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哥，河南人，退伍兵，某傳媒公司員工，1月25日以志願者身份抵達武漢。至今，仍奮戰在武漢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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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大年初一下午，我們一行三人駕車抵達武漢城外，士氣高昂的我們卻猛然意識到，對於不請自來的非官方人員，這座處於“懵”當中的城市，其實毫無準備，就像豪情下的我們，面對“恐懼”的措手不及。
沒人可以告訴我們，接待志願者的“組織”在哪裡。索性，直接駛向省政府，那裡是抗擊疫情總指揮部的所在地。之後22公里的路程，雖然燈火通明，但全程所見的能動彈的，就只有5輛消毒灑水車。傍晚昏暗的光線下，好萊塢的末日電影，不過如此。
同行夥伴刻意地說著有的沒的，其實大家都心照不宣，打破沉寂才能延緩恐懼的蔓延。一位招手攔車的大姐，是路上唯一見到的行人。“是到XXX的滴滴麼”，“不是”。一番極簡單的對話，使我們回過了神，它讓我們知道，這座城市，還活著。
晚6點，我們來到了指揮部，因為相關人員都是從各單位緊急抽調，規章制度也不算健全，大家都很慌。表明身份後，我們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協助起草文件。一位處長口述，我們用自帶的筆記本電腦代筆。口述的過程中，處長說了不少口水話，這不難理解，人在極度焦慮的情況下，大腦是懵的。雖然有堆砌文字之嫌，但我還是能感覺到，他在逼著自己的大腦儘可能轉起來，去想一些有建設性的內容。
14個小時後，這份數千字的文件最終完成。但作為我們來到武漢後的第一個合作伙伴，這位幹部此後再未出現。半個月後，我們從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河南老鄉口中得知，這位幹部，在起草那份文件的第二天，被確診了。想到那14個小時裡，他就坐在我左後方半米處，我覺得自己渾身都是涼的。緩過勁來，暗自慶幸得知這個消息時，已是14天之後。
武漢第一晚，我們被安排在洪山賓館對面的一家酒店。一隻醫療隊也住在這裡。夜裡兩三點鐘，剛有睡意，卻聽到走廊踱步的聲音。打開門，是一位年輕的醫生，他告訴我，自己其實已經奮戰多日，但就是睡不著，一躺下，腦子裡全是搶救病人的畫面，除了來回走動，他不知道要怎樣抵消慌張。後面幾天，我們還遇到一位醫生，回到房間後，他嚎啕大哭。後來在和這位醫生的同事交流時我們得知，他一邊哭，嘴裡一邊會念叨“我是醫生，卻救不了他”。
當然，身在武漢的醫生，也並非都敢上前線。據說，河南省某援鄂醫療隊到達的第一天，所有人已經換好了防護服，眾志成城，準備上車駛往方艙。所有人上車之後，車卻沒有開走，幾分鐘後，車裡走出3個人——最後關頭，他們嚇得不敢去了。要知道，他們是經驗豐富，經歷過風浪的資深醫師。大家都有妻兒老小，這無可厚非。
上戰場之前，我們都會把自己想得從容不迫。但真正到了一線面對死亡，沒人能逃掉這份無力感。作為醫療隊的服務者，說這種焦慮和恐慌不會傳染到我們，那也是扯淡。想到死亡，和似乎永遠解決不完的問題，我們每天凌晨2-3點鐘睡不著覺。索性用來之前帶上的酒，夜裡把自己灌得暈乎乎，勉強睡上4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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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武漢之後，第一感覺是怕，第二感覺是餓。
我們到達武漢後，曾到方艙醫院搬磚，也曾在醫院照顧病患，但回頭來看，我們初期最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醫療隊隊員解決‘吃’的問題。
我們最初接觸的醫療隊，每一頓只能自己開伙用白水煮掛麵。熟絡了之後，他們的隊長找到我，“能不能幫我們搞點肉來”？我們開始刷街，你真的無法想象這個過程有多麼低效，手機地圖上絕大多數商超要麼關門要麼沒貨，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家還在營業的沃爾瑪，自掏腰包，幫這支醫療隊採購了豬肉。
在我們先後對接了近20只醫療隊中，吃的問題，不是個案。本地的醫療隊，人員一直處於高強度工作，沒法抽出人手，專職負責與其他機構對接。後面到達武漢的外地醫療隊，頂上一線之後，則因為當地環境不熟悉，找不到組織，沒法獲得充足的食品供應。
原則上，醫療隊的餐食，由其所住的酒店負責的，但酒店都是民營商業機構，被政府安上了醫療隊的名頭後，錢卻沒到位，餐食的供應就變得很敷衍。
雖然大家希望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覺悟，但將心比心，我們不能去道德綁架其他人。如果僅僅是兩三天，酒店也會用心地準備食物，但見不到錢，又得不到承諾，“我們自己墊錢，還有可能搭上命，你們還要什麼自行車”的負面情緒就難免產生了。醫療隊隊長跑去指揮部反映飯菜的問題，除了得到一些“會積極協調”之類的場面話，再沒下文。
飯菜不可口先不說，吃上一口熱飯都成了奢求。一線輪換下來的醫療隊員，因為回酒店的時間不可控，往往就只能吃一些冷透了的盒飯。於是我們再次掃街，買光了兩家超市的保溫飯盒。起碼，隊員們可以吃上熱乎的飯菜了。
吃，這個問題的根本性解決，還是2月15日之後。醫療隊員確定了每天200元餐標，補貼也終於到位，酒店心裡有了底，餐食質量才上來了。其實在17年前和12年前，我們其實遇到了類似的突發情況，對社會資源徵用後，如何快速制定規則並撥付資金，理應有一套預案。政府這一波的操作，其實可以做得更好些。
問題一直都存在，200塊的餐標，只限醫療隊員，志願者不在其中，我們的口糧還要自己想辦法。於是這一個多月裡，我們的餐食主要是——和醫療隊一樣的白水煮掛麵；多出來的冷盒飯；以及，外地的援助物資多起來之後，大家送來的餅乾、方便麵、自熱火鍋。（插一句，除了吃，前期在住宿上面，志願者也要自費）。
關於吃，插一個在武漢廣為流傳的故事。
一家方艙醫院，病人多是老年人。因為吃不到肉，有些老年人開始私底下合計，是不是有人在伙食費上動了手腳。老人們開始把氣撒到醫生和護士身上，搞起了絕食，醫護人員有禮有節，勸叔叔阿姨要好好吃飯，可老人們才不買賬。最後，醫務工作者在每一餐吃飯時，把自己的盒飯拿到老人的可視範圍內，與老人一同就餐。老人看到醫生的飯盒裡面也沒啥油水兒，也就乖乖吃飯了。
平日裡，大家“飯來張口”慣了。但當危機來臨，你才會發現，餓的恐怖和食物的寶貴。也會有其他平時很不起眼的東西，身價暴增。比如，一把指甲刀，居然可以做到在兩個醫療隊間，上百人傳用。再比如衛生巾，平時堆滿貨架，但現在死活就是搞不到，姑娘們只能拿衛生紙了事。
我們所做的，就是到處蒐羅各類物資，滿足一線同志的需求。直到後來物資配給充足了，隊員們摘掉裝備後，滿是褶皺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我們才總算是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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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武漢的第二天，我們成立了臨時黨支部。當時同行的小朋友一頓抱怨，“命都豁出去了，咱們幹就完了，搞這麼形式主義的事情幹嘛？”但事後證明，這個臨時黨支部，使我們可以城市運轉處於半癱時，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在武漢的醫療隊眾多，大家分別以不同的酒店為基地，各自為戰，即便住在同一間大型酒店的醫療隊，互相也只是點頭之交。這出現了一個問題——各醫療隊的物資需求，沒有一個統一的後勤部門統籌管理。
前期全市的物資供應不足，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兩大物資轉運機構規定——醫療隊屬臨時機構，雖有紅頭文件，但不是法人單位，沒有法人章，想要領取物資，就需要逐級彙報，直到拿著上級出具的函。
連醫療隊都無法及時領取物資，以散兵遊勇形態作戰的志願者，在物資配發人員面前就更談不上有什麼話語權。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也沒問題——“東西就這麼多，我們當然要優先供應手續健全的。居然還有這麼一支醫療隊，聽都沒聽過，上來就問我要物資，我能給麼！”
鄭州的公安機關和街道辦很給力，我們的黨支部得以迅速完成備案，帶黨徽的章也派專人提供給了我們。後期在和紅會和慈善總會的人打交道的時候，這個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代很多醫療隊，領域物資時，蓋得是我們這個臨時黨支部的章。
還有一種情形，我們聯繫到的從外地來配送物資的車輛，從幾百甚至上千公里外來到武漢，但物資被接受後，他們就沒人理了。司機們也有在武漢暫時留宿的需求，但他們根本不知道該找誰。我們以黨支部的名義聯繫了社區，社區領導替他們安排了酒店和餐食。
後來我和夥伴們總結，來到武漢的志願者，都是好樣的，但光有出力的心還不夠，我們需要認識到，紛亂的局面下，怎樣的架構設計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發揮作用。往大了說，這個黨支部讓我們有了更為優先的參與物資統籌的能力。往小了說，當我們扛著大包小包的物資，或者搬運搭建方艙醫院的柱子，累到胳膊都抬不起來，什麼樣的力量能讓我們再咬牙挺一挺呢！“信仰這東西，平時只是說說，極限狀態下，你才能看見它的作用。”這是前面那位發牢騷的小朋友，後面的感慨。
（臨時黨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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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武漢後，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沒有預案，當事人必須快速地做出決策，所以我們可以更容易看清，誰在敷衍了事，誰在真抓實幹。
按慈善總會的說法，外地到武漢的捐贈物資，只要產品合格，有接收方的證明函，進城是不需要通行證的。但實際上，很多車輛，被堵在進城的路口，不準放行，我們的一輛車就在其中。
我們先後找了三個單位協調，但得到的回覆卻只是外交辭令。看了新聞我們才知道，那幾天正趕上黃某英的事件發酵。對於進出城，想必上面擬定了了極為嚴苛的暫行規則，在嚴肅追責的大背景下，難免搞得基層之行人員提心吊膽，推諉扯皮。但我們的物資還是要進城的，最後通過撥打市長熱線，我們的車輛在被攔阻24小時後，終於進城。遺憾的是，很多被攔的運輸車因為遲遲不予放行，只得返回了。
這與我們剛到武漢時的情況確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們1月25日進城還是很順利的，對於想要出城的人，隨便編一個運送醫療物資或者接送醫護人員的理由就可以出城。這導致23日封城之後，仍有相當多出城者。而管理的問題並不限於交通領域，比如針對病患的所謂“清零”行動，在表功和攀比的心理下，各片區都想率先完成“清零”，成為標杆。所以有很多病人被突擊出院，之後有多位已“治癒”的病人復發。
與刻板、推諉相對的，有很多人很清楚當下最該抓的宗旨是什麼。比如前面提到的慈善總會，原則上它需要物資的接收方蓋章，這是個死規定。但是很多機構就是沒有章，於是慈善總會想到一個變通的辦法，讓醫療隊所在的酒店蓋章，或者讓醫護隊隊長簽字，附帶身份證複印件。
再比如交警隊的同志。2月24日起相關車輛持有的老通行證全部作廢，車輛必須到公安機關辦理的新證。正常辦證時長為T+2，但得知我們想要車輛迅速返回並再次運送物資，相關同志為我們開了綠色通道，半小時搞定。
除了行政機關，有些企業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做得也很到位，比如華大基因，他們搭建起了便捷的核酸檢測機制。報名預約、通知檢測地點、告知操作流程，每一個過程都相當人性化且高效。原本這個福利只屬於公司員工及家屬，但後來，全部在一線工作的醫療隊員，志願者、媒體人都可以免費去做檢測。
抓住宗旨，知道自己是幹嘛，能解決很多的具體問題。但想從根源上解決問題，還是要靠合理制度的搭建。比如，因為醫院收治能力不足，前期確實有一部分病人無法入院治療，要麼在家耗著，要麼就走動關係通過熟人疏通跨區安排入院。到後來，入院限定了區域，只能到指定醫院就診。而收治能力的快速擴充才是治本的關鍵，每間醫院每天3部熱線電話，收治病患，最大限度做到不漏一人，應收盡收。2月13日，確診人數數量猛增，這其實就是收治能力已經超出患病人數的有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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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供給愈發充裕，我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了協調非標品物資的捐助與接受。最近我得到的需求來自河南醫療隊，他們說，如果能吃上一口燴麵就太幸福了。燴麵——我家鄉的美食。
最後介紹一下我的家庭，我是個退伍兵，在一家傳媒公司工作，目前和妻兒在鄭州生活。
武漢封城的當天，我就下定了到武漢的決心。家人當然不同意，父親甚至威脅要脫離父子關係，但我覺得有些事情，是註定了該由自己來做的。在大年初二凌晨，趁家人熟睡的時候，我留下了遺囑，發動了南下的汽車。
（祥哥給妻子留下的遺書）
在武漢的每天都很忙，但還是會給家人報個平安。前兩週，氣頭上的妻子總是拒接電話，但能聽到他們拒接的聲音，我也會心安。第三週起，孩子開始接我的電話。前天，妻子終於接聽了我的電話，雖然是劈頭蓋臉一頓臭罵，但我心裡無比的欣慰。
何時回家還未可知。祝所有仍奮戰在武漢一線的戰友和家人們，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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