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士人生平第一要事”。我国藏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私人藏书家，公认的当推孔夫子。因为唐代以前成书实属不易，所以藏书家相对比较少些，宋朝之后就日渐其多了。清人藏书家张金吾有段精辟的见解：“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通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这或许是对兴化(今莆田市)士人倾财求书、舍命护书、埋头抄书、勤奋读书，用情著书的最佳诠释吧。
藏书量的多少，往往是衡量某一个地方文化教育兴盛的标志之一。宋代莆田民间藏书之多在全省以至于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堪与当时的国家图书馆比肩而立。这一方面得益于福建刻书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莆田士人视书为财的风气所致。
据考，福建的刻书业始于五代初，当时邑人徐寅有《自咏十韵》诗，诗中是这样说的：“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可知福建在五代初已有书商刻书了。到了两宋时，福建刻书业已经相当发达和繁荣了。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标志是刻书机构众多，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已经形成；刻书地点分布广泛，刻印书籍数量居全国之首，是宋代著名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正如南宋藏书家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所说的，宋代刻书“其精以杭为最，其多以闽为最，蜀皆次之”。
虽然宋代闽刻的中心是福州和建阳，但是当建阳麻沙版盛行时，莆田也有开雕，所刻书籍远销于省内外。据载，莆田著名的刻书坊有“莆田郡斋”等几家，所刻内容，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许多刻本被名家书目所记载，有的还流传至今成为图书馆珍藏的善本。莆田的刻书业到了南宋已发展到繁荣阶段，可与泉州等地齐头并进，在福建雕版印刷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南宋乾道四年（1168）兴化军学刻印蔡襄的《蔡忠惠集》36卷。蔡襄还著有《荔枝谱》和《茶录》两本书。宋庆元五年（1199），莆田人黄汝嘉刻印胡安国的《春秋传》30卷，该书初刻于宋乾道四年（1168），后汝嘉修补刊行，北京大学图书馆今藏有修补本。同年，他还重刻了吕本中的《东莱诗集》20卷，北京图书馆存有残本6卷。饶节的《倚松老人诗集》3卷和晁冲之的《贝茨集》1卷。另据《直斋书录解题》题黄庭坚《山谷别集》版本时称：庆元（1195-1200）中莆田黄汝嘉增刻，由此可知，汝嘉在庆元年间，又刻有《山谷别集》传世。
宋嘉定七年（1214），福清人林瑑任兴化知军期间，为郡儒李俊甫刻印《莆阳比事》7卷；嘉定十四年，莆阳许兴裔刻印赵彦肃的《复斋易说》6卷；宋淳佑九年（1249），莆田郡斋又刊刻刘克庄的《后村居士集》50卷；宋宝佑三年（1255），楼昉《崇古文诀》35卷在莆田开雕，这书是楼昉知兴化军时的力作；宋景定四年（1263）兴化军学刻印徐元杰《楳野集》25卷，此书为徐元杰之子徐直谅任兴化知军时所刊。
此外，林慎思的《伸蒙子》3卷；方惟深的《方秘校集》10卷；郑樵的《通志略》、朱熹的《周易本义》、真德秀的《文章正集》等，都是宋代莆田书坊刻印的书籍。诚如刘后村所言：“吾里藏书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考互校，它日莆本当优于广越矣！”的确，兴化军刻书业已相当繁荣，其刻本不但较有名气，而且也可与外埠刻本相媲美。但遗憾的是，莆田的宋刻，如今很难见到了。
以上所举仅是名家书目和现存刻本中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兴化共刻印书籍60部871卷，对促进莆田的教育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莆田刻书业的繁荣还可从藏书中窥见一斑。兴化不但军学县学有藏书，书院寺庙也有藏书，而且还有许多私人藏书家，其藏书量累计多达数十万卷，其中以“万卷楼”、“一经堂”、“富文书屋”、“衍极堂”、“藏六堂”等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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