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这本书有一大主角：粟特人。
该书出自长期致力于中央欧亚史研究的日本历史学家、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森安孝夫，其人治学一大特色在于，善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蒙古高原古代突厥语碑文以及诸多的汉语、其他语言所构建的多语种史料。
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的序言中，森安孝夫批驳了日本在内东亚国家历史学界一些人的所谓“自虐史观”。日本保守右翼人士将反省日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历史学研究，贬低为“自虐史观”；但在森安孝夫看来，真正的“自虐史观”，其实是那种秉持了西方中心史观，毫无凭据和理由的贬低东亚、亚洲古代历史发展的成就，在探讨历史上的冲突、问题时不假思索的站在欧洲、西方的立场，将亚洲、东方视为敌对方的做法，而该做法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历史学界颇具代表性。
比如，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书中将波斯帝国描绘为落后、黩武的对象，而希腊城邦则“伟光正”，并据此划分出文明的欧洲、西方，与野蛮的亚洲、东方的做法——这种完全偏颇的历史描述，不仅被后来的、近代以来的欧美历史学者所继承，而且也几乎成了东亚、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史教科书、历史学者著述的基本基调。
当然，摆脱西方中心史观，不等于要陷入东亚、古代中国“唯一”、“独特”的反向偏狭。从蒙古高原东麓一直到西麓，跨越天山山脉、中亚、乌拉尔山脉，直抵里海、高加索山脉、黑海，都可称为所谓的中央欧亚地区。这一地区在巨大的山麓和山脉之间有许多辽阔的草原，没有涌现所谓的古代文明古国，而是成为了一次次冲击各大文明古国的游牧民族的策源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书中指出，“从四大文明圈发展起来的农耕民与从中央欧亚发展起来的骑马游牧民之间的对立、抗争、协调、共生、融合等关系之中”，才孕育了包括东亚文明在内的古代文明。
丝绸之路，在蒙古高原与天山山脉的游牧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发展的绢马贸易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游牧国家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他们积极开拓商路，让东亚与中亚及更远地区的商品实现交换，纳入贸易的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丝绸、黄金、拜因、玉石、香料、毛皮。
4世纪至9世纪之间，我们今天所称的丝绸之路东段，粟特人是担纲贸易、文化往来的重要甚至主要角色。“粟特人不仅作为有名的商人，还作为武将、外交使节、宗教的传播者、翻译，以及从事音乐、舞蹈、魔术等的艺人活跃于各行各业。”粟特语也成为当时的国际语言。粟特人在人种学上属于白色人种，粟特语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中古伊朗语的东支。粟特人离开伊朗故地后，向东发展，其文字传入突厥、回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回鹘文字；13世纪，回鹘文字中产生了蒙古文字；17世纪，基于蒙古文字转化出了满文。
有意思的是，粟特人在长达几个世纪内，建立起了覆盖亚欧大陆中段和东段的邮驿制度。近年来出土的有关文物显示，粟特商人通过邮件快速扩散包括各地商品价格、供求等商业信息，以及政局、军事信息在内的各类重要信息。粟特商人还发展出相当完善的各类契约文书。6世纪前后，粟特人中的精英开始在中国中原王朝（北方）中脱颖而出，涌现出不在少数的政治、外交、军事精英。粟特人精英在参与中国中原王朝的政治时，有意像之前汉朝、三国时期的汉族世家那样，对不同势力各自“下注”，以确保赢得权势对粟特人势力把控西域商路的支持。唐高祖进入长安后，凉州的粟特人首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发动政变，拘捕了当地军阀李轨，将凉州献给了唐朝；而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则成为了李世民的辅佐者，曾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即调动粟特人兵马给予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方较大的打击。
毫无疑问，隋唐两朝的皇族，以及作为朝廷柱石的关陇集团，其实都带有相当程度的鲜卑裔血统——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唐代，匈奴、鲜卑、氐、柔然、高车、突厥、铁勒、吐谷浑、葛逻禄、奚等族，都相当活跃，也逐步融合进入了之前狭义上的汉民族。所以，唐代的汉民族，的确与汉朝的汉民族有着相当程度的不同，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唐代政坛以及商业、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粟特人这样完全不同于黄种人的白种人，以及突厥人、波斯人、朝鲜人、日本人，都能获得高度平等的机会。这个意义上讲，唐朝与后来的蒙古帝国、现代的美国具有相似性。
贞观四年，唐朝名将李靖率军远途奔袭，击溃突厥和隋朝流亡政权的联军，之后整合了东西突厥的大量遗民。唐太宗在位期间将唐朝对于中央欧亚区东部的控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朝至此开始进入一个持续百余年的全盛期。所谓的盛唐时代，盛唐景象，也很大程度上加入了包括粟特文化在内的异族文化。
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宣告了盛唐时代的结束，而且也导致唐王朝从过去意义上的兼容、多元化帝国转为了更趋单一保守的传统王朝。安禄山和史思明在内的安史集团，多由粟特人、粟特裔突厥人、粟特裔汉人组成，并获得了粟特商业体系的资金支持。而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得益于回鹘的支援。突厥裔的回鹘在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崛起，很快成为了与唐、吐蕃分庭抗礼，掌控西域和蒙古高原的新霸主。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这本书指出，在回鹘势力衰落后，也就是公元10世纪及之后，欧亚大陆自东向西相继出现了契丹帝国、沙陀诸王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西夏王国、甘州回鹘王国、西回鹘王国、喀喇汗国、伽色尼王国、塞尔柱帝国、可萨汗国等同类型的征服王朝，这代表着游牧民族经过很多个世纪与农耕民族、国家的博弈，并经由与农耕定居地居民的荣光和，找到了用少数人对拥有诸多农耕、都市人民进行统治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军事统治制度、税制、人才选拔制度、商业以及信息网络、文字的导入、文书行政、都市建设等”，而为这一切提供支撑的，正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以及通过丝绸之路所不断积累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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