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了討論《秦誓》的一段話，引申了歷史上所載秦繆公的事蹟，作為說明。現在再回轉來繼續討論《大學》後段“
治國平天下”之道的結論。但要重新提起大家的注意，“治平”一段的內涵，我們把它劃分為六個要點。第一，首先肯定以“孝道治天下”作為大經大法，這是他稟承儒家傳統文化的不變信守。由此推廣，以“敬老尊賢”為“治平”的重點，因此而和順上下左右，終歸於“絜矩之道”，為政治道德的準繩。有關“絜矩之道”的意義，我們曾經在上面講過，就是至公至正的“持平”之道，或者也可說是公正的“平衡”作用。但在古文的用詞，就叫做“秉國之鈞”的均衡作用。
所以第二，就引用周朝中期衛武公“秉國”時期的政績，說明怎樣才能做到如“民之父母”，得到為人民所公推擁戴的榮耀。接著第三，說明既有人民群眾和封疆“國土”，就須明白“財貨”的分配運用，它與國家的權位和民心向背之間息息相關。因此，第四、五兩節，特別提出天命無常“惟（天）命不於常”的關鍵所在 。國家是人民公有的國家，天下是人人的天下。它畢竟不是永遠屬於某一姓某一家之所有，唯“有德者居之”。所以必須“選賢與能”，以治其國，才是真正的“治國”之要。總之，無論為治國平天下，或者為個人私家保有財富，必須要徹底瞭解“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的必然性。最後，第六，再重申政治倫理道德和財貨分配運用的重心，只在於“義利之辨”。
“大學之道”就是這樣的一篇大論。這是曾子稟承“孔門之學”的“明德”外用的極則。但在最後一段結語，也是說明了自三代以下“家天下”的諸侯邦國政治體制，需要怎樣均衡“財貨”和“經濟”關係的“治國平天下”之道的一貫思想。從秦漢以後，便一直為中國儒家學者們“經世治平”、“死守善道”的信條。
講到這裡，使我又習慣性地想起兩句常用的古文感言：“其然乎！其不然乎！”這樣感嘆，也就是表示問題並不簡單，正值得切實研究。不過，在研究討論這一段結語，首先需要簡單解釋一下《大學》的原文。如說：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這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的農業生產與人口消費來說）。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也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經濟，以及兼帶手工業的生產情況來說）。
這確是千古不易的名言。無論是十八世紀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十九世紀馬克思（Heinrich Karl Marx）的《資本論》，二十世紀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經濟理論，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見。
其次，原文便說：
仁者以財發身（這是講，能知仁道的人，因善於運用財富，便可以發展一身的功名事業）。不仁者，以身發財（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來拼命搏鬥，求取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這又是說到當家治國的領導作風，以及領導社會的風氣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義。但在古文中的“義”字，它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那可又是碰到一個麻煩的問題了！
儒家所講的“義”，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我之間都得安詳，所以古人解釋“義”（繁體為“義”）字造形的內涵，是從“羊”（吉祥）、從“我”，兩個字義的綜合，是屬於“六書”中的“會意”字的範圍，等於說是“
為善最樂”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後，孟子特別注重“義”字，主張以“義”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註解：義者，宜也。這也等於說是沒有哪一點不合適、不相宜的才是“義”。至於從墨子學說以後，墨家思想的“義”字，就有偏重於人我之間，富於同情心和相愛心的“俠義”之“義”了。我們知道古文對於這個“義”字和“仁”字一樣，都具有廣泛的涵義，可以說只能“心領神會”，不可侷限於文字言語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說“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是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意思，個個好義，當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結果。因此，他的原文便有“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這是說明治國者應當不起私財之心。“藏富於國”，“藏富於民”，民富即國富，國富則民強，當然就可以達到一個完全“均富”的境界了。
原文講到這裡，他又引用了“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孟獻子是春秋後期魯國有名的賢臣，史稱其“為卿不驕，禮賢下士，士以是歸之”。他是極力反對在位的權臣們以權謀私、以官圖利的賢臣。古代四匹馬同拉一車叫“一乘”，等於現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車。“百乘之家”，是古代表示當國者的諸侯們的財富氣勢。“伐冰之家”是古代有權位富貴的人家，派出人手，在冬天下雪結冰的時候斫伐冰塊，藏在地下室保存食物，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等於現代人的大冰櫃。所以孟獻子就說這樣的人家，他既然養得起馬車和駕車的馬匹，當然就不會太注意家裡還要養小雞生蛋，或養小豬來長大賣錢。這種人家，既然能有“藏冰”的財力，就不會太注意養牛羊來做買賣了。由此上推，有百乘之家的諸侯們，就不會培養專為他們一家“以權謀私”的圖利聚斂之臣了。如果是百乘之家，與其還要培養專門為他“以權謀私”的聚斂之臣，還不如直接培養一些奪權“盜國”的謀士呢！
曾子在引用了孟獻子一段話以後，便說：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這是曾子著《大學》大論最後結尾的一段話，看來他是針對當時魯國內政以及春秋末期諸侯各國所說的。因為這些諸侯國家，都是胡亂增加賦稅，搜刮民間社會的財富，歸於諸侯私家公室，以充實權位與富貴。同時他也看到當時諸侯各國以及魯國內政爭權奪利的結果，的確是“災害並至”，大多都成為不可收拾的敗亡局面，因此有感而發，坦率提出他的“危（正）言危（正）行”，作為警世晨鐘的名言。
但很可惜的，由於他最後的幾句結語“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卻被秦漢以後歷來讀儒書出身的學者們，硬要用來學做“聖賢”金科玉律的教規，對於“錢”、“財”二字，視為毒害。甚至平時多談這兩個字，就會變成“俗物”。可是，不隨流俗，特立獨行的學問修養，畢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讀書學“儒”的知識分子，大多成為“既要清高又怕窮”的矛盾心理狀態。一旦考取功名，躋身政要以後，既不懂經濟財政，更不懂在國家社會人民之間如何理財致富，而達到富國強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誤解了曾子著《大學》最後的幾句話，變成了孫悟空頭上的金箍咒一樣，一聽就要頭痛打滾，非常可笑。所以中國有兩三千年豐富記錄的歷史資料，所謂“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經歷的資料檔案。
對於財政、經濟、生產、消費之間社會的財經變化態勢，和人事史料來對比，簡直少得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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