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中国水灾，被认为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破坏性最大、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列为全世界十大自然灾害事件之首。受灾省份多达23个，全国2/3地区、8千万人口受灾，洪灾中死亡数近100万，死于洪灾引起的饥荒与疾病者达到370万，据国际联盟估算甚至将近千万。
1931年5月下旬开始，中国发生反常的大面积降雨，雨量是平常年份的好几倍，长江、黄河、淮河、松花江、辽河、鸭绿江流域都持续下了3个多月的雨，有的地方一天雨量就超过200毫米，导致长江、黄河、淮河和支流的水位暴涨。
由于旧中国多年军阀割据，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内战，三条大河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无人监管，泥沙淤积、水路堵塞，而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被开垦，蓄水能力下降，因此抗洪能力很差。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武汉。5月10日，汉口站水位超过22米，7月5日接近24米，8月19日超过28米，最大洪峰流量接近每秒60000立方米。
在连续暴雨中，如能及时投入33万银元用于加固堤坝，还有一线机会，但蒋介石却挪用了筑坝的库存金购买枪支进行内战，导致7月28日汉口江岸决堤，码头上的车夫、苦力当场溺死2500人。
四年前还是民国首善之区的武汉，市区一片汪洋，平均水深3米，最深处达5米。汉口、武昌、汉阳全被淹没，武汉全境被水淹没两个月，电线中断、店厂歇业、百物腾贵。
据《申报》记载，武汉共16.3万户被淹，受灾人数达到78万人。
昔日繁华的江汉路，全都成了河道。
全市2200多条船只在市区游弋、用于交通。《泰晤士报》记者写道：“扬子江水漫过了江边马路，城里的许多地区都被淹了。黄包车仍然在接活，在几乎没到了座位的深水中拉客。在街道上划舢板成为每天都能见到的一道风景。”
灾民们露宿在高地和铁路两旁，或困居于高楼屋顶，白天像火炉似的闷热，由于国民政府的中央赈灾委员会根本没有任何有效救灾措施，洪水中到处漂浮着人畜尸体，瘟疫蔓延，死伤惨重。
汉口状况极为艰难，安葬尸体和安置难民这两件事非常困难，市政府宣布从晚上十点到凌晨五点实行宵禁，但是每天晚上仍然发生许多抢劫案件。
汉口：一个运送食物的苦力站在深水区。
从湖北到江苏，沿途共有354处出现绝提、漫堤，湖北、安徽、江苏等南方8省严重受灾。安徽省首府安庆城也部分被水淹没。
大量农田和村庄、城镇被淹没，百姓流离失所。
在社会各界和国际人士呼吁下，各界力量与国民政府一起组成救济水灾委员会，调集资源赈灾。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救助能力有限，江南灾民们每家仅得到六角赈款，相对受灾损失来说，不过杯水车薪。
9月17日，宋子文推动南京国民政府发行了第一批赈灾公债3000万元。同时，孔祥熙致电张学良，要求当年惟一农耕正常的东北运粮赈灾。此时，近亿灾民的冬衣问题也迫在眉睫，政府开始以每日一万套的速度赶制冬衣，并且全国征求破旧衣服和鞋，经消毒后运发各地。
此次水灾令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重视修林造堤的的水利工程问题，并试图完善中国的水灾救济机制，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多年内战，水利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反而产生了大批贪官污吏，直到1949年，全国仅有23座水库，江河堤防仅4.2万公里。
如曾任全国建设委员委员长的张秋白，本是安徽省建设厅长，通过皖江沿线的江堤建设工程中饱私囊，买官成为全国建设总长，又试图通过沿江水利建设来捞取个人的好处，因民愤太大，后被铁血杀手王亚樵毙于枪下。
趁我国难，日军趁机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重视水利建设工作，1949年至1976年，全国建成大、中、小水库85000多座，修筑江河堤防28.69万公里，治淮决胜，有力地保障了抗洪防旱工作。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武汉关水位最高达29.43米，超过1931年的28.28米，而武汉安然无恙，当年水灾死亡人数和损失不到1931年水灾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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