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德川家康於1600年取得關原大戰決定性勝利從而建立幕府統治以後，經過上百年的休養生息，其間儘管所實行的諸如社會等級制度、參覲交代制度、人質制度等令人不齒，但到1700年，經濟與社會還是取得了飛快發展，尤其是城市經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城市人口激增，江戶甚至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這樣的成績讓同期的歐洲國家汗顏。
本來這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因為德川幕府所出臺的政策措施無不是以對社會各階層的控制為出發點的，畫地為牢，人為地給每一類人貼上標籤，不准他們越界交流互動，甚至通婚聯姻都受到嚴格限制，鑑於此，要想實現經濟的繁榮發展談何容易。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18世紀前的一百年間，德川幕府的確取得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而這又主要歸功於參覲交代制的實施，以及給予農村和農民很大自治權與自主空間，加上與周邊國家的貿易往來，從而成就了百年輝煌。
據記載，當時的城市化率達到了5%-6%，而同期的歐洲只有近2%；全國人口在百年間翻了一番，總數超過了3000萬，年增長率在0.4%-1%區間，高出當時英國人口增長率年均0.1%好幾個點。
既然城市化水平很高，這說明城市有這種消化能力，而帶動城市發展的因素為策應參覲交代制，藩與藩之間出現了大規模人口、貨幣、物產和各種服務的互動，尤其是米祿和交通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然而，18世紀以後，到19世紀50-60年代，以往的經濟繁榮景象和眾多的城市人口卻日漸衰敗和減少，不禁令人疑惑不解，而這正好給了西方列強以有機可乘，加上內部紛爭再起，幕府二百餘年統治在內外交困下終於畫上句號。那麼導致經濟衰敗和人口減少的原因是什麼？我們可以從自然、社會兩方面尋求解答。
接連不斷的自然災害致使農業嚴重歉收，由此引發連鎖反應
眾所周知，封建時代得以維繫的是農業，而民以食為先，糧食的基礎性地位和作用不容小覷。一旦發生自然災害，農業受到破壞，糧食產量銳減，勢必引起社會恐慌，由農村蔓延到城市。
進入18世紀，尤其是從1720年起，日本幾乎每兩年就會發生一次局部自然災害，其中1733年的"享保大饑荒"、1783年的"天明大饑荒"以及1833年的"天保大饑荒"為百年間最大的自然災害，對農業的打擊非常嚴重，造成農作物大面積減產，有的甚至顆粒無收，這就影響了城鄉居民的日常生活，導致餓死人、人食人現象屢見不鮮，更有甚者，為對付天災，不少農民竟然採取墮胎和殺嬰的方式，這就使得人口減少更加突出。以秋田藩為例：
"秋田藩在安永初年（1772年）人口約為41萬人，天明初年（1781年）減少至32萬人，1786年更下降為27萬人。到1816年，人口約增加了4.5萬人，上升至31.4萬餘人，但是與安永初年相比減少了約10萬人。秋田藩人口減少的原因除了天明大饑荒外，還有更大的原因是墮胎和殺嬰。"
之所以會造成長期不間斷的自然災害，除了蝗蟲侵襲、火山噴發及氣候反常等，還與亂砍濫伐森林不無關係。德川家康建立政權後，一改豐臣秀吉對外侵略的做法，致力於控制大名謀反，為此大興土木，要求各地大名為修造眾多宮室廟宇捐款捐物，這些宮室廟宇無不為木結構，可以想見有多少林木遭到砍伐。誠如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一書中所言，"1710年，日本三島（本州、四國、九州）及北海道南部森林幾乎砍伐殆盡，僅剩下陡峭險峻之地和當時技術很難運送下山的地方老齡木。"
森林是大自然的肺，大量林木消失，造成很多荒山禿嶺，這就改變了長久以來的氣候特徵，為自然災害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如同助紂為虐。
在饑荒面前，可供選擇的機會非常有限，不僅農村餓死人、人相食慘案接連不斷，城市亦受牽連，無法獨善其身，畢竟農村是城市的衣食父母，農民收不到糧食，城市居民即便有錢也無濟於事。據有關史料，城市災民屍體堆積如山，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本州島東部、東北部一帶因飢餓、疾病而死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以致於官府發令，居民可無需通過批准處理死者遺體。
城市米商與大名米祿是捆綁的，大名藩地遭遇災害，收成銳減，直接影響米商的稻米供應，沒有稻米，不僅米商難以為繼，城市居民也只有坐以待斃，而人是經濟繁榮的創造者，缺乏人力資源，一切都無從談起。
統治者舉債不還，導致城市商人資金鍊斷裂，商業日漸衰落
幕府時期，商業是維持城市繁榮的靈魂，而商人就是這靈魂的中樞機構。在以農業為主的德川時代，城市商人多以經營大米為主，他們的貨源主要來自大名的米祿。大名向米商供應稻米取得米款以支付江戶的武士和其他工作人員的俸祿，而後米商再將大米賣給城市居民，回籠資金。如此循環往復，維繫著城市的生存和發展。
然而進入幕府中後期，生活日漸腐化的大名和武士，他們的日常用度有增無減，完全超過了自身承受能力，作為幕府的最高統治者將軍，更是揮霍無度。
將軍和大名利用手中的威權，不斷向包括米商在內的商人借款度日，以維持其體面奢華的生活，這樣日積月累，商人借款越來越多，債臺高築的將軍和大名竟然不顧名節賴賬不還，致使很多商人走投無路而被迫破產。
商人沒有資金週轉，商業也就逐漸萎縮凋敝，失去商業的支撐，城市的繁榮發展也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商人整日以商業為活動中心，供應著城市日常生產生活所需，他們的資金鍊遭到統治階層權力切斷，這對於生活在城市的居民而言打擊是非常大的，生存受到影響，發展其他產業也就無能為力、了無興致。
農村得天獨厚，優勢盡顯，城市經濟缺乏競爭力，只好江河日下
在大阪西部，有一座叫岡山城的小藩堡，人口本來在2萬左右，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該藩堡的人口越來越少，之所以會造成這種情況，岡山城人在1789年做了這樣的描述：
"本城之商業正逐步衰落，不少小商人陷入困境。另一方面，來自各藩船隻仍陸續增加，不過它們卻是停靠在西大寺村等村落以進行貿易，為農村帶來繁榮。以前藩堡周圍地區的人都會前來購物，但現在卻相反，藩堡的人都到農村買東西。以前農村的店家會到藩堡尋找貨源，但現在城裡的店家反而派人到農村求取貨源……農民與商人的地位正逆轉過來，無怪乎不少城裡的人都變得窮苦 。"
農村是生產生活資料的來源地，有著自己的市場，靠近水源；勞動力具有豐富性和靈活性的特點，務農、"打工"兩不誤；再者幕府對農村的監管不會像對待城市那樣嚴格，這樣多種稅負、行會制約能躲則躲，能避則避。
基於這樣的優勢，一些農村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活力四射，經過整個十八世紀的磨礪，到十九世紀初已初具規模。
據史料記載，一個不起眼的小鎮，利用當地盛產棉花和蠶絲的有利條件，從1757年起陸續創辦小型棉紡廠和絲織廠，由於銷路好，產品供不應求，到1855年，該鎮規模在原來基礎上擴大了3倍，工廠用工人數正常維持在30-50人區間，遇到旺季還會突破百人關口。該鎮歷史文獻透露，"紡織商匯聚於此，僱傭婦女紡織謀生。附近地方人士亦蜂擁至此鎮，於此租房居住，有時遠租至周圍窮鄉僻壤的地方。"
紡織業屬於勞動和技術相對集中的產業，在由原料變成絲綢和棉布過程中，需要多道工序，因此中間商人不下12層，層層都有分工細密的生產者。由於絲綢、棉布為當時緊俏商品，有能力的家庭都在躍躍欲試，由此形成頗具地方特色的生產網絡，不僅吸引各地紡織商到此投資興業，還帶動地方富於勞動力就業，從而促進了小鎮興旺發達。
除了紡織業，其他特色產業也如雨後春筍，蓬蓬勃勃，在不同的村鎮興起。如生活必需品：醋、精油、清酒等，日常用品：漆器、陶瓷、紙張及紙製品等，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這些產業被譽為幕府時期農村"原始工業化"。
這些家庭工廠，其僱傭工人不限男女，工資結算方式多樣，根據工作方式，按年、按季或按月發放都有。農民在不誤農時的前提下，賺取額外收入，貼補家用，改善生活，日子過的倒也不錯。
這種農村勃興尤以本州島西南地區和九州島北部最為顯著，但本州島北部則明顯發展滯後。不過總體而言，農村新興製造業的良好發展勢頭的確給予了城市經濟以巨大沖擊，農村得天獨厚的發展環境是城市所不具備的，缺乏競爭力的城市面對農村製造業的崛起，只好甘拜下風，拱手讓出。
城市為大名和武士聚居地，他們都是貴族，有著特定的權力，為滿足自身榮華富貴的生活需要，不惜濫用權力，對城市商人巧取豪奪，實行行會管制，而處於"士農工商"最底層的商人，每每叫苦不迭，任其宰割，徒呼奈何；加之農業歉收，經濟不景氣，城市制造商要面臨原料、稅收、薪資諸多壓力，很難與農村新興製造商形成有力競爭，這就免不了淘汰出局的厄運。商業、工業為城市的活力源泉，兩大支柱行業在幕府中後期面臨極大生存考驗，自顧不暇，故而很難帶動、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則以往城市的繁榮景象只能成為歷史。
在農村，只要按期繳稅，幕府、藩政府通常很少介入村中事務，農村和農民的自治權與自主空間很大，這就給村鎮以有利發展機會，而農村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市場廣闊、條件優越，這是城市無法比擬的，在此情形下，各種新興產業異軍突起，產品豐富多樣，物美價廉，吸引不少城市居民到農村購物，難怪岡山城人表示"農民與商人的地位正逆轉過來，不少城裡的人都變得窮苦"。城裡人日子不好過，城市經濟自然好不到哪裡去。
結語
德川體制是以幕藩體系為主要特徵的封建制度，與其他國家封建王朝一樣，前期統治者都能以史為鑑，注重社會的休養生息，從而使得經濟和社會能夠取得良性發展，城市化水平很高，城市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進入18世紀，特別是1720年以後，城市經濟和人口每況愈下，在後來長達150年的時間裡一直未見起色，導致城市中下級武士和平民非常不滿，而這也是他們趁著19世紀50-60年代西方列強敲打日本國門，發動武裝倒幕的重要原因，經此一役，德川幕府搖搖欲墜，無奈走向滅亡。
不過幕府中後期城市經濟衰落和人口減少或停滯並非沒有緣由，首先，自然災害接二連三，對農業破壞不可估量，糧食收成大面積減少，百姓無以為食，災區農民餓死、墮胎、殺嬰現象不絕如縷，而農業是城市的衣食父母，農村收不到糧食，大名的米祿告吹，城市米商無米可賣，城市居民只好與農民一樣餓死，沒有人氣的城市，其經濟要想繁榮簡直天方夜譚；
其次，包括將軍在內的武士貴族集團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他們憑藉手中的權力，隨意向城市商人舉債，卻賴賬不還，導致商人資金短缺，無法經營。而商人和商業在城市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沒有商人和商業的維繫，城市經濟只能走下坡路；
最後，農村新興製造業蓬勃興起，就地取材，發展多種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用品，品種花色多樣，價格公平地道，其競爭力是城市制造商無法比擬的，很多城市居民不得不到農村店家購買需要的物品，這樣城裡人逐漸變窮，而農村相對要富裕的多，城市經濟在與農村競爭中相形見絀，衰落也就不可避免。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這本是用於學問上，其實用於國家治理也並非不可，如果德川后人始終以先人為榜樣，勤於治政，對產生的問題及時分析並給出解決方案，怎會落到被推翻的厄運？歷史是一面鏡子，後人千萬要以史為鑑，唯如此，方能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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