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關係」龐敬然 崔莉:“印太戰略”視域下的中印關係

龐敬然 崔莉:“印太戰略”視域下的中印關係

作者:龐敬然,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洛陽校區講師;崔莉,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洛陽校區講師

來源:南亞東南亞研究,2019年第6期;中國周邊安全研究中心

近年來,國際上對“印太”概念的研究和使用日益增多,國內相關的研究成果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這些成果對“印太”概念的由來和發展、戰略內涵及侷限性等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從學者最初提出到後來得到官方認可,“印太”逐漸由最初的地緣政治概念演變為現實戰略構想,影響日益凸顯。“印太戰略” 由美國大力倡導和推動,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給予積極回應和互動。該戰略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戰略的參與方具有共同的對象國指向,即具有很強的針對中國之意;二是從傳統的“亞太”概念轉變為“印太”,印度和印度洋的重要地位被突出出來。在此戰略中,中國和印度兩個相鄰大國分別以受動者和施動者的不同身份被關注和重視。基於此背景,本文擬從“印太戰略”這一視角審視中印關係的發展。通過剖析印度與“印太戰略”的關係,探究“印太戰略”對中印關係的影響,並嘗試提出我國的應對之策。

一、“印太”:從概念到戰略

“印太”一詞的使用經歷了一個演化過程,最初是作為地緣政治概念來使用的,近年來則逐漸作為一個新的地區戰略名稱來使用。在“印太”由地緣概念到現實戰略的演進過程中,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家的學者發揮了重要作用,使該詞彙逐漸被本國的官方所接受。美國學界雖然接受和使用“印太”概念較晚,但美國官方卻高調、頻繁地使用該詞彙,並在特朗普總統上臺後不斷充實這一概念的內涵,進而形成美國大力推崇的“印太戰略”。美國正式宣佈“印太戰略”後開始積極佈局,與“印太戰略”體系國家開展積極互動,並謀求將參與國家拓展至東南亞地區。

(一)作為地緣政治概念的“印太”的出現

“印太”一詞最早是作為一個地緣政治概念出現的。20世紀初,德國地緣政治學者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在《太平洋地緣政治學》一書中就使用了“印太”詞彙。緣於本國的地理位置因素,澳大利亞的學術界很早就開始研究和使用“印太”概念。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亞學者就提出了“印太”概念,認為維持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的戰略平衡將有助於確保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進入21世紀後,除澳大利亞外,印度、日本等國家的學者也開始研究和使用這一概念。2007年,印度學者庫拉納(Gurpreet Khurana)在《戰略分析》期刊上發表《海上安全通道:印日合作的前景》一文,成為印度最早正式使用“印太”這一概念的學者。2013年,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表的《亞洲的安全保障秩序》報告指出,一個新的“印太安全保障綜合體”正在崛起。與這一時期澳、印、日學界對“印太”詞彙的熱切關注截然不同,美國學界對這一概念比較冷漠,使用這一概念的學者寥寥。

近年來,除了學界對“印太”概念的研究和使用外,多國官方也開始對這一概念進行關注和頻繁使用。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訪問印度期間在印度國會發表演講,強調了印度洋和太平洋兩洋交匯的重要性。此後,安倍在很多場合多次提到“印太”概念。2010年10月,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在夏威夷的講話中使用了“印太”一詞,成為美國高官中第一個使用該詞彙的人。2012年12月,印度總理辛格在印度-東盟峰會上,首次使用了“印太”一詞,稱“一個穩定、安全、繁榮的印太地區對我們自身的發展與繁榮至關重要。”澳大利亞則是最早把“印太”一詞寫入官方報告的國家。澳大利亞2012年10月發表的《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白皮書以及2013年公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白皮書中都多次提到“印太”。

(二)作為地緣戰略的“印太”的形成

特朗普上臺後,美國官方開始頻繁使用“印太”一詞,並對這一地緣概念進行解釋,不斷充實其內容,最終形成“印太戰略”。2017年10月,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所的演講中首次使用“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提法。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亞洲5國進行訪問,並在這次就任總統後的首次亞洲之行時,正式宣佈了美國的“印太戰略”。2018年5月30日,在太平洋司令部指揮權交接儀式上,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正式宣佈將“太平洋司令部”改為“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簡稱“印太司令部”)。同年6月,美國國防部公佈的《2019年國防預算案》對“印太戰略”進行了系統闡述。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公佈了第一份《印太戰略報告》。這標誌著美國的“印太戰略”已然成型,從概念設想已發展為現實戰略。

“印太戰略”由美國高調提出,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三國大力推動或追隨。2017年11月,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外交部高級官員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了首次四國安全會議,四國認為“一個自由、開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區符合本地區和全世界範圍內所有國家的長期利益。”2018年6月,四國在新加坡舉行第二次安全對話,強調東盟在亞太地區的“中心位置”,努力將東盟國家拉入“印太戰略”體系。從四國頻繁的互動來看,目前“印太戰略”已經形成四國聯動模式,並且試圖尋求將戰略範圍進一步向四國以 外的印太地區國家拓展。

二、印度與“印太戰略”

印度在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中被賦予了重要地位,日、澳兩國也認為印度是該戰略的重要支點國家。印度對“印太戰略”經過審慎觀察和評估後,逐漸開始積極參與該戰略的實施。印度參與“印太戰略”有其自身的戰略考慮,希望利用該戰略提升本國的國際地位,增強抗衡中國的力量,還想借此獲取來自美日等國的先進軍事技術和裝備,併為本國經濟實力的提升尋求更多的合作機會。

(一)“印太戰略”體系中的印度

從“亞太”到“印太”概念的轉變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戰略實施的地域範圍擴大,印度和印度洋被包括進來,並在戰略中佔據重要地位。在美國的“印太戰略”中,除了傳統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亞繼續發揮作用外,印度也被認為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2017年10月18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演講中強調:“美國和印度在和平、安全、航行自由以及自由開放的體系方面有著共同目標,必須作為太平洋印度洋的西方與東方的燈塔。”2017年底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則指出,“美國歡迎印度成長為一個全球領導型力量和一個更強大戰略與防務夥伴。”日本和澳大利亞作為美國的盟國也在大力推動“印太戰略”,兩國都認為印度是該戰略成功實施的重要支點國家。2016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在東盟峰會上向印度總理莫迪“推銷”其“印太戰略”時指出,“印度是連接亞洲和非洲最重要的國家”,希望“日印緊密攜手,推動這一構想的具體化”。

在具體的戰略實施中,印度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獨特地位表現得淋漓盡致。為向印度示好,特朗普政府改變了上屆政府的對印政策。美國一改以往的印巴政策,在反恐問題上開始公開指責巴基斯坦,主動邀請印度參與解決阿富汗事務。美國甚至賦予印度“戰略貿易許可地位”,以便印度可以合法獲得美國的軍民兩用技術,此舉更是將印度提升至美國的親密盟友的特殊地位。2018年9月,印美舉行“2+2”部長級對話,進一步提升了兩國防務戰略伙伴關係。從美國的這些政策轉變和具體安排可以看出,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需要印度的參與和支持,印度在其中可以發揮獨特的地緣優勢。

(二)印度對“印太戰略”的反應

“印太”概念和戰略提出之初,印度國內戰略學界對“印太”的看法並不一致。一種觀點認為,“印太戰略”是對過時的亞太戰略版圖的擴展,印度將在這一新戰略構想中受益;另一種觀點認為,“印太戰略”未必能給印度帶來真正的好處。隨後,面對日本積極推銷“印太”概念和美國對印度參與“印太戰略”的種種拉攏,印度意識到該戰略目前對本國並無威脅,主要針對的國家是中國。而中印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使得印度對參與遏制中國有著“天然”的需求。

同時,與“亞太”概念相比,“印太”明顯突出了印度的重要性。一直以來,印度對本國長期被排除在“亞太”之外非常不滿。正如印度海軍前參謀長普拉卡什(Gurpreet S Khurana)所言:“作為印度人,每當聽到這個詞時,就感到一種被排斥的感覺,因為它似乎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和太平洋群島,它終止於馬六甲海峽,但在馬六甲海峽以西還有一個完整的世界。”所以,在美國提出“印太戰略”,並向印度頻頻示好時,印度緊緊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遇。2017年6月到8月間,中印之間發生洞朗對峙危機;同年11月,美國官方正式拋出“印太戰略”。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出臺的“印太戰略”對於剛剛走出危機的印度無異於雪中送炭,印度欣然回應並予以積極參與和推動。同時,印度與日澳兩個支點國家也展開積極互動。

(三)印度參與“印太戰略”的意圖

印度經過權衡後選擇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體系,主要出於政治、軍事、經濟三方面的綜合考慮。首先,印度認為參與“印太戰略”可以提升本國國際地位,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壓力。印度自尼赫魯時代就夢想成為世界大國,莫迪上臺後對提升印度國際地位的訴求更加強烈。美國推出的“印太戰略”一方面可以使印度獲得許多實實在在的好處,另一方面通過與戰略支點國家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可以提升印度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在中印實力差距明顯的情況下,印度國際地位的提高使印度在中印博弈和應對中國崛起的壓力時增添了信心。其次,印度認為參與“印太戰略”可以獲得先進裝備和技術,提升本國的軍事實力。印度是美國推進“印太戰略”需要倚重的重要國家,也是日本這個戰略支點國家積極尋求合作的國家。為拉攏印度,兩國主動向印度提供先進的軍事技術和裝備,使印度可以通過參與“印太戰略”提升本國的軍事實力。最後,印度認為參與“印太戰略”可以加強與戰略支點國家的合作,提升本國的經濟實力。印度的“印太戰略”是“印度洋地區共同安全和增長”與“東進戰略”的複合體。所以,印度參與“印太戰略”的重要意圖之一是通過合作獲得經濟利益。雖然經濟合作不是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重點,但在客觀上戰略支點國家間的合作是全方位的,不僅包括政治、安全合作,還會有經濟上的合作,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提升印度的經濟實力。

三、“印太戰略”對中印關係的影響

“印太戰略”提出的主要背景是中國實力的快速提升,戰略具有很強的針對中國之意。印度這個將中國視為戰略對手的鄰國在該戰略中被作為主要支點國家,並被賦予重要戰略地位。在此背景下,隨著該戰略的逐步落地推進,對中印關係的影響也將逐漸清晰地呈現出來。“印太戰略”使印度與美、日、澳三國聯動的舉動增多,印度對華政策的牽絆也隨之增多,增加了兩國關係的不確定性。印度一方面希望藉助“印太戰略”實現本國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想過分刺激中國,這導致印度在“印太戰略”中左右逢源,其對華政策往往出現矛盾,使中印關係的反覆性增加。美國作為“印太戰略”的主導國,對中印外交政策制定,尤其是印度對華政策的制定有較大影響,這將增加中印關係的複雜性。此外,由於印度在參與“印太戰略”中一直堅持戰略自主外交傳統,這將使中印關係大局保持穩定,中印關係依然處於可控之中。

(一)“印太戰略”明顯針對中國,四國聯動增加印度對華政策的牽絆,使中印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加

“印太戰略”提出的一個重要背景是近年來中國的不斷崛起,所以,美國等國的“印太戰略”意圖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遏制中國、平衡中國力量。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費利克斯·張(Felix K. Chang)毫不掩飾地指出,“印太戰略”是一個平衡中國地區影響力的戰略。日本學者三船惠美也直言不諱地指出,“印太是對抗中國崛起的概念”。2017年5月,在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不久,印度與日本聯合推出“亞非增長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AAGC)倡議,提出“通過促進亞非發展與互聯互通實現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而該倡議被普遍認為是兩國聯手應對或反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舉措。

印度一直視中國為戰略對手,兩國在中巴關係、“一帶一路”、領土爭端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和矛盾。在兩國間現有矛盾沒有得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新出現的“印太戰略”有可能造成中印之間新的矛盾衝突點。由於“印太戰略”支點國家均把中國視為主要針對方,這將會出現四國聯手對付中國的糟糕情況;即使印度在某些問題上並不完全同意三國的做法,但印度想要獨善其身也是困難的。同時中國在制定對印政策時也需要考慮到四國聯動的影響或後果。在這種情況下,中印關係除了受到兩國雙邊問題的制約外,還會受四國多邊合作的掣肘,發展事態甚至脫離兩國的控制,這些情況都會增添兩國關係的不確定性。

(二)印度在“印太戰略”上左右逢源的做法,導致印度對華政策的矛盾性,使中印關係的反覆性增加

印度既有和美日澳三國相同的遏制中國的戰略需求,同時又有自身固有的、區別於三國的戰略考量。對待美國提出的“印太戰略”,印度與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印度不是美國的傳統盟友,更不是美國政策的堅定追隨者,在具體的行動中表現出很強的兩面性。印度既想借助“印太戰略”與美國以及日、澳等國發展關係,藉以從中獲得先進的武器裝備、安全保障和技術合作,從而發展本國經濟,提升本國實力。但是,又不願與之走得過近,甚至成為準盟友,從而刺激中國,影響中印關係的發展大局。

在具體實踐中,印度的做法具有典型的左右逢源的特徵。一方面,印度積極參加“印太戰略”的各種互動。印度參加四國安全對話,以及與美、日、澳的各種雙邊合作,體現出與之合作針對中國的意圖。另一方面,印度參與“印太戰略”又有所保留。2018年6月,印度總理莫迪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做主旨演講時表示,“印度不希望印太成為個別國家的同盟,也不希望被小集團掌控,印太區域應該是積極和多元的,開放和自由的。”印度的這種做法導致其對華政策的矛盾性,在什麼時候、何種情形下,採取“友華”還是“抗華”的做法?如果印度對政策把握不好,或者我方沒有準確理解印度的做法和意圖,兩國之間的戰略猜疑就會加重。這種情況將會給兩國關係帶來負面影響,使兩國關係時好時壞,增大反覆性。

(三)美國是“印太戰略”的主導國,美國因素在中印對外政策制定中的考 量加大,使中印關係的複雜性增加

在“印太戰略”中美國是戰略主導國,印度是重要的支點國家,而中國則被 兩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所以,美國因素對中印關係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國 制定對印政策和印度制定對華政策都會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這種影響對印度尤 甚。印度參加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主要目的之一是藉助美國的力量來應對中 國的崛起和所謂的“來自中國的壓力”。雖然印度在與美國的合作中也會顧慮到 中國的感受和對中印關係的影響,但是印美之間的有些合作,尤其是兩國日益深 化的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勢必會對中印之間的戰略互信產生不利影響,導致雙方 戰略互疑增加,戰略誤判的可能也將隨之上升。

由於美國因素在中印對外政策制定,尤其是印度對華政策制定中的考量加大,使影響中印關係的外部因素增加。可以預見,為推進“印太戰略”的實施, 美印安全合作將會更加深入持久。為此,美國對印度的拉攏程度將會成為影響中 印關係的重要變量,這使中印關係的複雜性進一步增加。

(四)印度外交戰略的自主傳統,使中印合作大局維持穩定,中印關係保持 一定的可控性

保持戰略自主性是印度歷屆政府都一直堅持的外交原則。無論是出於現實利 益的考慮,還是追求大國地位的夢想,印度都需要堅持獨立自主外交。在中印分歧問題上,兩國領導人武漢會晤達成原則性共識,明晰了印度將堅持戰略自主 性,繼續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在“印太戰略”下,印度對華外交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會與美、日等國保持一致,會出現針對中國的做法。但是,印度外交一直奉行的戰略自主性傳統,並不會因為與美國在“印太戰略”上的合作而輕易放棄。

澳大利亞學者大衛·布魯斯特(David Brewster)指出:“美國和印度進行軍事合作有很多不錯的理由,兩國關係的發展有時卻很艱難。如果華盛頓的一些人默默地希望印度成為一個關鍵盟友,成為印度洋地區的日本,他們很可能會失望。從印度的角度來看,與美國的關係似乎更像是為得到便利而進行合作,印度對戰略自主的關切以及兩國有些難以相處的經歷也制約著兩國關係的發展。”可見,印度的戰略自主傳統加之中印間的共同利益,使印度不會完全追隨美國的政策。所以,雖然印度參與了“印太戰略”,但由於印度一直堅持戰略自主傳統,它不會加入遏制中國的同盟。可以預見,印度在利用美國大力倡導“印太戰略”的有利機遇的同時,不會挑戰中國的底線,中印關係仍將繼續向前發展,保持一定程度的可控性,中印關係仍將維持穩定的大局。

四、中國的應對之策

印度在我國外交總體佈局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在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新 形勢下,我們要針對該戰略對中印關係的不利影響提出應對之策。在“印太”取代“亞太”概念的現實面前,我們應該坦然接受,並尋求在此新區域下的中印關係發展的新增長點。同時,在印度支持我國參與“印太戰略”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尋求以漸進參與的方式,逐步瓦解其對我圍堵。鑑於印度與美國在“印太戰略”中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我們可以通過在其中打入“楔子”的做法減少印度參與四國聯動,減少衝擊中印關係的不穩定因素。在美國推動“印太戰略”落地過程中,我們應積極塑造於我有利的話語權,提出中國方案,把握中印關係發展的主動權。此外,對印度一貫堅持的戰略自主的外交做法,我們應大力鼓勵,使之成為中印關係的穩定器,從而減少“印太戰略”對兩國關係的衝擊。

(一)接受“印太”概念並尋求漸進參與“印太戰略”

“印太戰略”的重要目的是制衡中國,但是“印太”作為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本身是中性的,並沒有任何敵對色彩。“印太”取代“亞太”成為一個新的熱點區域,併為多國認可和熱捧,代表了這一地區的重要性已被廣泛認可,同時也代表了“印太”概念已是一個客觀事實,我們難以改變。而且,我們中國也身處此區域,尤其是我國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在地理範圍上已經涵蓋了整個“印太”區域。所以,在此情形下,我們應該接受這一概念。在這一概念框架下,我們與印度關係的發展有了“印太”這一共同的地域背景,更便於兩國在該區域的合作。

“印太”這一地理概念一旦轉變成為一國的戰略,則具有了很強的目的性和針對性。美國領導的“印太戰略”針對我國進行圍堵、遏制的色彩非常濃厚,我們有理由進行堅決反對和抵制。在“印太戰略”中,印度是重要的支點國家,也是影響該戰略成敗的關鍵國家。但是,在針對中國的問題上,印度與其他支點國家不同。印度並不排斥中國加入“印太戰略”,而是認為“符合各方利益的做法是將中國納入印太戰略體系,使其成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作為‘利益攸關方’承擔維持和平與穩定的責任。”所以,出於與印度發展關係和分化“印太戰略”體系的考慮,我們可以以漸進的方式嘗試參與該戰略,先在“印太戰略”框架下擴大與印度的合作,然後再逐步擴大到與其他“印太戰略”國家的合作,最終消解該戰略對中印關係的不利影響。

(二)在印度與“印太戰略”系統中打入“楔子”

美國為拉攏印度參與和支持其主導的“印太戰略”許以很多好處,但是兩國

之間還是存在諸多矛盾,影響了印度參與“印太戰略”的力度。2017年4月,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對H-1B簽證申請程序進行修改;而H-1B簽證的申請者近80%是印度人,這將嚴重限制印度的外包行業發展。此外,特朗普政府奉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當前印度大力推行的“印度製造”的前景不利,反而推動中印走向合作。美國甚至對印加徵鋼鋁關稅和威脅制裁印度購買俄羅斯防空導彈系統和伊朗石油。對於與美國的分歧,在2018年的達沃斯論壇和香格里拉對話會上,印度就表現出了和美國不同的態度和立場。

為了儘可能消減“印太戰略”對中印關係的不利影響,我們應該努力減少或 限制印度與美國等三國的“印太戰略”發生聯動。鑑於印度與美國等國家之間存在著諸多矛盾和分歧,我們可以考慮在印度與“印太戰略”系統中打入“楔子”的方法。應該多尋找中印之間的共同點,儘量照顧到印度的核心利益關切,同時對印度的顧慮要多做溝通解釋工作。我們可以充分利用上合組織、亞投行等多平臺與印度加強溝通交流,一方面打造中印巴三邊溝通和互動的平臺;另一方面就印度有顧慮的問題多做增信釋疑的工作。通過減少或限制印度與其他三國之間的戰略互動,減少衝擊中印關係的因素出現,使兩國關係平穩順暢發展。

(三)塑造對我有利的“印太戰略”話語權

從目前來看,對於“印太”和“印太戰略”的議題,我國官方往往採取迴避的態度,更沒有從中國視角提出中國方案。“印太”是一個客觀的、中性的地理概念,我們無需給予過度解讀。而“印太戰略”則“不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而是具有政治意義的社會建構。”尤其是該戰略的主要意圖是為遏制中國實力不斷提升、中國快速崛起,所以對我們有很強的敵意和威脅。對此議題我們必須要大力關注,掌握話語主動權,才能變被動為主動。

塑造與我有利的“印太戰略”話語權,一方面要了解美國等國家“印太戰略”的內容、具體實施和對我的影響等問題;另一方面更要考慮如何使其為我所用,思考如何將我國現有戰略和政策與“印太戰略”進行融合和對接。例如有學者提出可以考慮將“一帶一路”倡議與“印太戰略”相結合等措施,最終提供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印太”視角。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可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印太戰略”構想。此外,還可以聯合其他“印太”區域範圍內的國家進行民間和官方的交流,從而塑造與我有利的、不同於美日等國的“印太戰略”話語權。只有牢牢把握了話語權,我們才能對“印太戰略”下的中印關係發展擁有主動權。

(四)鼓勵印度堅持戰略自主的外交傳統

在印度參與“印太戰略”過程中我們發現,印度並不是一味迎合美國和其他支點國家,而是表現出了很強的戰略自主性。目前,“印太戰略”主要是一個戰略和安全上的合作框架,不是經濟上的;而印度對該戰略的定位則更側重經濟。為此,印度主要從本國的利益需求出發去界定“印太戰略”,並未完全迎合美國的戰略需求,將中國作為“假想敵”。追求外交政策的自主空間意味著印度在執行“印太戰略”時,一方面要從美國及其他支點國家獲得好處,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到中國的核心利益關切,避免損害中印關係,以致得不償失。

因此,我們要繼續鼓勵印度在參與“印太戰略”時探索外交自主空間的做法,對於印度改善和提升中印關係的言行要及時給予正面回應和配合。尤其是目前印度仍在審慎地探索與美日澳共同牽制中國的新路徑,迄今仍未對“印太戰略”公開表態支持或參與。我們應該利用好莫迪政府戰略塑造的關鍵期,鼓勵印度繼續堅持外交自主性,從而使中印關係能保持穩定和可控。

五、結語

“印太”從地緣政治概念發展到地緣戰略,我們對此的關注一直不夠積極主動。但是,考慮到“印太”概念已為多數國家所接受,同時“印太戰略”具有明顯針對我國的意圖,所以當前我們應該主動接受“印太”概念,積極思考“印太戰略”對地區格局和我國外交的影響,謀劃我國的應對之策,爭取化被動為主動,在“印太戰略”大背景下有所作為。“印太戰略”對中印關係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只是有些影響在當前就已有所顯現,有些影響還有待觀察。有學者認為這種影響對中印關係衝擊不大,不用過多關注。但是,出於維護國家利益的審慎考慮,我們還是應該未雨綢繆,提前做好謀劃和應對工作,把主動權握在手中。一方面針對“印太戰略”的現實推進做好應對,另一方面對該戰略可能的發展趨勢做好前瞻性應對準備。這才是對待國家利益的負責任的態度和做法。

「中印关系」庞敬然 崔莉:“印太战略”视域下的中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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