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进入腊月，这首熟悉的儿歌又活跃在电视和网络上，听着稚嫩又动听的童音，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家乡的年集上。
家乡黄堡镇是关中北部的一个小镇，农历逢二遇七是集。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年代，集是人们主要的商品买卖交易地。黄堡镇有一条街，叫黄堡街，街西头紧邻210国道，街东头有漆水河由北向南穿街而过，河上有一座石桥。每到赶集的日子，桥上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平常的集上，卖菜的、卖服装的、地方小吃、各种农具、电器、针头线脑、日常用品等应有尽有，由于交通方便，黄堡集会也吸引了周边富平、泾阳、三原等外地的客商。每年从腊月十二到腊月二十九，黄堡集打破了逢农历二、七是集的传统，在春节前的十几天里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年集时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跟母亲赶年集。那时候，日子过得清苦，一到放寒假，孩子们就盼着过年，过年了有新衣裳穿，有平常吃不到的肉菜与糖果，还能得到长辈发的几毛钱压岁钱。记得那年腊月廿二，母亲说要和几个婶子一块儿去赶年集，哥哥、我和妹妹都想跟母亲去。那时候家离镇上有七八里路程，考虑到妹妹尚小，还要大人抱着去，母亲说服哥哥在家看妹妹，答应回来给他们买水果糖，妹妹才没有哭闹。父亲从那张漆黑的杜梨木桌抽屉里取出皱皱巴巴的三十块钱与几张布票，交给母亲，叮咛了一句“拣要紧的东西买！”母亲接过钱和布票，用手绢裹好，装到贴身的口袋中，裹上包巾（农村妇女御寒的头巾），让我戴上火车头棉帽子，又拿了一个化肥袋子，带着我，与几个婶子一起，沿着黄土路朝集上走去。我庆幸自己能与母亲一块儿去赶年集，心里盘算着让母亲给我买一挂鞭炮，好拆成零的与小伙伴们比赛放炮。邻家的几个孩子早已放了几天炮了，有一个还故意炫耀，说我买不起炮，我心里满满的羡慕嫉妒恨。母亲与几个婶子一路上聊着到集上都买啥？东西到底贵不贵？不时有赶完集的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同龄的孩子手中的鞭炮让我望眼欲穿。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黄堡集上。彼时的年集上，鲜有今天的各种车辆，架子车、自行车、驴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大部分商贩依靠的是一担老笼，人们穿着主打的蓝、绿、红三种颜色服装，挤满了东西走向的黄堡年集。挤过街东头的石桥，母亲领着我先来到布店，问了售货员布的价格，军绿色的与一款小碎花布价格最低，于是，母亲拿出布票和二十块钱，给我们兄妹三人各自扯了做新衣裳的布。剩下十块钱，母亲买了调料、几斤土豆、几颗白菜、三斤肉、五斤豆腐、一斤水果糖，只剩下了五毛钱。她背着一袋子年货，领着我往回走，我拽着她的衣角，眼里含着泪花央求她：“妈，我想要一挂鞭炮？”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鞭炮摊旁，问人家最便宜的鞭炮咋卖？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卖鞭炮大叔说：“三毛钱三百响！”母亲讨价：“你看，都快散集了，五毛钱来两挂吧。我两个小子呢，只剩下五毛钱了。”我心里敲着小鼓，眼巴巴地等着卖炮的答应。他看了看我们娘俩，说了声“拿去吧！”接过两挂鞭炮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就是整个年集上最幸福的人。那一年的春节，我和哥哥把两挂鞭炮拆成600个零炮，600个“啪啪”的响声如同最美妙的进行曲，给了我们清贫的童年难忘的快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家乡的年集还在每年腊月十二继续着。孩子们放寒假了，在外打拼的人们回家了，每逢年集，农用车、小轿车停满了路两旁，主街道早已改成了步行街，各种年货琳琅满目，付款二维码摆在每个货摊的显著位置，手机支付方便快捷。人们身着各式时尚的衣裳穿梭在年集上，用便捷式折叠车买好要用的年货，遇到熟人就热情的相互问候，年集成了久未谋面的亲朋好友交流的大舞台，喧闹又温暖。通常都是妻子采购，我负责拎年货，一家人的新衣裳早已在网上买过了，年集上主要买菜、肉和拜年的糖果。儿子已长到了我当年赶年集的岁数，我领着他，让他自己挑喜欢的玩具与花炮。除夕的晚上，火树银花、五光十色的花炮映红了半边天，他喊年迈的爷爷奶奶出来看，三代人的笑声回荡在新年的夜空中。
作者：雷焕， 男 ，陕西铜川人，热爱写作，当地作协会员。作品散见《声威报》《铜川日报》《华商报》《王益文苑》《印台文苑》《华原风》杂志，E铜网、《溪流》文化月刊、黄堡文化研究、新陕网、中国作家网、陕西散文论坛、西北散文网、西北作家、当代作家、陕西作家网等报刊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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