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盛夏的一個夜晚，在上海善鍾路（今常熟路）霞飛路（今淮海路）口的DD咖啡館，明星電影公司三巨頭之一週劍雲正在約見夏衍、鄭伯奇、錢杏邨（即阿英）。簡單客套之後，周劍雲單刀直入地說道：“這次請幾位來做顧問，我們是真心實意的，主要是想請各位給公司今後的方向出一些主意，最好還要能給公司寫劇本。考慮到你們寫的劇本恐怕工部局和國民黨市黨部的檢查機關通不過，所以我們會派人去‘燒香’，問題不是很大。”在顧問聘書上，夏衍化名黃子布、鄭伯奇化名席耐芳、錢杏邨化名張鳳梧。
就這樣，在瞿秋白領導下的中共黨組織打入了上海的電影界，1933年3月組成了在電影界裡的第一個黨小組，由夏衍任黨小組長。之後，左翼電影便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了。
《狂流》劇照
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左翼電影是夏衍與程步高合作的《狂流》。其電影劇本現在看來還是比較簡單的，共一萬五千字左右，提綱式的，三十多節。主要情節是這樣的：漢口上游的傅莊，村中地主傅伯仁為富不仁，為鄉親所痛恨，但他的女兒秀娟美麗善良，與村上小學教師劉鐵生相愛，因貧富懸殊，未論婚嫁。傅伯仁欲結交權貴，強要女兒嫁給縣長的兒子李和卿。秀娟不從，欲與鐵生相約遠走他鄉。此時，大雨突至，洪水降臨，鐵生為帶領鄉民趕築堤壩抗洪婉拒秀娟，秀娟贈以玉墜以示真心。後水情告急，傅伯仁攜全家逃奔漢口，並詭稱自己為賑災代表，騙領了五千元救災款。傅莊鄉民得知後，推王老爹、劉鐵生為代表，找傅伯仁評理。傅伯仁反誣劉鐵生“煽惑鄉愚、圖謀不軌”。傅莊鄉民忍無可忍，正遇洪水又至，築壩所需木料不夠，眾人便動手搬取傅伯仁用賑災款購買的木料護堤。傅伯仁調來縣警，指鐵生為盜寇，捕而痛毆，秀娟挺身相救。此時眼看堤壩就要決口，連縣警也與民眾一起奔上堤壩救險，但洪水終於沖決堤壩。傅伯仁被狂流沖走，秀娟和鐵生掙扎在滔滔洪流之中……
影片由程步高導演，胡蝶出演秀娟，龔稼農飾演劉鐵生。1933年3月8日，《狂流》公映於上海的中央大戲院和上海大戲院。影片引起轟動，影評人士好評如潮。
《狂流》是左翼電影邁出的第一步，雖然它還比較稚嫩，但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鐵板紅淚錄》劇照
1933年，左翼電影取得了豐收。除《狂流》外，《鐵板紅淚錄》、《鹽潮》、《三個摩登女性》、《姊妹花》、《春蠶》等一批影片，打破了武俠與言情片的重圍。題材的現實性與深刻性深深打動了觀眾，它有力地揭露了當時民眾生活的黑暗面。其中，《春蠶》是根據茅盾的同名小說改變的一部電影。《鐵板紅淚錄》是由陽翰笙編劇，洪深導演的反封建、反土豪的影片。
《三個摩登女性》劇照
在明星公司的首倡下，其他的電影公司如藝華、聯華等紛紛轉向現實題材的創作。於是，一場在中共夏衍等人推動下的左翼電影運動聲勢浩大地開展起來。
隨著左翼電影運動的發展和高漲，國民黨政府就想方設法扼殺成長中的左翼電影，以致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搗毀藝華影片公司事件”。
“藝華影片公司” 由嚴春堂於 1932年10月在上海創辦。 1933年擴大規模，在康瑙脫路（今康定路）金司徒廟附近新建攝影棚。9月，改組為藝華影業有限公司，嚴春堂任經理，請田漢主持影片創作並領導編劇委員會，陽翰笙、夏衍也參加劇本創作，成為左翼電影運動開闢的一個新陣地，先後完成了具有鮮明的抗日反帝色彩的《民族生存》、《肉搏》、《中國海的怒潮》和《烈焰》等4部影片。
《中國海的怒潮》劇照
1933年11月12日，發生國民黨特務組織搗毀藝華公司事件，並散發署名“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的傳單。這一事件不僅震動全國，也激起了海外愛國華僑的義憤。魯迅先生在《準風月談》“後記”裡是這樣描述的：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瑙脫路金司徒廟附近新建之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之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在執筆簽名之際，另一人遂大呼一聲，則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而入，分投各辦公室，肆行搗毀……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眾起來一致剿滅共產黨’等字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為‘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 ……”
此後，中國的左翼電影開始了“在泥濘中”作戰，“在荊棘中”潛行，並迎來了更加輝煌的前景。
抗戰勝利後不久，聯華影藝社拍攝了史東山導演的《八千里路雲和月》，並組織籌拍了《一江春水向東流》上集《八年離亂》。1947年6月，聯華影藝社併入崑崙影業公司，之後，又拍攝了《一江春水向東流》下集《天亮前後》。
《一江春水向東流》由蔡楚生、鄭君裡聯合編導，描寫了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反映了“九·一八”至抗戰勝利前後這一時期的真實生活。著名演員陶金飾張忠良、白楊飾粟芬、上官雲珠飾何文豔、舒秀文飾王麗珍。《一江春水向東流》是繼蔡楚生獲1935年蘇聯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榮譽獎的《漁光曲》之後，再創電影賣座的最高紀錄。
《一江春水向東流》拍攝現場
上海電影的發展幾乎涵蓋了中國電影的全部，在1949年前就已創造了輝煌的成就，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有一批思想進步的左翼電影工作者參與。他們以現實主義的手法，描繪和再現了當時的社會、政治大背景，為後人開創了一條新的電影創作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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