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淮網收藏欄目 馬清彥 鑾翠翠訊）昨晚（3月3日）在整理《紐約時報》的時候，無意間發現一篇報道，標題為：Interior of China welcomes change: Provincial towns react fast to western ideas-gains in many fields（中國內地歡迎變革：省會城市迅速應對西方文化影響，在多個領域均有所發展）.作者是Henry Lieberman。這篇報道之所以吸引我的注意，其一是標題中的“內陸城市與西方文化”，其二是作者。美國南方長老會徐州站牧師彭永恩曾在日記中提到他與Henry Lieberman 之間的來往。而這篇新聞中也的確有他對彭永恩的採訪。那麼，藉助這個話題，我們不妨來談一談1946年的徐州，也就是日本投降撤出中國，國共內戰尚未開啟前的徐州城市文化建設吧。
上圖：《紐約時報》相關報道的版面，1946年12月6日，發自徐州的消息（中間）
首先，Lieberman將徐州稱為“省城”應該是基於在“日偽政權”時期，徐州曾經是“淮海省”的省會，省長郝鵬舉。
上圖：《淮海省公報》1944，郝鵬舉 玉照
說到淮海省，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1944年，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汪偽政權曾設立偽淮海省，省會在徐州。只是這個誕生於日本侵華背景下的偽省份僅僅存在1年半左右就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事實上，提議建立以徐州為省會的省份提議早已有之。影響力最大、時間最早要說到張謇。
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8月24日），字季直，號嗇庵，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通州海門長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
1905年，張謇呼籲在徐州建立行省。張謇認為，徐州控淮海之襟喉，自古就是兵家必至之地地，是沿海進入內地、南方與北方連接的關鍵之地。同時，從當時中國實業救國的時代背景出發，他主張徐州建立行省的理由歸納如下。第一，海運大通道、即將開通的津浦鐵路、漕運等是徐州發展的交通基礎；其次，有鑑於徐州及周邊地區民風強悍，因此組織“萬人簡而練之”就可以成為維持當地治安的武裝力量。而徐州地區的農牧業、現代工業（包括玻璃產業，即耀徐玻璃，利國鐵礦，賈汪煤礦）等也具有較好的基礎。第三，徐州水利湖泊資源豐富，這裡既有駱馬湖、微山湖，也是沂水、泗水、沭水等水系流經地帶。第四，徐州擁有較好的教育文化資源，形成了師範學校、各層次基礎教育體系，分佈在徐州和各縣區。最後，張謇還從當時西方列強（主要是德國）對山東主權掠奪談到徐州市江南與山東和華北地區的安全屏障，管理和控制好淮海地區就是對江南利益的有力保護等。
上圖：關於“徐州建行省議”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彼時的張謇因為在徐州地區有一定的商業佈局，他的呼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他能夠進一步佈局他的商業網絡。
隨著津浦、隴海鐵路的相繼貫通，後續也有多人提出徐州建行省之建議，張謇的提議在1935年前後再次被納入公眾視野。但最終因為蘇魯豫皖各省大員的反對而最終不得成型。
上圖：徐州火車站（津浦線）1928（上），1940年（下）
上圖：徐州北站（隴海線）1940年左右
作為區域中心城市，各大新聞機構、金融機構等都在徐州設立辦事機構。
上圖：出處《隴海鐵路旅行指南》第三期，1935年
至1935年前後，銀行等金融機構包括：中央銀行、國民銀行、中國銀行、江蘇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河南農工銀行、平市官錢局等。
此後，陸續又有一些金融機構在徐州設立辦事機構或分行。
上圖：徐州交通銀行 1936
上圖：徐州億中銀行 1948
那麼，《紐約時報》的這篇關於徐州城市文化的報道究竟說了些什麼呢？且聽我來一一為您介紹。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作者提到：與中國的沿海大城市相比，西方文化和技術對徐州、開封這樣的原本封閉落後的內地省會城市產生的影響和產生的變化更加明顯。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與西方接軌較早，且發展較好，這自不用說。但是中國內地農村地區依然頑強地抵制任何外來文化的影響。但是省會城市則不然，它們對外來新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影響給予積極響應。
作者寫道，徐州是一座擁有340，000人口的城市，是津浦、隴海兩大鐵路交匯處。夜幕降臨時，城市主幹道上的中國武裝部隊俱樂部霓虹燈閃爍，街道上身著白色衣袖的交通警察穿梭在各色人群來往的街道上。在人群中，我聽到一位自信心爆棚的飛行員說，“別想把我束縛住”，遠處一家商鋪使用刺耳的大喇叭公然播放著京劇唱腔。一個小男孩用中國人的方式問候我，“你還好吧，小傢伙？”他豎起右手大拇指，說到，“Hello, Joe."
上圖：銅山縣公共圖書館兒童閱覽室，1931年
徐州地區因為長期是天主教和美國南方長老會傳教重鎮，且他們在這裡都建有教會學校，因此，英語對於徐州而言並不陌生。很多人不僅會說英語，還是說法語和拉丁語。徐州具有濃厚的文化氛圍和良好的文化傳統。記得曾經讀到《同行月刊》刊登消息：中華書局認為徐州地區戰略地位突出，商貿發展空間巨大，但沒有大型書店，遂決定在徐州設立巨大書店。
那麼，1946年的徐州城市還有哪些現代特徵呢？《紐約時報》刊發的報道給出瞭如下一些分析：
第一，雖然日本佔領徐州給這裡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災難，但是，日本為了謀求對徐州的長期控制而修建的公路、大樓、城市周邊的機場等客觀上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走進郵政代辦所，這裡的能夠操持中英文雙語的經理遭到了訓斥，因為他違反規定，他不能在48小時內就將信息發佈給《紐約時報》。
上圖：徐州城市街道景象（日佔時期）
第二，徐州城現在有三家醫院，19所初中，200所小學，一所大學。雖然由於戰爭等原因，這裡的物資相對奇缺，通貨膨脹，但是有錢人依然擁有較多的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學生給教會學校繳納穀物就可以抵消學費。
第三，“市府議員”開始進入徐州政治生活中。但是這些議員大都虛情假意的對普通人施以“善意”，他們實質上依然是那些有錢人和官僚的同夥人。比如，Lieberman曾經採訪了一位名為邵國志（音譯：Shao Kuo-chi)的人，此人是當時徐州政府秘書。他家中擁有330畝良田，當然，這也是從父輩那裡繼承下來的，收租也是他家庭收入的一大來源。
第四，駐徐傳教士眼中的徐州變遷。天主教傳教士邰軼歐說，“超過一半的學生開始穿鞋子了。戰前，男人和女人很少公開在大街上並行，但如今他們卻手拉手公然在大街上行走。”說到這裡，他搖搖頭示意到，這種變化未必是好事。他提到，教會醫院設立的牙科和西醫診療為當地人看病帶來了方便，很多人不比在大老遠跑到上海看病了。
上圖 徐州：1947
在南方長老會牧師彭永恩看來，徐州這些年的發展變化還是挺顯著的。雖然城市歷經戰火而遭到很大破壞，但是這裡的百姓和社會重建一定會越來越好。你看，他們（政府）不再隨便就槍斃犯人了。
上圖：彭永恩在徐州，1947
文章的最後，Lieberman 寫到，西方人總是希望改造自然，而中國人的哲學確實與自然融合在一起。因此，中國人對外來文化也是不斷融合吸收，成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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