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心区的人民路小北门有一段上海古城墙遗址，这也是上海仅剩的古城墙遗址，城墙上有“大境关帝庙”，二者于1959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由上海市文管会大修，并于1995年10月对外开放。曾有人在三山会馆相邻的“三山里”拆迁工地上发现一块很大的石质砝码，形似杆秤上使用的方锥形秤砣，但很大。工作人员借附近的一家国粮店的地磅秤称了一下，实重约六十一市斤。砝码的一面镌阴文“上海花业公所北市”，另一面镌“司马秤五十棲”，许多人想知道，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要多大的秤才能配这只大秤砣，它又是派什么用场的。
今天，中国的沿海城市或地区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在农耕时代，大海不仅对种田人来讲派不上什么用场，而且沿海多风灾、水灾，土地贫瘠，不宜种植，沿海地区大多是“穷地方”，还是政府发配犯人的“天涯海角”，古代上海也是如此。
棉花原产热带、亚热带地区，中国的海南岛和广东、福建有少量种植，它是一年生或多年生木本植物，有的品种可高达五六米，花结果后再开裂，就是植物纤维棉花，所以，中国古人讲的“木棉”就是今日的棉花。中国的北方没有棉花，用棉花织的布很珍贵，古人用来抄写经文，其作用与“贝叶”相同，于是被叫做“吉贝”。
上海地区近海，以沙土、盐碱地为多，不适宜耕种，但是，有福建、广东的船商不定期地来上海，把棉花种子带进上海，人们试着种棉花，想不到上海的土质颇适宜种棉花。但棉花的后期加工很复杂，先要将籽棉脱籽，成为原棉，然后将棉花弹松，再纺纱织布，上海人不懂棉花整理的技巧，又没有合适的工具，所以棉花种植难以推广。
元朝初年，有一位叫黄道婆的人从海南漂洋到了上海乌泥泾，她带来了纺织工具和技巧，还对纺织工具进行改进，教人们织出各种各样的布，于是，棉花就成了上海主要的经济作物，家庭手工纺织也成了家庭的副业或主业，织出来的布远销各地，使上海百姓摆脱贫困，走上小康。当然“上海之布，衣被天下”，黄道婆对上海作出的贡献可谓大矣。 一直到近代以前，上海是江南棉花的种植区，上海的棉花产量很高，而家庭手工纺织的能力有限。于是商家把多余的棉花贩销到上海周边地区，使周边地区的农家可以在家庭织布，既可以“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也可以使空闲的家庭妇女利用织布增加收入。
上海的棉花销量极大，利润较高，于是农家放弃种粮，改种棉花，上海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粮食就得依赖苏州、常熟地区，作者担心，一旦运输中断，上海人真的要饿肚皮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上海市东部的上海、南汇、川沙、宝山等县还大多种植棉花，西部的青浦、松江、嘉定等县以种植水稻为主。棉花是上海主要的经济作物，其收成好坏直接关系到农家的收入，于是在沪方言中，凡独称“花”就是指棉花。
在沪业农者，罕见种稻。自散种以及成布，男耕女织，其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乡人称木棉，统称为“花”。 确实如此，上海人把种棉花叫做“种花”，采摘棉花叫做“捉花”，晒棉花叫做“晒花”，棉花初结的铃叫做“花铃”，棉花秆叫做“花萁”等，沪谚有“花好稻好”喻“样样都好”。上海农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就是棉花和水稻，如棉花和水稻的收成都很好，那当然是“花好稻好，样样都好”了。 花了这么多的笔墨去解释“花”，无非就是想说明，上海的“花业公所”就是棉花业公所，而不是“flower业公所”。
“小武当”是一座道观，址在今董家渡路。“圣贤桥”是跨薛家浜的桥，在今董家渡路与南区街相交处。“梅家弄”今日还在，是一条连通董家渡路与南区街的小路。这个花业公所吉云堂的建筑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拆了，后来的董家渡路梅家弄11弄叫做“吉云里”，就是沿用了“吉云堂”的名称。我已很久未到那里，不知这个“吉云里”是否还在。 这里再介绍一下上海的“北市”的概念。在古代汉语中，“市”多用于市场、货卖，上海也无所谓“南市”和“北市”。
近代以后，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县城的北郊建立，1848年和1849年，美租界和法租界也相继在北郊建立，于是就出现了以老城厢为主的“南市”和以租界为主的“北市”。老城厢的贸易以传统的国内贸易为主，而租界的贸易则以进出口贸易为主，于是，在上海，“北市”就是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租界市场。前引王韬《瀛壖杂志》中提到：“沪人生计在木棉，贩输远及数省，今则且至泰西各国矣。”
在上海开埠前，上海的棉花市场主要是内销市场，而1843年上海开埠后，上海产的棉花大量被销往国外，并成为出口商品之大宗，于是，上海的棉花业分为“南市”和“北市”。采摘的棉花中有籽，这种棉花叫做“籽棉”、“子棉”，去了籽的棉花在行内称之“原棉”，在上海则称之“花衣”。商业贸易中通常是“原棉”或“花衣”，今天，上海小南门外近黄浦江的地方有一条叫“花衣街”的小路，它就是以原来这里的花衣仓库和市场而得名的。
当棉花成为出口商品后，销量很大，价格也有所上升，于是，不仅上海棉花的种植面积不断增加，上海周边的南通、崇明、海门等地也大量推广种植棉花。作为商品，棉花的检验指标主要为三类，即纤维的质量、含水率和干净度，商人的品行良莠不齐，不法商人为增加棉花的重量，往往将未晒干的棉花打包进入市场，甚至有意在棉花中掺水。于是，必须在棉花业中建立同业公所，规范商业行为，统一棉花标准，打击不法行为。于是，海门、南通、崇明的棉花商人也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上海法租界联合成立“售花公所”，因公所所在地在“北市”，并以外贸为主，故又称“花业公所北市”。
近代以后的约五六十年间，上海生产或南通、崇明、海门进入上海市场的棉花大多以出口为主。虽然，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提出统一度量衡，但实际上中国的衡制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中，各地有自己的衡制，不同行业也有自己的衡制，为商业贸易设置了重重障碍。近代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量不断上升，又出现了外国的度量衡制，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专门的度量衡制，才能保证贸易正常、顺利地开展、进行。
日商的“内外棉”的英文名为Home&Foreign Cotton Trading Co.1887年创办于日本大阪。日本的棉花种植量很少，早期，“内外棉”就大量从上海收购原棉，运到日本后生产成纺织品，再部分销往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后，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居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人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建厂，将生产的商品销往各地。根据“最惠国条件”原则，任何与中国签约的外国也同时获得这一权利。
条约生效后，许多外商立即在上海投资建厂，其中又以纺织厂居多，仅“内外棉”就在中国拥有纺织厂十八家之多，并主要集中在上海。纺织厂的原料就是棉花，从此，上海的棉花不再出口，而是就地消耗。原有的产量不敷使用，中国的许多地方开始推广种植棉花，上海仍是中国最大的原棉市场，不过，传统的花业公所、售花公所难以适应庞大的市场。1914年，上海出现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1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开业，棉花成为“期货”，仍是交易之大宗，原来的花业公所、售花公所结束了历史使命，部分商人转入交易所而成为经纪人或干脆建立经纪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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