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興而行”的故事，許多人都知道。
王徽之在山陰，冬夜見大雪，酌酒，看四處皎然，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他想起戴逵在剡，連夜坐小船去見，天亮到門前了，轉身回家，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這事聽上去，像蘇軾夜遊承天寺的翻轉版，“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造門不前而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張？’”人們總感覺這不像蘇軾做的事。
且說王徽之這麼做，被《世說新語》列入“任誕”，意思是任性放縱。的確，他的心情不難理解，人做事，三分鐘熱度，也許天寒下雪，一路坐船趕去時已經不爽，到門前，耐心用完了。但大多數人，哪怕耐心用完了，總會尋思，來都來了，於是順便見一見戴逵。
王徽之就是不在意這“來都來了”。這一夜的沉沒成本不要了，走。他是能割捨得下的人。
《世說新語》的另一個故事，也說王徽之很捨得下。他弟弟王獻之過世，王徽之就將王獻之的琴摔了，是謂“人琴俱亡”。
普通人的心中，為什麼會有諸多舍不下的東西呢？經濟學家會念叨沉沒成本，來都來了，已經為此付出了，總得有始有終吧。
但許多人未必有這麼理性的經濟學頭腦吧？1927年，布魯瑪·蔡格尼克指出，相對於已完成的工作，人比較容易在意未完成的、被打斷的工作。這也就是所謂的蔡格尼克效應。
比如蘇軾去訪張懷民看月亮，這事完成了，大家覺得理所當然；王徽之雪夜訪戴逵，沒完成就回去了，大家就覺得有些怪。
所以電視連續劇要告訴你未完待續，評書的章回之間會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未盡未完之事，總能惹人情腸，這算是人的普遍心理。
故此才顯得王徽之真是捨得，真是狠得下心。
這種心理，自然也有積極的用途。
威廉·福克納和雷蒙德·錢德勒都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他們偶爾會先構思好一部小說的結尾，然後編織情節，看故事如何到達這個結尾。這樣寫起來很有動力。
尼爾·蓋曼說他寫作的訣竅：“寫，寫完一個，持續寫。”
吉恩·沃爾夫更乾脆：“開始寫下一個！”
別再思前想後，先開始了再說。
除非你恰好是王徽之那樣的性情，否則，“未完成”的心理會一直齧咬你，讓你自己繼續下去。
先開始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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