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從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進入北京，至四月三十日倉促潰退，共歷時僅42天 。在這四十二天中，很多時人的筆記中都記載的是大順軍搶劫掠奪的暴行，事實情況真的如此嗎？究竟這四十二天裡，李自成和他的部將以及大順軍隊到底做了些什麼呢？今天我們就來翻一翻史書，討論一下。
李自成起義軍進入北京後，在這裡共佔領了四十二天。時間不長，但所做的事情卻很多，總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五件事。
第一，嚴明軍紀，穩定社會秩序。
很多人都認為李自成的大順軍進了北京城之後，就變得軍紀敗壞，四處搶掠，這是不客觀的。其實剛開始李自成進京的時候，大順軍的軍紀是相當嚴明的。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即使是深度仇恨農民軍的士大夫，在他們當時的筆記裡，也是認為李自成的大順軍初進京時，紀律肅然，不擾市民。比如當時的《甲申紀事》、《定思小紀》、《國榷》、《再生紀略》、《甲申核真略》等當時士大夫的筆記，就記載了不少關於大順軍"果爾肅然"，"不抄掠"，以及市民"大喜傳告，安堵如故"，"人情稍帖"的情況。這些士大夫當然不會為他們眼中的"流賊"李自成歌功頌德，所以這部分的記載應該是真實的。
說起紀律，李自成的大順軍從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就開始重視嚴明軍紀了，並且後來也一直堅持執行，隨著攻佔城鎮的増多，還增加了明確保護工商業、穩定市場的內容。
《再生紀略》中記載，起義軍自山西東渡、向北京方向進軍後，"一路不殺不劫以結人心，平買平賣，不許罷市"。及至進入北京，起義軍當天就"榜示開業，罷市者斬"，並揭榜宣佈:"大帥臨城，秋毫無犯，敢擾民財者，即磔之。"有兩個大順軍的軍士違反命令，"搶前門鋪中綢緞，即磔殺之，以手足釘於前門左柵欄上"示眾。
由此可見，大順軍在進城之初，紀律是相當好的，社會秩序非常安定。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即使軍紀再嚴明，也會有"約束未能遍"的情況發生。，那些離將領"耳目稍遠"者，往往"縱恣自若"。當時"兵士掠財淫掠"而被發現、遭到"梟首"處分者數量不少。但是到了晚上，"掠金銀、淫婦女"的違紀現象，仍然發生了許多。隨著時間的推移，軍紀就越來越差。
"初賊略不犯民，散居民家，唯收兵器火藥，取飲食，漸至淫掠箠斫，人情大擾"。
大順軍的軍紀迅速敗壞的情況，是發生在四月下旬山海關之役的失敗回城後。這個時期比之剛入城前的軍紀，是
"較前絕無紀律"。更有史書記載："竟夜零賊淫掠，賊不能禁也，大房無不搜者"。 這些記載或許有點誇張，但也反映出當時的軍紀確實已不能嚴格執行。此時時大順軍中的高層，已然是分為了兩派。一種是主張繼續維護軍紀，"出牌安民"。而另一些人則是主張對違紀現象加以寬容，比如說劉宗敏。當時牛金星、顧君恩等人對軍紀不嚴導致"人情大擾"的情況，已經有所警覺，所以專門提請劉宗敏注意。那劉宗敏的態度是什麼呢？劉宗敏的態度卻是不以為然，而且全然不放在心上。
"此時但畏軍變，不畏民變。軍者我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則不為我用。若民則我已制其肘腋，設有動搖，閉門分剿，不煩鳴金擊鼓，一時可盡。且軍興日費萬金，若不強取，安從給辦!＂
劉宗敏是大順軍中，李自成之下的二號人物，就連他都是這種態度，當時軍紀迅速敗壞就可想而知了。劉宗敏對於大順軍軍紀敗壞，無疑是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大順軍的紀律敗壞，想想也有著他的必然性。起初農民起義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吃飽飯，但是吃飽飯之後呢？原本的小農意識，使他們面對北京城內，幾乎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居民和大量的財富，可以任意掠奪居民，而實現個人發財的可能，於是破壞軍紀的情況便難免發生。
雖然李自成從大局出發，頒佈了嚴厲的禁令，而且對於違反軍紀者，也進行了嚴厲的處罰，但這些措施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它是無法杜絕違反軍紀，擾害居民的現象的發生。
大順軍所做出的惡行，也讓他們自己吃到了苦果。史書中記載，大順軍在撤離北京城的時候，就出現了大隊人馬撤離後，數千未及撤離者被"都人"搜斬的事情，這應該是和大順軍在北京城的後期大肆搶掠有著很大的關係。
第二，招撫近畿。
李自成進入北京後的第二件事，就是招撫近畿地區的明朝官員。這些地域，主要是由劉芳亮所率領的偏師由晉、豫、冀交界處向北挺進後攻取的。
李自成率領主力部隊攻下北京城的第二天，劉芳亮的這支偏軍，就已進抵保定城下。
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日，起義軍開始攻城。當地鄉紳，曾經擔任過光祿少卿的張羅彥、署府事同知邵宗元、太監方正化等人仗著保定城城堅牆厚，拒不投降，準備固守待援。
三月ニ十四日，大順軍順利將保定城攻克，方正化被造反的官軍殺死，張羅彥自殺，邵宗元被俘處死，而後大順軍留下部分人留守，其餘開進北京。至此，北京以南的近幾地區，基本上歸入起義軍的管轄之下。
李自成所率的主力部隊，在拿下北京後，也派人對近畿的一些州縣加以經營，其使用的方式基本上是乘戰勝之餘威，加以招撫。典型的例子就是對通州和天津的招撫。這個時候李自成威名遠震，基本上可以傳檄而定了，當地老百姓也非常歡迎李自成。
三月二十日，起義軍五六騎至通州，在城下大呼:"京師已下，不得堅守。"明廢弁魏廣勝與起義軍相識，負糧出迎，於是督餉侍郎黨崇雅"率諸將吏迎降，知州張經自縊死"。明天津兵備副使原毓宗，"母在京，賊厚遇其母以招之。毓親聞都城不守，遂奉表入都納款"。在原毓宗的安排下，天津城頭飄起黃色旗幟，大書"天祐民順"。居民的門上也寫上了"民順"字樣。
第三，派兵南下。
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派兵南下。大順軍攻佔北京之後，李自成就派出了部分軍隊南下擴大佔領區。
李自成進軍的目標，是佔領山東省，而後繼續南下江準地區。進軍山東，基本上是順利的，但是南下到江蘇北部後，卻遭了到明朝漕運總督、準揚巡撫路振飛等人的抵禦，沒能進一步深入。
李自成為了一舉平定，南方，所以當時攻下北京後，就立刻派了四路部隊南下，想著一舉拿下南方。
1.權將軍郭升，"率三千人犯濟南等府"，四月，到達濟寧府後往兗州，留下掌旅傅龍以千人守禦濟寧。
2.制將軍董學禮，他於四月六日奉命"以千人南至宿遷"，曾途經德州⑤、濟寧③，佔據宿遷後，曾與路振飛作戰。
3.制將軍白邦政、巡漕戶政府從事方允昌，他們"以兵二千索餉至淮上，見(明朝官軍)守禦甚嚴，退屯宿遷"。據記載，白邦政、方允昌到達濟寧時已是五月上旬。他們到達宿遷的時間應該更晚一點。
4.第四路被派出的將領，姓名失載。只是記載他是"制將軍"，曾經"以兵二千下登萊"。
上述被派出的這幾路將領所率部隊，數量都不是太大，這是因為此時的大順軍所佔領的地區，驟然增大，兵力過於分散，無法集中。而且這些部隊基本上還都是屬於各自為戰，不相統屬。
按道理說，這樣的部隊戰鬥力應該是有限的很了，但是，他們卻一路勢如破竹，攻城掠地，擴大了很大一片地盤。
為什麼會這樣？那是因為當時明朝的勢力在已然處於土崩瓦解的狀態之中，因此，這幾支力量不大的軍隊卻能夠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它們的進軍，使得李自成起義軍所控制的範圍，除了原有的湖廣北部、河南、山西、北直隸及西北地區之外，又增加了幾乎山東一省和今江蘇北部地區。這一成績也說明李自成起義軍的派兵南下決策，極為正確。
第四，組建百官，準備登基。
李自成起義軍進入北京後，在百官和儀制方面又作了進一步充實，主要規定和頒佈了有關儀制、籌備登極大典以及充實各級官吏等內容。
在儀制方面，規定了官員的服裝、帽子的制式的規格。這看似小事，其實它涉及的是封建士大夫階層所一直認為的大事—"名分"。從這件事情上就足以說明，此時的李自成，已經以封建皇帝自居了。
"大僚加雉羽於冠，服方領"，自認"以水德王，衣服尚藍"，官吏"品級以云為等，一品一雲，九品彷之"。又規定"凡文官俱受權將軍節制，行跪禮"。李自成還頒佈了他本人及其先祖的名諱，其"自、印、務、明、光、安、定、成等字，悉避"。當時曾刊印《永昌儀注》一卷，其有關儀制皆詳載其中。
李自成在進入北京前，還沒有登極稱帝，在進入北京之後，就花費了不少時間，籌備正式登極的典禮。為了讓此次登基大典更加符合封建王朝的禮制要求，李自成更是和明朝的降官，在一起探討過登極的有關事宜，諸如為什麼
"郊天不葷酒、不近內、不刑"等問題。
李自成手下的有關官員，更是為此花費了許多心血。他們除了率領有關人員演習登極禮儀之外，還要根據皇帝登極，要經過臣下"勸進"這一慣例，從三月二十六日開始，組織人每逢"三、六、九日"，都要按照議程進行"勸進"。 但是因為要準備太多的事情，所以登極的日子一拖再拖，最初是定在三月二十九日，然後被改為四月初一日，後來又被改為四月初六日，又被改為四月十二日，最後被改為四月十五日。
但是李自成真正舉行登基典禮的日子，實際上已是四月二十九日。因為實在不能再拖了，這已是李自成在北京居住的倒數第二天。不是李自成不願意在北京城住，而是清兵不讓大順軍在北京消消停停的住了，八旗鐵騎已然臨近京幾，馬上就要兵臨城下了！
李自成的登極計劃為什麼會一改再改？主要是由於大順軍所面臨的事情過多，沒有充裕的時間進行籌備。到最後舉行典禮時，更是在一片石兵敗之後，哪裡還有什麼心情，所以也是搞得非常倉促。
李自成的大順軍已經兵敗，八旗鐵騎已是跟隨而來，那麼在這緊急的時刻，為什麼還要浪費寶貴的一天，來舉行登極大典呢？
說到底其實還是"名分"問題，這真是封建禮教害死人啊！在李自成看來，此次的登基大典，有一定的政治作用。登極大典舉行之後，就標誌著
"名分已定"，在當時的條件下，這對於提高大順軍的政治地位，擴大其政治影響，增強其政治號召力是有利的。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根據形勢的變化，決定撤離北京城，但在撤離的前夕，他卻堅持在北京把登極大典舉行完，雖因時間限制，只能草草從事，也在所不惜。這當是因為鑑於北京作為京城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只有在這裡舉行登極大典，才有較大的被人承認的可能性。
要建立朝廷，自然需要文武百官。武官李自成不缺，大順政權缺少的只是文官。這其實也好辦，因為有著無數的明朝降官在等著安排呢！
李自成從明朝的舊官吏中挑選能為他大順政權服務的人，不是顧慮太少了，而是顧慮太多了。當時北京的明朝"文武官僚約三千餘人"，除了其中極少數人自殺身亡，作了明朝的殉葬品之外，絕大多數最初不過是躲了了起來。他們"潛藏惟恐不深＂，這並不是這些人對明王朝的忠心，而是他們還摸不準李自成的態度，所以不敢貿然出頭。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下令，把明王朝的文武官員和國戚勳舊，全部召集起來，目的就是選擇其中可用的官員。
"國戚勳舊，文武官員都要俱於二十一日朝見，願為官者量才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有隱匿者，歇家鄰佑一併正法"。"自是，各官乃往往為人出首"。
三月二十日，各官紛紛找到大順軍中"投職名"。此後，起義軍便從他們當中挑選了一部分人，安排為起義軍政權的各級官吏。
關於這些出來任職官員的人數，各書記載有所不同，但大體相差不多。
《甲申紀事》中記載，三月二十三日"點用九十六人"，三月ニ十六日又選中了一些(未記具體數字)。陳濟生《再生紀略》記載，三月二十ー日選拔"九十二名＂，後"牛金星又送降官五十員到吏政府，限次日聽選"。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記載，三月二十六日"選升各官四品以下百餘人"。
由此可見，當時選用明朝官員的總人數，基本上也就一百人左右。這些被選用的官吏，原來在明朝的官銜品級，都沒有超過三品。
"凡三品以上者俱不與"。
除了這些官吏以外，大順軍也啟用了一些人當時尚在獄中的原明朝官吏，這時也有被放出授官者，他們的原有品級也都不高。
大順是李自成建立的新政權，新權新氣象，不能全用明朝投降的官啊，所以李自成也進行了一次科舉考試，選拔人才。
《甲申傳信錄》記載:四月初四日，牛金星等人考試舉人，題下:'天下歸仁焉"，"蒞中國而撫四夷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進考七十餘人，大率皆順天府人"。"初六日，榜取實授舉人五十名，量才授職"。
從上述這些李自成起義軍進京後，進行的建立政權的各項活動來看，李自成所建立的大順政權，已經完全顯示出了封建等級制和封建專制的色彩，那些封建王朝被李自成當成了自己建立政權的榜樣。即使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真的能夠建立，也不過是歷代王朝的一個翻版罷了。
第五，追贓助餉。
李自成在進京後所做的第五件事，就是被歷代所詬病的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追贓助餉。說起追贓助餉，其實李自成也有很多的苦衷。他所率領的起義軍，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底以後，就開始廣泛地宣傳"不當差、不納糧"之類的口號，但是他實際上並沒沒有廢除賦役的徵收。
僅舉一例就可證明。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剛剛佔領西安後，就規定"明年糧每石徵一兩三錢，今冬每石折草六十斤，輸長安"。
李自成雖然也徵糧，不過他所徵收的，要比明朝廷要輕的多，明廷每畝正稅加錢糧，再加上火耗，實際徵收額，已經達到"一錢三分至二錢餘"，而李自成起義軍在這裡"每地一畝派銀五分"，兩者相差就有數倍。
這樣一來，起義軍通過稅收所得的錢糧，數目就微乎其微了。然而不停頓的戰爭，無疑需要龐大的軍費。可以想像，單憑稅收，起義軍在財政上是滿足不了需要的。那麼，財政上的矛盾又能怎樣解決呢?分析史書記載，李自成解決財政問題的方法是：
1.軍隊屯田，如曾在南陽、襄陽地區搞過屯田。
2.接收明官府的庫存。
3.以"助餉"的名義向各級士紳徵收。
上述三條中，向各級士紳徵收一條是最重要的。這種活動，當時被稱為"追贓"，為什會出現大量的追贓現象呢？那是因為起義軍大多數是農民，他們認為那些大官的錢，來路不正，拿他們的錢理所當然。所以才會竭力擄掠那些明朝的官員，而且也確實掠奪出了很多的贓款。
"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衣冠所畜皆贓耳"。
"追贓助餉"的事，可不是在北京城裡才開始幹，而是早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的起義軍進入關中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巨室助餉"。比如渭南的鄉紳南氏，就曾被責"餉百六十萬"。
李自成進入北京後，這項活動繼續進行，而且還被搞得過分激烈。"追贓"是從崇禎十七年(164年)三月二十七日開始的，這一天距離李自成進京，也不過才八天而已。
"在京各官，不論用與不用"，"俱責輸納"，所派之數，大體是:"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翰林五萬至一萬有差，部曹數千"、"勳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後已"。
要說只是追這些貪官汙吏的贓，那可是大快人心。但是後來"各處搜求漸密，販鬻之家稍有貲產，則逮而夾之"。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無差別的追贓，就過分了，最後肯定會失去人心。
起義軍要追贓，這可不容易，誰會輕易將白花花的銀子搬出來？所以起義軍就開始了嚴刑拷問，"如雲不，即嚴拷"。當時起義軍中總負責此事的是劉宗敏和李過，劉宗敏為了便於行刑，共造了"夾棍五千副" 。行刑地點，或在劉宗敏的住處，或在其他監押處所，或在路邊。被行刑的人數，約佔總數的十分之三。
四月七日，李自成到劉宗敏家中，要他酌情釋放被關押追贓的人員。四月八日，大部分被關押者才得到釋放，不過繼續關押的還有"百十人中"之"一ニ"。
據統計，起義軍在京追贓所得銀子共"七千萬"兩，"其中得之勳戚者十之三，內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賈十之二＂。
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所搞的追贓助餉，如果說只是針對那些貪官汙吏和原來明朝的皇親國戚的話，那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後來卻把矛頭指向了平民中的商賈之家，那就必然不得人心。
李自成剛剛取得一定的勝利，還沒有完全站穩腳跟，就如此激烈地進行這一活動，不言而喻，是極不策略的，它使得當時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正在歸向起義軍的原明朝官吏，又基本上被推回到了起義軍的對立面，使起義軍陷於孤立。
另外，當時的"追贓"所得，並沒有像李自成宣傳的那樣，拿出一部分用於賑濟京城的貧民，這也不利於爭取老百姓的擁護。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沒能久佔，這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
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進行追贓活動時搞得過分激烈，表面上看，乃是由於執行政策時分寸掌握得不當，而從更深一層來分析，則是源於農民小私有者的狹隘和自私性。
李自成起義軍在北京所做的上述五件事，反映出了起義軍的侷限性，嚴重的問題也逐漸出現了。這些嚴重的問題使農民軍漸漸失去了廣泛的同情和擁護，原來的政治優勢開始喪失。這種狀況表明，李自成起義軍沒能經受住勝利的考驗，他所面對的將是凌厲的八旗鐵騎，而這場轟轟烈烈，推翻明王朝統治的農民起義，在經過高潮之後，也即將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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