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今天的新藥創新超過20世紀70年代了嗎？我的回答是：沒超過，也超過了。“沒超過”是因為已上市、被廣為宣傳的藥物之創新程度並未明顯超過我國20世紀70年代的水平。“超過了”是因為我國醫藥人才增加了，研究和研發條件、投資環境改善了，正在默默推進研發的藥物中，也許會有創新程度很高的工作。
中國藥物的現代研究，從學習現代科學的化學、藥學和醫學，到引進現代藥物分析、合成，都為保障我國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要貢獻，也建立了我國藥物工業體系。這一過程以學習、引進和消化為主。對於當時科學後進的中國，即使沒有原創的藥物，這也是必不可少的發展歷程，而且是為民造福、令人尊重的工作。
在這一歷程中，也有創造性比較高的工作，這裡列舉我熟悉的幾個例子。
1923—1925年，陳克恢在北平協和醫學院工作期間，發現麻黃素的藥理作用。雖然麻黃素的化學分子是日本科學家從中藥提取，其結構也是由日本科學家確定的，但陳克恢發現了正確的藥理作用，直接影響藥物的臨床應用。陳克恢的工作原創性為藥理學界公認，麻黃素及其衍生物在全世界沿用至今。
1941—1948年，上海第一醫學院藥理學家張昌紹及其合作者，從中藥常山中分離得到具有抗瘧作用的單分子常山鹼和常山新鹼。這超過了同期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的工作，具有毋庸置疑的原創性。
1971年，屠呦呦和同事從中藥青蒿中分離獲得青蒿素分子，使其成為新一代的抗瘧藥物。綜合考慮原創性和實用性，這項工作無疑為中國近代第一。
1973—1979年，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張亭棟及其同事，根據民間偏方，確定砒霜及其化學成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這一工作具有高度的原創性。
1985—1988年，上海第二醫學院王振義在缺少13-順維甲酸的情況下，用全反型維甲酸治療APL獲得成功。他的工作建立在國外科學家的基礎上：此前，國外科學家曾通過體外實驗發現維甲酸可以分化APL白細胞，並分別用13-順維甲酸成功治療APL個例；1987年王振義課題組以黃萌茸為第一作者發表相關文章後，法國醫生確認全反型維甲酸的作用確實強於13-順維甲酸。王振義的工作不僅對患者重要，也有一定原創性。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維甲酸為APL治療的標準。
現在，我國新藥研發在資源投入和人員參與兩方面，遠優於20世紀70年代；對國外專利法理解更多，更有利於保護我國本土企業。20世紀70年代不可能像今天一樣出現幾百億市值的藥廠——對中國藥物工業的成長來說，那時發現的藥物影響很小，因為當時的中國，不懂的事情很多。
但是，我國現在還沒有步入世界藥物創新隊伍的前列。
對藥物進行化學結構改造，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就會。學了更多現代化學和藥學後，今天改造和修飾原有藥物的能力有所提高。能夠成功地衍生藥物是值得肯定的成就。在我國，仿製的時代尚未結束，衍生更將長期存在。只要能為患者帶來福利，我國就應該支持藥企合法地仿製和衍生，但需要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和給予適度、準確的評價，避免過譽。
國外的原研藥專利很快到期，藥價將很快下降，新一代作用更強、副作用更小的藥物也將很快上市。因此，如果過高估計我國藥物的原創性，不僅影響產業導向，影響患者理解，也可能直接危害生產廠家。
但我們也無須悲觀。生物醫藥和化學領域內大批人才的培養和積累，是進步；藥物研發投資鏈的建立、投資意向的增加，也是進步；有些藥廠、機構、實驗室不廣為人知的工作中，也不乏默默推進的、重要的、有潛力的、原創性很高的、可能很有效的新藥。
再樂觀一些，國外所謂“十年十億美元一個新藥”（甚至二十到三十億美元）的神話，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被打破。陳克恢、張昌紹、屠呦呦、張亭棟沒一個用了很多錢，國外大藥廠最初也不是靠大量經費成功。在臨床試驗這一耗經費特別多的階段，我國需要切實的改進。目前，我國有臨床試驗能力的單位不多，臨床試驗的質量不高，臨床試驗資料的可靠性很有問題。能否借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所屬臨床試驗中心或其他先進機構的模式，提供高質量、低成本的臨床試驗，解決中國特有的質量問題和全球共有的成本問題，值得考慮。
如果能掌握藥物替代和研發規律，如果能依據基礎研究發展而提高洞察力，如果各方面有擔當，中國也許可能突破這個神話。
本文選自《科學畫報》2017年第1期
閱讀更多 科學畫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