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千年曆史，央地博弈是決定政治變動的核心動力。過去的時候是軍事藩鎮 ，就是中央放權給地方自主行使軍事職能，抵禦北方外族入侵。但放權放得太多了，時間久了地方就擁兵自重開始造反。這也是一放就亂的更大的層面的體現。當然中央這個放權是有對價的，是讓地方去承擔一些職能。
現代中國的央地關係博弈的結果，不再是軍事藩鎮，而是另一種形式，是由於財稅放權導致的“債務藩鎮”。分稅制後，中央將稅權上收，但是次貸危機後，為了讓地方行使穩增長的職責，慢慢將地方債這隻老虎放出來，對地方進行債務放權，五年左右形成了一個一個巨大的“債務藩鎮”，威脅著國家的財政和金融穩定。所以十九大四中全會提到國家治理現代化，實際上債務治理也關係到國家治理。
2016年左右開始的防風險攻堅戰和去槓桿運動，發了二十幾個文件（典型的有2014年43號文，2017年50號文等），本質上就是“債務削藩”。但是由於地方政府可以各種方式繼續成立企業式的開發公司和投資公司，加上投行按照企業的模板做財務報表，所以可以城投債、非標的形式繼續融資。可以說，這幾年債務削藩的效果並不是那麼理想。
我上面說了債務藩鎮形成的內在機理，一個是風險大鍋飯，一個是財政分權和貨幣集權下的歐債模式。所以本質上這兩個體制性因素不消除，分稅制下地方稅收份額偏少，但事權一點也不少，財權事權不平衡，加上地方政府政績錦標賽制度，債務難免繼續膨脹。而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泡沫問題，只是央地財稅制度和債務藩鎮的一個後果。中國經濟的房地產化，對製造業的擠壓已經非常嚴重。房地產是個抵押品，信用來源和廣義貨幣發行的錨，這個行業比較特殊，大國資產負債表的核心和壓艙石，沒有人敢亂用。但現在的情況不同，有點透支。
財稅怎麼改革？我們看到去年中央有了很多動作，一些稅種的比例開始讓渡給地方。但就一個詞，與債務和土地財政比起來，稅是杯水車薪。把中國當作一個企業，稅收，一般預算收入，才算主營收入。土地轉讓金那算是營業外收入。所以現在的地方政府靠營業外收入和籌資性收入來維持現金流量表，怎麼可能持久？
財稅改革的方向，單就債務的發行和償還約束的視角，可以做一個矩陣：
自發自還
代發代還
代發自還
自發代還
最有約束力的是應該是“自發自還”，最差的是“自發代還”。我們的地方債模式，這幾年各種政策，各種終身追責制，形式上要求的是“自發自還”，但實際上還是最差的“自發代還”，雖然沒有真正的代還，但是現在來看出了事的地方平臺，很多還是上一級政府兜底。如果一個省都出來了問題，大家預期的還是中央兜底。實際上剛性兌付，導致了最差的模式，即自己大力發行債務，出了事準備讓上一級或下一任兜。這個博弈的結果形成的均衡就是現在的結果。
所以，財稅改革的方向，自發自還的理想模式現在很難實現，比較現實的是上手財政權力，退而求其次，找個次優選擇，先“代發代還”，即就像大的集團公司，把資金權力上收到總部，形成一個司庫統一調配和管理，既能降低風險，又能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現在企業是這個趨勢，國家也可以借鑑。但是中國太大，不能收的太厲害，可以以地區為單位進行集中管理。
而從長期來看，現代稅制的方向，還是要敢於對資本和財產徵稅，建立起累進制的稅收制度來調節分配收入。現在是對勞動力征的太多，對資本資產徵的太少，導致稅收不足和兩極分化。但是對資本資產徵稅從來是一個技術難度很高的工種，但是這考驗一個國家的財稅能力，也關係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能力。所以，能不能在一個資產泡沫上徵收房地產稅，用稅收的主營業務收入取代土地轉讓金和不斷膨脹的債務，是考驗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實現財政現代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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