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鈴鐺年前返鄉時還是一片歲月靜好，誰知前腳剛到東北老家，疫情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起來。與疫情同時蔓延的，還有鈴鐺日益焦慮的心理狀態。
“我天天一有空就給家裡噴一次消毒水，剛才躺下時一下子覺得胸悶，哎呦......”鈴鐺的聲音裡滿是焦灼：“你說我是不是感染了？我也覺得我是太緊張了，可是控制不住自己。”
夜半致電我的鈴鐺已經於幾天前回到了天津，憂心難眠，和我道出了她的苦衷。
因為疫情的緣故，在老家那幾天，親戚走不成，在家待著也不安生，不斷的有親戚打電話來叮囑出門在外的鈴鐺注意防護。那幾天，鈴鐺天天盯著手機上的數據，止不住的念頭在腦中盤桓：雖然返鄉時疫情還沒公佈，但這一路保不齊遇到潛伏期的病人呢？這麼一想，轉天鈴鐺覺得就頭疼腦熱了。一試表，天吶，有37度。嚇的她又吃藥又查資料，轉天降溫才略放心。
她裝備嚴謹的回到天津，一邊自我隔離，一邊大搞家庭衛生。消毒水有空就噴，手時不時就洗，而臨睡前一陣突發的胸悶，把被窩裡的她又驚出一身冷汗。
我笑著讓她去陽臺開窗通風，做幾個深呼吸，說：“你這關門閉戶，一天N遍消毒水，不胸悶才怪。”
“哎，我是愛緊張”電話另一端，是鈴鐺悠悠的嘆息。
疫情之下，許多人都出現了和鈴鐺類似的過度消毒和疑病的情況。
他們戰戰兢兢，唯恐一不小心就中招。雖然不在中心疫區，少有接觸疑似病例的機會，依然無法控制的進行過度防範，否則就緊張不安，這是為什麼呢？讓我們淺析一下這種行為背後的心理機制。
最大的恐懼，莫過於失控與未知
疫情帶來的是一種失控體驗。
“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我們國家地廣人多，人們秉持各自習俗，有序生活。這次疫情波及之廣，幾乎在全國範圍內打破了人們的生活規律，全國人民在這段時間裡“被迫”整齊劃一，都不得不長時間的宅在家裡，這是大部分國人在生命生涯中從未有過的經歷。
一個個表面上彷彿被按下“暫停鍵”的城鄉，內在包裹的情緒卻“暗流奔湧”。看著手機上翻飛的確診和疑似人數，人們越發焦灼煩燥。曾經被抱怨的瑣碎日常雖一成不變，但卻穩定可預期，而隨著“停擺”時間的延長，未來變得模糊而不可預期。生活由可控變得失去控制 ，這是焦慮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對於這個新登場的冠狀病毒，人們也體驗到未知帶來的恐慌。這種恐慌感類似於看驚悚片時，在陰暗的場景，明滅的光影，攝人心魄的音樂渲染出的恐懼氛圍中不知何處就閃出一幀有衝擊性的畫面，激起觀眾的尖叫與寒顫。片中的角色往往小心翼翼，悽悽惶惶的防備著，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都處在隨時可以戰鬥或逃跑的緊張狀態。
這也是現今很多人面對病毒時的應激狀態。於人類而言，這次新冠病毒便如同光天下的鬼魅一般，它突然出現，我們對它還認識不清；它無色無形，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襲擊。無形與未知也讓人神經緊繃惶恐不安。
鈴鐺把溫度計放在床頭時常測量。“我不能去醫院，別回頭本來不是，去了醫院反而傳染上了”她憂心忡忡的說。這依然投射的是對未知的恐慌。
調整認知 管理焦慮
適當防疫是現階段每位公民責無旁貸的分內之職，而把預防搞到身心俱疲，驚恐不堪，不僅不利於身體健康，也會給心理狀態帶來負面影響。
面對壓力，有人泰然處之，有人坐立不安，這往往與個體本身的性格特質有關。
一．易受暗示者更焦慮
心理學上，“癔症”是一種“會傳染”的心理異常狀態。易感者往往自體不穩定，內心脆弱，人云亦云，女性與兒童居多。這部分人在相對封閉的壓力環境中更容易吸收焦慮情緒，並引發相應的軀體症狀。
比如幼兒園裡常見一個孩子哭泣，引得一群孩子嚎啕；也出現過在餐飲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個別孩子腹痛演變成全班腹瀉的情況，這都是癔症型焦慮在小範圍內傳播引發軀體症狀的例子。
鈴鐺一直以乖乖女自居，大事小事總要詢問家人的意見。疫情發展中吸收了過量負性信息，足不出戶又限制了可獲得的社會支持。結合其易受暗示缺乏主見的特點，出現過度消毒的焦慮行為及軀體反應也就不奇怪了。如果能在這一點上有所覺察，為自己增加一些支持渠道，比如多和朋友們溝通，減少一些被動接受負面信息的通道，把精力轉移到觀影追劇或發展愛好上來，焦慮都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緩解。
二，認知失調導致過度焦慮
認知行為療法認為，人的不良情緒並非來自負性事件本身，而是源自個體對負性事件的認知。拿本次疫情來說，人們的焦慮集中在日益嚴格的管制，交通限制，延期復學復工和依舊在增加的染病患者數據上，強力的管控似乎意味著病毒的頑強，從而越發焦慮。
但換一個角度思考：雖然疫情嚴重導致管控加強，而只有大力的管控才可以控制病毒蔓延，讓生活更快回歸有序。正如硬幣的兩面，管控也蘊含希望，而我們的堅持正是在擴大這份希望。
調整認知，合理評估風險和規劃生活，可以幫助我們渡過難捱的時光，重整河山待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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