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認為，用政治來引導百姓，用刑罰來約束民眾，則民眾雖不敢犯罪但沒有羞恥之心。用道德來引導百姓，用禮教來約束民眾，則民眾不但有羞恥之心，還能洗心革面改過自新。
孔子非常注重德育與禮教，認為德育禮教才是一個社會治標治本的措施，所謂“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所強調的德育禮教，就是指我們今天的教育。太史公司馬遷也認為，當一個社會處於亂世的時候，一定要有強而有力的嚴刑峻法才能達到立竿見影的治理效果，即治法必用重典。
但並不是說法令越多越嚴酷越好，當太平盛世百姓都敬畏刑罪法律之時，就要像孔子所說的那樣注重教育，否則民眾就只畏罪而不敬法。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就算法律條文汗牛充棟，也會出現盜賊蜂起的社會亂象。“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法律不過是治世的工具，並不能僅僅依靠法令就能使社會正本清源和風清氣正。
如果一個地方從一開始就教育發展得很好，則民風淳樸，就算法律不完善有如“網漏於吞舟之魚”，依然可以吏治蒸蒸日上天下太平。可見，教育是功在千秋利在當代的重大事業。教育不等同於考試，當今中國的教育問題積弊甚深，關係到科技的創新、國家的自強和民族的自立，當政者不能不重視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分享到:
閱讀更多 吳話不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