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語言就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文化現象，語言承載著人類文化的積累和傳承，我們談文化精神是離不開語言的。而語言作為一種文化精神早己受到人們的重視，尚言也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我國現存商周史料中保存比較完整和頗具史料價值的古老文獻《尚書》和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都有對言辭的重要性的論述。如《尚書》中有"嘉言"、"諞言"之說。"嘉"出自《虞書？大禹謨》："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帝舜認為大禹的見解"為君的能知道為君的艱難，為臣的能知道為臣的艱難，那麼，政事就能修明，黎民百姓也會注重修德"很有道理，若能如此，嘉言就會被採納，賢才就不會被遺棄，萬邦就會太平。"諞言"出自《周書？秦誓》："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諞言"是指那些巧善辯佞之言，君子容易產生疑惑。
但無論是"嘉言"還是"諞言"都體現了對言辭的重視。《詩經》中的《大雅》有不少詩句表達了對言、辭作用的認識和理解。《大雅》三十一篇大部分是西周初期作品，少數是西周末期作品。如《詩？大雅？板》雲：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詩？大雅？抑》雲："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這是人們重視言辭思想的客觀顯現，這也說明此時人們己經認識到言辭對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意義。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的重要意義也越發受到人們的重視，擁有知識的貴族階層越來越講究言辭的修飾，社會上漸漸形成了一種重視語言、追求辭令之美的風氣。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在孔門四科中"言語"也是緊承"德行"，可見其意義之重要。
《左傳》作為春秋時期一部重要的典籍，其記載的風格各異的辭令蘊含了"言，身之文也"的語言文化精神，彰顯了一個講求辭令的時代，正像唐人劉知幾所說"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典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士人們雅好辭章，文人集團開始形成，立言不朽也成為春秋貴族的精神追求。
文飾典雅、立言不朽的語言追求
春秋時代，不光是社會的政治經濟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文化上也發生了劇烈轉型，開啟了一個追求文飾典雅、立言不朽的語言變革的時代，講求辭令之美的創作走向全面的社會生活。賦詩言志，溫文爾雅；行人辭命，含英咀華；君臣應答，風流雅緻，新體文言的理論和創作走向了一個新的臺階。在這場文言變革中，《左傳》以其卓越建樹擔當起了文言變革的主力軍。與商周以來古拙簡奧、佶屈聱牙、句式簡單、不尚修飾的古體文言相比，一種形式靈活、富有節奏、典雅蘊藉、注重修辭的新體語言已經形成。錢基博先生認為："自孔子作《文言》，而後中國文章之規模具也。文言者，折衷於文與言之間。在語言，則去其方音俚俗，而力求簡潔；而於文，則取其韻語偶個，而不為典重。音韻鏗鏘以為節，語助吟歎以抒情，流利散朗，蘄於辭達而已。後世議論敘述之文，胥仍其體。自文言而益藻密，則為齊梁之駢體。自文言而益疏縱，則為唐宋之文。此其大較也。""孔子以前，有言有文。直言者謂之言，修辭者謂之文。"＠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懂得對直白的語言形式（言）進行自覺的文飾和美化（文）的時候，就意味著開啟了一個文言變革的時代，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春秋時代實現了從舊體文言到新體文言的歷史跨越，中國文學的發展有了新的格局與氣象，隨著新體文言的成熟，講求辭采，崇尚辭令，漸漸成為時代的風尚。《詩經》在春秋中葉結集，辭采飛揚；孔子為《乾》、《坤》二卦作《文言》，成為後世文章的典範；《春秋》絕筆於泣麟，"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左傳》步其踵武，典雅博奧，為史家之大觀。於是《尚書》的凝重遲緩漸漸被清新典雅的風格所代替，預示著建言修辭、講求辭令、洋溢著禮樂文明之勝的語言變革時代的到來。
一、文士集團的漸趨形成
文士集團是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在中國文化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推動社會的發展、文化的繁榮中擔當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像梁園文士集團、鄴下文人集團、金谷雅集、蘭亭之會總能在我們的腦海中留下群賢畢至、少長鹹集、絲竹唱和、詩酒風流的旖旎畫面，但說起文士集團的形成我們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可以說這一時期已經具備了文士集團的雛形。如《襄公三十一年》記載了子產從政的故事：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禆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禆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子產處理政事，擇其能者而用之。馮簡子能夠決斷國家大事；子太叔外貌秀美又有文采；子羽不僅瞭解四方諸侯的政令，還能辨別他們大夫的家族姓氏、官職爵位、尊卑貴賤、才能高低，並且還善於辭令。裨諶善於出謀劃策，在野外謀劃就能成功，在城裡謀劃就會失敗。每當鄭國要有諸侯之間外交上的事宜，子產就向子羽詢問四方諸侯的情況，並且讓他多寫一些有關的外交辭令稿，然後和裨諶一起駕車到野外去，讓他看看策劃是否可行，把結果告訴馮簡子，讓他來做出決斷。如果可行，就把任務交給子太叔去執行，以應對諸侯賓客。所以子產執政的時候很少有把事情辦壞的時候。
春秋時期，鄭國作為蕞爾小國，夾在晉楚兩個大國之間，時常受到他們的擠兌，日子過得極其艱難，經常受到大國的威脅，要看他們的臉色行事。但鄭國雖然不是軍事大國，武力不如別國，可在文化上卻非常繁榮，有著悠久的讓人注目的詩書傳統。子產執政期間，就把鄭國上下一批富有詩書教養的一大批文士聚攏到自己的周圍，各盡其能，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特長，群策群力，在政治外交間擔當著重要角色，也因此標誌著一個應對四方、雅好辭章的文人集團正在形成，而且《論語？憲問》中的一段記載也與這段文字相輔相成：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從"草創"到"討論"到"修飾"再到"潤色"，清晰地展示了文士之間相互切磋，各盡其能，從而共同完成辭令創作的全過程。傅道彬說："春秋時代士人集團文武分途，一批熟悉禮樂經典、長於辭令表達的文士從士人集團中分化出來，形成了一支新的並漸漸取代武士集團而成為士人主體的新興力量。比起武士的披堅執銳、叱吒風雲，文士們更熟知典章禮樂，嫻於辭令，承擔著文化傳承的重要使命。獨立的文士集團是春秋時期的辭令創作和歌詩活動的主體力量，也是文學創作的主體力量。"
我們再來看看《左傳》記載的在鄭國的三次賦詩活動：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隴賦詩；一次是《昭公元年》記載的趙孟再次經過鄭國時的又一次賦詩活動；還有一次是《昭公十六年》的六卿賦詩。這三次賦詩，文士相聚，絲竹管絃，唱和應答，辭采飛揚，特色各具，讓我們看到了文士集團的漸趨形成：
《襄公二十七年》，鄭簡公在垂隴設享禮招待趙文子，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印段、公叔段跟從鄭簡公，趙文子讓七子賦詩以觀其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的第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趙文子對其賦詩都一一作了評價，垂隴賦詩儼然就是一個文雅風流的文人聚會。
過了數年，趙孟再次經過鄭國，在歷史上又留下了一次詩酒唱和、賦詩言志、其樂融融、歎為觀止的賦詩佳話：趙孟、叔孫豹、曹大夫三人路過鄭國，鄭伯想要同時享燕他們。先是由子皮向客人通告，這也是當時的禮節。禮節完畢之後，趙孟賦《瓠葉》，取其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表示希望一切從簡，一獻即可。但是饗禮上，鄭伯仍然備以五獻，趙孟再次向子產表達了自己希望一切從簡的願望，一獻即可，並且說明此行只不過是路過鄭國，並非專門來聘問鄭國。饗禮完畢又設宴款待。在宴會上叔孫豹賦《鵲巢》一詩，穆叔之意或比趙孟為鵲，以己為鳩，大國主盟，己得安居，藉此對晉國和趙孟的安魯之功表示讚美，趙孟謙虛推辭說自己實不敢當也。叔孫豹又賦《采蘩》一詩，子皮賦《野有死麇》，都是對趙孟的稱美之詞。趙孟賦《常棣》，是取其第四章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意思，表示晉魯鄭要團結一致，共同對外。當時各國的卿大夫在禮典之上，以詩代言，各為其國，也可謂用心良苦。
《昭公十六年》夏季四月，鄭國的六卿在郊外為韓宣子餞行。韓宣子說："請幾位大臣都賦詩一首ｆ起也可以順便了解了解鄭國之志。"子薷賦《野有蔓草》，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所以，韓宣子說："孺子好啊！我有希望了。"子產賦《羔裘》，取其"彼其之子，捨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用以讚美韓起，所以，韓宣子說："起不敢當。"子太叔賦《褰裳》，取其"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意為若宣子思己，將有褰裳之志，若不我思，將會另行尋求保護，所以，韓宣子說："有起在晉國執政，不會再勞煩您去侍奉他國，我們會保護鄭國的。"子太叔拜謝。韓宣子說："好啊，您說得對！只有有所警戒，才能善始善終。"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在此次宴會上，鄭國六卿所賦之詩皆不出鄭國之外，而且都表示友好，韓宣子非常滿意，氣氛極為融洽，這分明又是一次詩酒風流的文人雅會。
從子產用人各盡其能，把一大批賢能之士都籠絡到自己的周圍，到《左傳》記載的發生在鄭國的這三次賦詩活動，我們可以看出鄭國濃厚的詩書傳統，文化上的繁榮。實際上他們有意無意的文人雅會，詩酒唱和已經開啟了後世"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文士集團的先河，標誌著文士集團的漸趨形成。而且這漸趨形成的文士集團也展示出了自己的風采，是春秋時期辭令創作和歌詩活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在春秋歷史文化的舞臺上也不啻是一道靚麗的風景。
二、建言修辭的語言風尚
春秋時代是一個注重修辭的時代，因為許多重大的政治、軍事、外交事件都有賴"文辭之功"。《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仲尼曰："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可見春秋時代的思想家特別強調對文辭的重視。"子產獻捷"的辭令顯然不是即興創作，而是精心準備，有備而來，甚至是以文本形式流傳的，所以孔子才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而據《襄公三十一年》記載，叔向也說："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劉勰用"建言修辭"來概括春秋時代的尚言風尚。春秋時期，文言的創作與理論有了新的格局與氣象，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現了春秋時期文質彬彬社會風習下普遍的修辭意識和修辭習慣，同時彰顯了"建言修辭"在社會實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春秋時期，辭令創作已經進入專門化甚至於職業化的時代，人們已經有意識地對辭令進行精心創作，《左傳》就是一部"建言修辭"的典範之作。正如劉知幾所說："《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噃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穫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犢，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錢鍾書先生也說："劉氏舉《左傳》宋萬裹犀革、楚軍如挾擴二則，為敘事用晦之例。顧此僅字句含蓄之工，左氏於文學中策勳樹績，尚有大於是者，尤足為史有詩心、史有文心之證。《左傳》重之以文飾，建言以修辭，二位先生可謂道盡。
《左傳》記載了不少建言修辭的事例，如《僖公二十三年》記載：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袞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敢不拜？"一天，秦穆公設宴招待重耳，子犯說："我不如趙衰有文采，請您讓趙衰跟隨赴宴。"公子在宴會上賦《河水》，秦穆公賦《六月》。趙衰說："重耳拜謝恩賜！"公子退到階下，拜，叩頭，秦穆公走到下一級臺階辭謝。趙衰說："君王把輔助天子的事命令重耳，重耳豈敢不拜？"在晉文公逃亡路上，趙衰以富有文采而擔當賦詩言志的重任，果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又如《定公四年》記載：
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眭。……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雲：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曱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覆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範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讀完這段文字，對於祝佗的口才，對於祝佗對歷史掌故的諳熟令人嘆觀止矣。定公四年，劉文公受周王之命在召陵會和諸侯，策劃進攻楚國的事宜。這次會盟，衛國的子行敬子建議衛靈公帶上祝佗，因為子行敬子認為諸侯大會一定會有難以解決的問題，這時祝佗出色的口才就會發生作用。對於祝佗的口才之好，孔子極為讚賞，他在《論語？雍也》中說："
不有祝鉈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果然，周人準備在歃血的時候"長蔡於衛"，他們的理由是"蔡叔，康叔之兄也"。這時祝佗擺事實，講道理，娓媽道來，談到周代歷史掌故如數家珍，有理有據，最終說服周人"長衛侯於盟"。
這些都是春秋時期追求"建言修辭"的明證。
範寧在《春秋穀梁傳？序》中謂《左傳》"左氏豔而富"。所謂"豔"，唐人楊士勳疏曰："'豔'者，文辭可美之稱也。"雖然範寧評價的是《左傳》的文辭，而實際上"文辭可美"卻代表著整個春秋時代＇的"文言"特徵。由此可見，春秋時期，自覺的文言思想和修辭意識已經形成，多種修辭方法的運用使得春秋文言改變了以往文辭凝重古板的特點，呈現出流暢而靈動、文雅而誇飾的新的美學風貌，彰顯出燦爛華美富豔誇飾的藝術境界。
章學誠《文史通義》雲："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因此要想達到愉悅雍容、溫文爾雅的教化目的，就必須修辭，必須文飾。修辭的過程即是對語言藝術化美化的過程，這也就成了早期的辭令創作的"建言修辭"。
三、立言不朽的精神追求
司馬遷寫《史記》要將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以求揚名於後世，其實早在春秋時期，《左傳》就明確表達了這種"立言不朽"的思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範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範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在穆叔看來，像範宣子那樣從御龍氏、豕韋氏、唐杜氏一直到晉主夏盟為範氏，世代為官，累世榮光，這充其量只能稱為"世祿"，不能稱為"不朽"，而像魯國大夫臧文仲那樣身沒言立，聲名傳於後世，才能稱為真正的"不朽"。因為高官厚祿只能代表地位的尊貴，是無法與"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相提並論的。
由此可見，《左傳》不僅講宄"建言修辭"，注重對語言的修飾，而且在精神追求上也崇尚"立言不朽"，顯現了語言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時這一"立言不朽"觀點的提出也是基於春秋時代辭令運用的實踐，人們在實踐中對辭令的重視和運用促使春秋辭令在實踐中走向成熟。
春秋時代，文學、史學、哲學都得到高度的發展，具有相當文化修養的社會階層在交際活動中對言語藝術的重視使辭令表達成為春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春秋辭令，作為春秋時代人們思想的外在表現和載體，既包含著時人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也蘊含著時人對辭令歷史作用的認識。出於對辭令歷史價值的思考，春秋時代人們精心修飾辭令不僅僅是為了展示自身修養或完成使命，更重要的是他們也希望自己文雅的辭令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在歷史的長河中留存下來，他們希望辭令也能夠不朽於世，而不是在歷史上消失得無影無蹤。"立言不朽"思想尤其成為春秋以來士人的精神追求，這無疑說是在人生的價值觀方面為"建言修辭"的語言追求作了一個搖旗擂鼓的吶喊。
在春秋時期禮樂文化的土壤上，"建言修辭"成為時代風尚，辭令創作表現出職業專門化的傾向，文言創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景象，獨立的文士集團漸趨形成，立言不朽成為人們的精神追求，所有這些都彰顯了《左傳》"文飾典雅、立言不朽"的語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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