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正流行的《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第81页上赫然有一幅图片：这是一尊
隋代的汉白玉阿弥陀佛像，介绍中说它来自河北保定韩崔村崇光寺。佛像高5.78米，尺寸巨大，雕琢细致。佛像的左右原胁侍有两个较小的菩萨像，其中一尊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另一尊下落不明。
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尊古老华贵的佛像，竟然是中国政府于1935年—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之后捐赠的。这样的佛像国内都不多见，可以说珍贵无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理由是什么，所谓“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又是何物？
每当我们轻轻翻开尘封的历史，总忍不住发出声声叹息。这尊佛像正是当年积贫积弱的标记，诉说着八十多年前的落后和无穷遗憾。
（一）为了君王的婚姻纪念
1924 年，32岁的犹太裔英国人斐西瓦乐·大维德（Percival David，1892-1864）来到中国北京。他1892年出生在英国殖民地印度孟买，是一个富有银行家的儿子，他的父亲萨森·大维德是印度银行的创始者。
当时故宫博物院还没有正式成立，大维德在紫禁城中看到数不尽的皇家珍宝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他建议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从此他和中国，尤其和故宫、和瓷器结下了缘分。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捐款5073.05 元，用于景阳宫后院御书房的修缮和瓷器陈列柜购置，这里被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他参与了这个陈列馆相关陶瓷展品的遴选、展览设计以及说明标签的撰写。同年8月10日，大维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维德频频往返于中英之间。1934年，突发奇想的大维德发动英国东方陶瓷协会和皇家艺术学院，通过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希望在伦敦组织“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个提议的产生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首先，当时英国国力强盛，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国际性展览是彰显英国实力和开放性、满足英国国民自豪感的一种手段；
其次，1935年11月28日是英王和王后的银婚纪念大典。在这之前，中国国有艺术品从未以官方渠道正式送到国外展出，如果展会组织成功，恰可以用来作为祝贺的献礼。这是举行展会的直接原因。
再次，英国乃至西方国家的一些贵族、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兴趣，他们愿意交易和收藏瓷器和青铜器等中国文物，展会为他们提供了进行商业筹划的机会。
中国国民政府非常重视这个提议。以蔡元培为首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后指出，“道途遥远，运输困难，且免外间滋疑，而有表示请政府重加研究，不必参加者”，实际不赞同以故宫文物出国。但国民政府认为，1930年在伦敦举行“意大利艺术展”能够“使英、意过去之误会根本销除，两国由是亲善”，且“获利三万七千镑”（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王世杰提交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画近况报告》），以为通过“艺术品外交”能够改变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增进中英感情，重建、提高国际形象。1934年10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将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体的大量中国文物运往伦敦举行展览，一时舆论大哗。
1935年1月20日，北平各大报刊发表王力、林徽音、金岳霖、朱自清、李健吾、梁思成、张奚若等二十八位学者的联名公开信，提出批评意见：其一，王世杰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画近况报告》中，只说展览“目的在谋中国艺术品之国际欣赏,藉以表扬我国文化,增进中英感情”，实际上这是
庆祝英皇加冕二十五周年纪念的贺礼。其二，所有的国际展览会艺术品都会在运输过程中加以保险，公开信指出“1934年法国卢浮宫运往美国展览的惠斯莱之母亲肖像一幅，保险费一百余万美金，并有军警及便衣侦探随行保护”。而本次中国古代艺术展，英方竟然认为保险费太高，有类浪费，声称过去展览会极少意外之事件，要求中国选送的这些无价之宝不加保险，简直是“戏谈”，“来意不善”。其三，英方要求在英方遴选人员到达中国时，把故宫已装箱封存的古物“即行开箱，俾得从速选定”，这种要求非常荒谬，“故宫古物，为我国所有，选择之权，应属之我，岂有开箱倒箧，任人挑选，以自示无能耶。”其实，英国派来的五位遴选者中，居然有曾经大肆盗取中国文物的臭名昭著的伯希和（Paul Peliot，1878—1945），公开信质疑英国推荐伯希和来华，是否别有用心。学者们希望严定国宝范围，元朝以上的书画瓷器概以印刷品代替，不送宝物。选送展品由中国决定，“方为不失体度”。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盗经
此外，徐悲鸿痛骂说“中英艺展将国宝远送赴英，而不保险，诚心拆个大烂污者，盖无先例。” 陈寅恪、顾颉刚等四位清华大学教授 批评说，故宫珍宝久藏宫中，“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一睹而不可得，今英人一纸，遂允所请，厚人而薄己，所谓国宝者，亦不过政治家之一份寿礼而已，于国何有？”刘敦桢、钱稻孙、许地山等学者们不断发文反对国宝赴英，然而，这些呼吁最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蒙混过去了。对英方的种种不当甚至无理要求，当局竟照单全收。倾中国之力，贺英王之喜，荒谬否？
（二）“这是英国人的展览”
1935 年 4月 8 日至 5月 5 日，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遴选出的上千件文物在外滩23 号的中国银行（原德国总会康科迪亚俱乐部）举办预展，目的一是为提前了解展品在西方风格建筑中展览的效果，二是为满足本国国民的观展愿望。毕竟自九一八以来，故宫博物院的六万多件南迁文物就紧锁库房，想不到它们再次出现在本国国民面前，还是“沾了英王的光”。
上海预展的票价为每人 2元，四倍于当时的电影票价。仅开展当日就吸引了两千多参观者，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将每日参观人数限制在三千。预展一共28 天，参观总人数近6万。
德国总会外景
原则上说，这些展品的选择由中英双方共同确定，实际上英方遴选委员会才具有决定权。正如同徐悲鸿所嘲讽的，英方人员以收藏家与古董商为主。五个英方委员就有三个并非学者，分别是收藏家大维德、欧默福普洛斯和拉斐尔，另外两人分别是中国学者极为愤恨的伯希和和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负责人赫伯森。
英方的选择标准颇有“意思”：
首先，大约是出于“为王室贺”考虑，英方格外看重盖有乾隆、嘉庆御宝硃印的皇室收藏，缺乏乾隆题款、印章的作品则不屑一顾；对与历代皇帝、皇后相关的艺术品极其热心，选择了宋太祖像、宋太宗像、元帝像册、元后相册，以及清世祖、清高宗、清室亲王等皇室作品；
其次，这次展会由英国的东方陶瓷协会发起，遴选专家大维德是海外的中国瓷器收藏大家，他们认为英国人最了解和最喜爱的也是中国瓷器，因此倾向于选择瓷器而非中方专家希望的中国书画。最终在展会上展出的786件中国官方藏品中，瓷器占351件，接近一半。
再次，中方认为郎世宁是意大利人，和“中国艺术”没什么关系。但英方坚持挑选了郎世宁的山水和《瓶中富贵图》两幅画；
最后，国民政府曾说“凡只有一件之绝品不入选”，实际上李昭道《春山行旅图》、米芾《春山瑞松图》、宋徽宗《红蓼白鹅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都是孤品、易损品，却出现在出国名单中。但
英方还是对中方拒送孤品的要求极为不满，决定在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另寻珍品。实际展会展出的三千多件艺术品中，中国官方送出的大约只占1/4，居然成了“陪客”。
（三）百灵顿大屋的中国古代文化盛宴
上海预展结束后，1935 年 6月 7 日黎明，英国军舰萨福克号载着九十余箱展品从上海码头出发驶向英国，7月25日朴次茅斯港，第二天，中国国宝来到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在运输过程中，第36箱所装雄精天中瑞景山子被磕损出数个碎片，幸而其他文物尚完好。
大维德(右五）与中国随展组成员开箱点交文物
1935 年 11 月28 日，“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百灵顿大屋（Burlington House）举行，这一天正是英王和王后银婚纪念日。数日之后，英王乔治五世等人参观了展会，12月3日的北平《世界日报》有所报道：“今日午后英皇与后，偕其媳康特公爵夫人，至柏林敦厦中国艺展会作私人参观……扈从者尚有鲁意斯郡主、维多利亚郡主、赖姆赛夫人诸人，步绕各室历一时半之久，对展览诸品欣赏备至。”这大约是乔治五世公开参加的最后一批展览，两个月后的1936年1月20日，展会还没有结束，乔治五世就驾崩了。
这是二十世纪规模和影响最大、展品品质最高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展览会，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珍宝在海外的首次大型展出。展览持续到次年3月7日，罗马尼亚加罗国王、普鲁士腓德烈克王子和瑞典王储等也前往参观，参观总人次高达 420048 人，售出展览目录 108914 本。展览期间举行的中国艺术讲座多达 25 场，讽刺的是，其中只有一场“中国古代的文化观与历史观”讲座是中国人做的，讲座人是郑天锡是第一位在国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中国艺术并不擅长，他获得发言资格的原因大约是因为他当时是展会的国民政府特派委员。
中方特派委员郑天锡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学者斯彭德洛夫共同检查展品
如今再回顾这次展会，在那个特殊年代举行的这个特殊的展会，固然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化，其展陈情况也令人感慨万千。上海预展中，中方将千余件展品分成青铜器、瓷器、书画和其他四大类，最重要的展厅陈列着唐代至元代的书画，明清书画和其他类展品放到一起，表示书画是中国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清书画价值略低。
但到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就成了“英国专家”的主场，展厅安排和展品陈列完全由英方决定，中方毫无发言权。他们为了展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变迁，大体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变迁来陈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英方在展品征集上的“贪婪”，导致每个展室平均要陈列两百余件展品，显得非常拥挤。他们宁可把空间分配给艺术价值偏低但是很合“为英王贺”气息的的漆器屏风和龙椅，也不愿意让给书画，不少书画被挂得太高，难以欣赏，为了节约空间，有的画作题跋部分竟然不予展示。
展厅内部
在展出时，英国人擅自改动了中方提供的展品标签，涉及内容包括作品的年代、出处以及估价。作为中方代表参与遴选的美国汉学家福开森感到愤愤不平，指出了英方擅改标签所造成的专业错误，认为“事实上英方专家并没有足够的资历来点评中国的国宝”。面对福开森的批评，大维德遮遮掩掩地说“可能是英方委员会的意思被误解，或是中方专家弄错了，毕竟是人都会犯错的”。
布置展会的英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刻，却并不考虑中方提出的意见。书画作品多被装裱在欧式风格的木框中，多少有些不伦不类。史学家傅振伦在参观后批评说，“戈戟之反挂，文字之倒置，直无学术意味可言”，而对于“物品不辨真伪，名称任意而定，年代错乱，以及目录中种种错误”，“英人固执成见，饰非文过，竟不接受。”
（四）大佛有泪：滞留异国的曲阳石雕
这次展览中，有一尊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崇光寺的隋代阿弥陀佛像，被放置在最显眼的中厅。
主展厅
南北朝时期，河北曲阳成为了佛教造像中心。北魏晚期，曲阳大量出现白石佛教造像，艺术水平迅速达到高峰。隋唐时期，曲阳石雕趋于纯熟自然，今天我们能够在河北省博物院的“曲阳石雕”展厅看到历代的曲阳石雕作品。
唐代孙四朗造佛坐像，唐代（703年），拍摄于河北省博物院曲阳石雕展厅
这尊隋代白色大理石阿弥陀佛像制作于公元585年，即隋代开皇年间，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这么高大、精美的隋代佛像，即使在中国国内也属罕见。在国民政府送去伦敦的展品中，没有出现一件石雕。这件曲阳石雕是怎么出现在伦敦的展会上的？这就不能不提到卢芹斋。
卢芹斋这位著名文物贩子是中国大量国宝流失海外的推手，他为了牟利，从中国国内盗掘、盗卖大量珍贵文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堪称民族罪人。昭陵六骏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就被他以12.5万美元盗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次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卢芹斋“积极参展”，借出了包括从龙门石窟盗走的石雕狮子等多件展品。对他来说，这是“销货”的好时机。
卢芹斋
昭陵六骏“飒露紫”
民国4年，卢芹斋把曲阳县崇光寺这尊重约2吨的巨大佛像切割成3段，盗运到海外，至今切割痕迹仍然清晰可见。伦敦展会上，这尊佛像极受重视，摆在了最引人注目的位置。展会结束之后两年多，
1938年7月27日的香港《立报》突然发出一条惊人消息，声称“为增进中英友谊起见”，国民政府购置了这尊巨型古代佛像，赠送给大英博物馆。
如今，《大英博物馆：中国简史》证明了香港《立报》的这个说法。这件阿弥陀佛像在大英博物馆的编号是（1938.0715.1）。有人认为这是大英博物馆知道佛像来路不正，欲盖弥彰，至于八十多年前的真相如何，是谁提出捐赠，这尊被“捐赠”的佛像当时作价几何，都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朦胧了。
（五）沉痛的纪念
这次展会，对英国王室来说，是一场光彩，对大维德和卢芹斋来说，是一场生意，对很多参观者来说，是一次深刻的体会，对中国来说，是一场伤痛。
毫无疑问，大维德是这次展会最大的“胜利者”之一。他一个人就借出327 件展品，几乎相当于中国官方提供展品的一半，占全部展品的1/10。他 1928 年从中国盐业银行购得的清宫旧藏宋代官窑玉壶春瓶被选为这次展览中最美的瓷器。
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次展会可以说是斑斑点点皆是泪。其一，这一次展会实际上是双方国力的较量。作为展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展会，中国却没有掌握主动权。展品选择和布展几乎全由英方决定，关注英国人的喜好，实际并未全面体现中国文化，叶恭绰就说“出品是否即可代表我国艺术之全部，不无疑问”；其二，中国的文物流失情况以一种非常直观、非常惨痛的形式展现出来，中国倾力借出七百余件国宝，只占展品的三成不到，大量最精美、最有意义的展品来自海外藏家，堪称流失国宝的大盘点。当时随展的故宫文物专家庄尚严说，“盖近年地不爱宝, 大河南北新出土之古铜玉器，十之又九，均舶载西渡”，正说出这种令人痛心疾首的情况：
日本的山中定次郎带来了五件菩萨像，盗取自中国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石窟。这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老石窟，如今已经找不到一尊完整的造像。
日本的根津嘉一郎送去了他心爱的商代青铜方盉，被选为展览会第一周的“最佳展品”。方盉的家乡在中国河南安阳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被盗掘后流失到日本。
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送去了盗自昭陵的“飒露紫”，此外，还送去了一件盗自河北易州一座古庙的罗汉泥塑。
瑞典斯德哥尔摩博物馆送去了涡纹彩陶罐、彩陶钵和鱼纹彩陶盆等中国仰韶文化时期的古文物，可能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带走，捐赠给博物馆的。
……
在展会举行的1935年，国民政府才颁发《古物出国护照规则》限制文物出口，文物流失情况稍稍得到控制。但是已经流散出去的，很难再回来了。昭陵六骏、隋代佛像、天龙山菩萨像、各种堪称无价之宝的青铜重器……它们有上千年的历史，但是百年来，它们只能滞留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这是当年贫弱之时的标记，将会一天天、一年年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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