带回女儿白灵死讯的革命同志找到他时，他正“在台阶上晒太阳像狗一样蜷弯着腰”。大约由于骄傲和固执，他成为作家（其实也是他的外孙）鹿鸣反映走集体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春风化雨》中顽固落后势力的典型。
鹿子霖最后由于儿子鹿兆鹏的关系，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坐了三年牢，在镇压黑娃、岳维山和田福贤的大会上，又被共产党抓去陪斗。几经折磨后彻底疯了，经常脱得一丝不挂满村乱跑，最后凄凉地死去。
白孝文在西安解放后在黑娃的协迫下起义，心狠手辣的他打死了请求解甲归田的张团长，并残忍地在他脸上补了一枪。因为这一枪，一同起义的二营长焦振国不敢与他共事，要了一张“起义证”回家务农。起义后，白孝文充分发挥他的政治手段，长䄂善舞，给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写了一封关于率领一营起义的致敬信，把起义的实际领导人黑娃和二营长焦振国排除在外，得到贺龙的电讯表彰，并刊登在《群众日报》。通过这样的手段，白孝文当上中共滋水县首任县长。半年后，他罗织罪名，逮捕副县长黑娃，并把他和囯民党干部岳维山田福贤一起镇压。
黑娃改邪归正，学为好人之后，在鹿兆鹏的策动下领导保安团起义。白孝文利用政冶手腕上当县长，黑娃只当了个副县长，然而豁达的黑娃不以为意，还在焦振国执意要走时认为他心眼太小。谁知半年后他居然成了白孝文的阶下囚，更让他屈辱的是他竟然和阶级敌人岳维山田福贤被押在一块镇压，同赴黄泉。
革命终于成功，世界变了颜色。陈忠实用心刻画的五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圣人死了，圣人最好的弟子死了，伪君子疯了又死了，君子成了顽固落后势力，这说明事实上儒家文化已经崩溃，以儒家文化为结构的社会框架也已经崩塌。只有儒家的叛逆，彻底变成法家的阴谋家如鱼得水，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这或许就是陈忠实眼里儒家文化的命运，也是他对这段历史的思考。
不过，我相信，小说结束，白孝文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鹿兆鹏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这些是作者故意隐去不写，或是作者还没有看到结局？
文革，朱先生的墓被掘，砖头上刻有六字：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砖头被砸为两片，中间又有一句：折腾到何日为止。
或者，作者已经给出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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