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复姓端木，字子贡，春秋末年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浚县）人，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在旧时信阳北门外，就有一座专门纪念和供奉他的建筑子贡祠。据考证，子贡祠为明代正德年间的佥事闫钦创修，直到民国时期，它依然是信阳最为著名的历史建筑。沈克明于1937年深秋曾到访过子贡祠，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在小街的尽头，乃是一片郊野，有一条大道通向西北，距街约五十米处，大道的斜坡地方，有一座独立的房屋，粉墙青瓦，前有高大照壁，上塑有兰底黑字，行书体“先贤子贡祠”五字。照壁两侧，各有便门供出入。祠内有一小院落，院内植有扁柏两株，高丈余。正房三间，左右各有厢房两间。正屋中央塑有一“官员模样”坐像，身着绛红大袍拱手坐在高台上。左边塑有一“书办模样”站像，头带无翅官帽，身着黑边绿袍，白底皂靴，右手执笔，左手执薄记作预写状。右边站立一“衙皂模样”塑像，头带英雄软帽，身着皂袍、红裤，腰系黄色丝带，足蹬软底快靴，一手叉腰，一手执红黑水火棍。其余房屋，均空荡无一物。据说桑蚕局曾在此养过蚕，桑蚕局撤销后便空起来了。
▲ 1928年《汉平新语》杂志中信阳子贡祠牌坊
子贡并不是信阳人，而他之所以能被信阳人纪念，可能源于他曾经担任过信阳的地方长官。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孔子家语》在卷三《辩证第十四》中详细记载了子贡到信阳任职前与孔子的一番对话： 子贡为信阳宰，将行，辞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也少而事君子，岂以盗为累哉！”孔子曰：“汝未之详也，夫以贤代贤，是谓之夺；以不肖代贤，是谓之伐；缓令急诛，是谓之暴；取善自与，谓之盗。盗，非窃财之谓也。”
▲《孔子家语》中对于子贡为信阳宰的记载
但凡是对信阳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会在第一时间对这则记录产生很多疑虑：为什么在西汉的古籍中出现了后世宋代才会有的地名？作为一个常识，信阳之名始于宋太祖赵光义避讳而更名，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信阳更多的是叫义阳。
而在子贡生活的春秋时期，信阳曾先后被申国、楚国统治。很显然不会出现后世才会有的地名，所以说“子贡为信阳宰”的记载，极有可能是传抄而误。民国时期编纂的《重修信阳县志》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卷二十一《官职志》中写道：“按子贡之所宰，系山东之阳信县，见《家语》。信阳原名义阳，宋时始改名义阳。以旧志相沿已久，姑仍之。”
县志把《孔子家语》中“子贡之所宰，系山东之阳信县”的判断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阳信县隶属今天的山东省滨州市，其地始于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设立，而《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时间上稍晚于阳信县设立的西汉初期，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况且，根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端木赐传》的记载来看，子贡一生活动区域都在卫、齐、鲁、晋、吴等国，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曾在楚国担任过官职，而信阳当时恰好属于楚国的领土。而西汉初年设立的阳信县，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隶属于齐国管辖，覆盖于子贡的活动范围。所以说，“子贡为阳信宰”的说法似乎更说得过去。
尽管明代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子贡并非在信阳当过官，但也还是借机利用名人效应来修建祠堂以示纪念，并且在子贡祠的旁边修建了子贡书院。后来，人们还在北门外还镌刻有“先贤子贡为宰处”的石碑一通，连同据说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写的“古申伯国”四字古碑和“何大复故里”碑，一同构成了当时申城最有名的古迹。
可惜的是，与当时很多文物的下场一样，这三通石碑也在几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中被砸的粉碎，据说光是信阳北门外的石牌坊都被扒掉、砸毁了20多个，这其中可能就包含子贡祠的石牌坊。（文/程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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