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沅巡抚是明朝在征讨杨应龙最关键时间节点（征讨杨应龙前夕）设立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堵截杨应龙，防止杨应龙东进到湖广西部苗疆（见我的前文《一场叛乱引起一个省的建立——偏沅巡抚的设立奏响湖南建省的号角》），按理说，征讨杨应龙胜利，偏沅巡抚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按“事毕复命，即或停遣”的原则，该解散或撤回了。
但杨应龙之叛平定后，明朝廷仍令当时的偏沅巡抚江铎暂驻偏沅，以便“会剿皮林叛苗”。《明事断略》述及嘉靖时曾在辰州开府设官镇压诸苗之事后称:“治苗之法，剿抚互用可也。呜呼!开府辰州，虽一时权宜，然三省苗徒不时蠢动，提督军务，必不可少。后来偏沅巡抚之设，仿此事而行之者软。”
所谓“三省苗徒不时蠢动”，指得是附近的红苗，也就是腊尔山苗疆的苗民。后来的事实证明，明朝廷为腊尔山苗疆真是操碎了心。
红苗作为苗族的一个支系发展起来,是在明万历年前后，万历四十四年贵州御史张鹤鸣曾奏：“红苗为患，蹂躏三省（指湖广、贵州、四川）”。可见当时红苗的势力已经相当强盛。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当时“红苗”分布相当广，人数众多；“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里有余，种类殆将千万”。
腊尔山苗疆全图
为什么会这样？这和明朝廷的统治政策有关。
明朝在苗区“开疆辟土”的主要手段对“内附”和“归顺”的熟苗区裁革土司，改为直接管辖；而在苗疆的“不相统属地带”则实行强行的军事“开辟”。这种军事开辟十分残酷，据《明史》不完全统计，在明朝统治的276年间，朝廷先后调兵214.5万人之多，斩俘苗首级16950（战场上死者不计），烧毁苗屋4.8万余间。
明王朝对腊尔山苗疆用兵，仅1381年（洪武十四年）至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大规模的剿苗行动就有30次，。嘉靖年间，以腊尔山为中心的湖、贵苗民起义，明朝廷先后遣万镗、张岳统湖、贵、川三省官兵进镇压，结果，“经大举，经擒斩及冻饿身死者，己洗除过半，其先擒后纵并脱逃复业之苗，不过十之二三”。
腊尓山红苗崇尚武力，历朝历代都是赫赫有名的。他们是在朝廷的驱赶下来到这里的，自然环境的恶劣，生存的艰难，使得他们不断起义和“寇边”，也就是出苗区去抢劫。
苗疆苗反在明朝，见诸于史籍的就达30次。从明洪武五年(1372年)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共271年间，平均9年左右就有一次苗反。其中有的苗反延续数年之久，其“反”的频繁更高。如永乐十二年至十三年，成化十四年至十六年，正德五年至六年，嘉靖十八年至十九年等等。而在30次苗反中属腊尔山红苗的达25次之多，占明代苗反总数的80%以上。由此可见，腊尔山红苗是苗疆动荡的主要力量。
朝廷在这里实际上设有管理的衙门，如辰州府、铜仁府，也设有卫所崇山卫、镇溪千户所，还有朝廷任命的土司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管理，以及属下的五寨长官司、竿子坪长官司，但这些都通通形同虚设了。他们根本管不了。
苗疆的不断起义和寇边，也使得明王朝坐立不安。他们先是深入苗区建地堡，造了“二十四堡”，随后又建哨卡，共“十三哨”，但这都还只是孤立的军事据点，由于堡哨间隔过大，有数里、数十里之遥。对付大股苗民起义还能应付，但对零散、小股苗民的劫掠却因间距过远而难以防范，于是把这些军事据点连接起来，修筑苗疆边墙的想法，就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野。蔡复一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迁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兼署兵备,驻扎于辰州,因奏请征剿红苗、改州设卫未允,而请帑兴筑了这道沿边土墙。从1615年始，大规模的长墙修筑工程开始了，历时8年之久，修筑了苗疆边墙。朝廷从此暂时放弃对腊尔山红苗区的统治，把苗族围困在腊尔山地区就行了。
苗疆边墙遗址大多不在了，这时现在旅游修建的，名也改成南方长城
明代来说通过修建“二十四堡”、“十三哨”和“苗疆边墙”，腊尔山苗疆的疆域被一步步被压缩，辰州、沅州离苗疆边界变远，镇筸城作为军事重镇和苗疆咽喉的作用凸显了出来。
黄线为著名的西南苗疆驿道，直通云南，大红圈为腊尔山苗疆，凤凰（镇筸）逐步替代徧桥、沅州治理腊尔山苗疆
偏桥（施秉）、沅州（芷江）、镇筸（凤凰）与驿道位置图，镇筸离驿道更远而深入腊尔山苗疆，偏桥和沅州都在驿道线上
所以整个明代的偏沅巡抚 都守在苗疆边墙外，防范着腊尔山红苗。
清初入关后的年间,接管了贵州和云南、但是,由于巩固中原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利用降将吴三桂镇守云南,以至于埋下三藩之乱的隐患。后来吴三桂的反叛虽被镇压,贵州也因之残破，原先云南这个战略要地已不复昔日的意义，维护苗疆通道也不那么重要。清廷既不愿罢废贵州省而伤体面,但也不想象明廷那样动用全力维护贵州统治。这样一来,缓解一线道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清廷的主要目标。
腊尔山生苗区地跨三省，并对朝廷长期构成威胁。因而在生苗区中，这是最早引起清朝关注，
清乾隆初阿琳著有《红苗归流图》之《王师捣穴图》描写了清初朝廷对腊尔山苗疆的镇压
朝廷在苗疆的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这就是所谓的苗疆开辟。康熙三十九年(1700)，时任湖广总督郭琇上疏，请求加强对弹压辰州西南一带苗疆的镇溪协的军事力量，将沅州镇与镇筸协军事布防进行对调。这一请求得到康熙帝的准允，是年，郭琇奉旨改镇筸协为镇，以沅州镇总兵移驻。苗疆军事重镇完成了从沅州到镇筸的转移。
镇筸城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陌生，但是提起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可能大家都会很熟悉。对，镇筸就是凤凰。
随着沅州总兵和辰沅永靖道移驻凤凰，设镇筸镇，沅州的地位开始衰落，原因如湖广总督郭琇所说：“沅州系黔、楚孔道，承平日久，不必重兵弹压”。由于清朝廷对苗疆的弹压，苗疆中心区已经远离沅州。
镇苗的中心已经转移的镇筸，偏沅巡抚也没有继续在沅州存在下去的理由。
康熙三年三月十二日(1664年4月7日)，清廷对两湖的行政辖境作了明确的划分，“以湖广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州、荆州、襄阳、郧阳八府归湖广巡抚辖，长沙、衡州、永州、宝庆、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归偏沅巡抚辖”，并“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依照自然地理形势划分后的两湖行政辖境，使偏沅巡抚辖有湖广行省的南境，洞庭湖以西以南和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
四月初一日(4月26日)，朝廷命湖广右布政使移驻长沙，辖长、宝、衡、永、辰、常、岳等七府，郴、靖二州。闰六月十二日((8月2日)，命偏沅巡抚自沅州移驻长沙，事在周召南任内。
尽管偏沅巡抚移驻长沙，但在在清康熙年间，偏沅巡抚的任免往往还是与防红苗、保驿道有关。如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1703年5月27日)偏沅巡抚金玺降四级调用，就是因为其隐瞒红苗抢掠之事没报。
雍正二年(1724)，以官名与地不相符，偏沅改为湖南，事在魏廷珍任内，偏沅巡抚从这个时间开始改为湖南巡抚。
偏沅巡抚自明朝后期设立，清初承袭，历经两朝。清代湖南巡抚虽由偏沅巡抚改名而来，但在顺治至康熙初年，偏沅巡抚与湖广巡抚是并立的，康熙三年湖广行政区划调整后，才与后来的湖南巡抚辖境相一致。偏沅巡抚始于明朝万历年二十八年(1600)，清顺治二年承袭，于清雍正二年(1724)终结，前后断断续存在了124年。其辖境经历了由不固定的湖广、贵州、四川总督直辖之地到清康熙初固定为七府二州的变化。其驻节之地，先是在偏桥、沅州两轮流驻扎，后移驻到长沙。从设置情况来看，经历了由临时性差遣到常设再到定设的过程。其职能则由主要主持防剿苗疆之事向全省最高军政长官转变。
偏沅巡抚在清代存续的情况与湖南建省的经过几乎重合，其变化与湖南建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驻偏沅到移驻长沙并改名，无疑是湖广最终分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历史节点。
但是尽管偏沅巡抚移驻长沙并改名湖南巡抚，但并不意味着湖南和湖广的分离，因为巡抚是因事而设，一个省有几个巡抚是常事。更重要的是，当时科考是按省设考场和分配名额的，湖广省的考场是在武汉，科考名额也分到武汉，湖南学子还得屁颠屁颠地冒着极大风险跨过洞庭湖去考试，湖南巡抚的存在似乎还不能说就算成立了一个省吧。
湖南建省的步骤似乎还没有完成，还等着最后一步：两湖南北分闱，且等下回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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