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上风口浪尖上的方方日记:作家的一种“体面”


被推上风口浪尖上的方方日记:作家的一种“体面”


有很多人说,作家方方的疫情日记,给作家找回了一点“体面”。何为体面?身份而已。那么,作家的身份到底应该是什么?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方方这句话写尽了受疫情影响的无数普通人的命运。有了这句话,个体的苦难才不至于无处安放。


面对灾难,作家以日记这种看似个人化的方式但又公共化的呈现来参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行动——这种行动并不是纯粹文学作品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更抽象的说,是现代主义的,这个时候的朴素远比想象力要值得尊敬。


方方日记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共鸣”,大抵是说出了人们想说的话,包括感同身受。除此之外,我想,还有一种文字背后的激情和勇敢——按照作家张炜在他《匆促的长旅》中的说法是,“激情写作属于所有的作家。从历史上看,写作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张炜说过,“一个作家的重要从来不在于是否能卖,而是相反:内心里严厉地拒卖。他的重要就在于能否为自己的民族提供一种精神、一种语言。”我想,方方日记至少在当下,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这样的东西,尽管有可能是暂时性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如果此时此刻,我们把方方当成一位作家来读她的方方日记的话,就容易会误读;换句话说,方方日记从不是作家方方的文学作品,而是作为一个武汉人的亲历记,是在疫情之下一位武汉人从心底深处升腾而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是复杂的,是苦痛的,是希望的,是掺杂着说不清楚不一而足的感情的。方方在写自己,也在写武汉这座城以及这座城里的和她一样的个体们。


所以,这个时候的方方,已经不是作家的方方——虽然“作家”两个字让她的文字的传播客观地起到了作用,至少她笔下的“方方日记”,不是作家方方的文学作品。我这样看,不仅因为上面的原因,而且还因为这个时候的方方,没有把自己笔下的文字当成一个作家的职业去对待。把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去理解是非常危险的。这好比说某某人在当思想家,听来只会觉得那是一种讥讽。


为什么方方日记一篇接一篇的出来?我想,张炜的另一句话可能说的在理:“其实写作很难表达自己,所以才要不停地写,才要用复杂的形式和大量的文字。这才稍稍有可能展现复杂的感触、内在的矛盾及多元的、不可调和的自我冲突。”


方方日记,无疑也是这样子的:复杂,矛盾,多元,细腻,刚强,冲突,希望,失望,期盼,乐观,悲观…这是有血有肉的。


其实,方方不是鲁迅;我想,方方可能也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当成鲁迅的念想,她只是作为被封城之后的武汉人说出自己的话罢了,信马由缰,没有一定之规,也不想陷入逻辑之中。


是的,我们必须承认:“鲁迅的作品常常让当代作家感到羞愧,因为当代的优秀作家也未能做到鲁迅的百分之一。他的倔强和顽强,冷静和清晰,特别是前后一贯的分析能力、与恶俗浊流斗争的不妥协性,都令人敬畏。一般的作家面对他时有自卑才是正常的。”


但作家的体面,并不只是鲁迅这一种。我想,可能还有方方这一种吧,至少她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出自己的声音,无论是怎样的方式,只要是朴素表达、忠实良心与不昧人道,就是一种体面。体面与伟岸和高大无关。体面与人的良知有关。


“历史的图景一页一页无情地翻过。不管它繁花似锦,还是鲜血淋淋。变幻无穷是历史也是生活的本质。但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黑夜里受苦受难——甚至死于非命的人们,注定只是一种可怜的牺牲品吗?”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冯骥才在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新版序言里这样写道,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充补偿他们。


怎样的补充都不如忠实地记录历史,并且从这种记录中进行反思;最好的反思,是从提出问题开始的,是从关注朴素的个体与故事开始的。否则,“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以对付。”


冯骥才说:“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过了一大步。”


“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忠诚。”对于个体的关注,亦是作家的一种功德无量和体面。


写到这里,我有想到了《二手时间》这本书——这是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二手时间》是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最具分量的作品。这本书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作者追溯了苏联和苏联解体之后的历史过程,让普通的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展现出身处历史的转折,以及人们如何追寻信仰、梦想,如何诉说秘密和恐惧,让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为什么他们无法适应急剧的现代化,为什么再近两百年之后,依然与欧洲相隔。


在这本书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写道:


“历史只关心事实,而情感被排除在外。人的感情是不会被纳入历史的。然而我是以一双人道主义的眼睛,而不是历史学家的眼睛看世界的。我只对人感到好奇……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们是从地狱到地狱的。

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

可是开始的却是“契诃夫式”的生活,一种没有历史的生活。所有价值观都崩溃了,除了生活价值。生活是最广泛的。我们产生了新的梦想……自由原来就是恢复小市民生活。那是以前的俄罗斯生活中羞于启齿的。……整个历史中,人们只是活过了,而不是生活过了。

一百年过去了,未来又一次没有到位。出现了一个二手时代。”


有些人、有些事理应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想,这就是如“方方日记”、“一百人的十年”以及“二手时间”一样的体面吧:朴素的,老实的,忠诚的,守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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