鄴城這個地方比較特別。
它西靠巍巍太行，東臨遼闊的河北大平原，既有屏障，又物產豐饒，南北都有河流經過，水陸交通便利，因此戰略位置很重要。商朝時期盤庚所選的都城殷墟，就離這裡不遠。歷史上曾有六代在這裡建都。但奇怪的是，每次建都的時間都不長。北齊是最長的了，有二十八年，最短的冉魏還不到三年。這裡實際的建都時間，加起來才八十多年。
東漢末年，鄴城曾是冀州牧袁紹的駐地，後來曹操把它佔領後，看中了這裡，就把它作為自己的政治中心，在這裡住了十七年。這十多年在文學史上很出名，也很重要，因為在這裡出現了一個鄴下文學集團，他們的創作掀起了中國詩歌史上文人集體創作的第一個高潮。
01
曹操這個人，特別重視人才，這是他作為大政治家的突出特點。如果我們去看他的《短歌行》，就會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在這首詩裡，他寫到自己因人才短缺而憂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表達自己對人才的渴望，就像姑娘思念她的愛人一樣迫切（"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希望天下賢才聯袂來投，他將用上賓之禮來對待他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真是披肝瀝膽，令人感動。
曹植在他的《與楊德祖書》中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說曹操對那些文章寫得好的各方才子，"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用天羅地網去搜羅他們，務求不漏過一個。
曹操本人是傑出的詩人，對文學那是真愛，文士也是他非常重視的一類人才。很快，在他身邊就彙集了一大批能文之士。鍾嶸在《詩品》中說，"曹公父子，篤好斯文"，手下的文士，"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這其中就包括王粲、陳琳、徐幹、應㻛、阮瑀、楊修、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儀、荀緯、蘇林、韋誕、夏侯惠、孫該、杜摯等人，在當時都是響噹噹的人物。這些人實際上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作家群，有點像我們今天的作協。
02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揮軍南下。在襄陽漢水邊，陳琳、徐幹、劉楨、應㻛等人開了一次筆會，大家都以《神女賦》為題進行創作。
先秦時候的辭賦家宋玉曾寫過一篇《神女賦》，寫的是楚襄王夢遇神女的故事，充滿浪漫色彩。
從流存下來的殘篇來看，這次創作的《神女賦》，顯然深受宋玉的影響，無論是題材、主題還是寫作思路，都有明顯的模仿痕跡。
在漢代，從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以來，對儒家思想的強調就到了一個極致。在男女關係上，要"發乎情，止乎理"，本來蠻浪漫的事，被冷冰冰的禮法規定一約束，馬上變得索然無味，大煞風景。所以漢代的詩人都不怎麼寫愛情，怕被人說是臭流氓，不正經。
放在這個背景下來看，這次創作的《神女賦》就有一種革命性的意義。可以說，這樣的作品，已經整整一個時代沒出現過了。這意味著一個禁區被打破，文學中愛情的種子重新開始萌芽。
對於鄴下文學集團來說，它們可以說是開山之作，是一個文學小氣候結出的第一批果實。
赤壁一戰，十萬樓船掃地空，橫使周郎成大名。但鎩羽而歸的曹操絲毫不改他豪邁磊落的本色，從襄陽回到譙郡，他擺下酒宴大會群賓。清夜悠悠，明燭高照，絃歌激揚，雅舞鏘鏘。觥籌交錯之間，酒酣耳熱之時，曹丕、阮㻛、徐幹、王粲等人逞才使氣，相互唱和，揮筆寫下《述徵賦》、《紀徵賦》、《序徵賦》、《初征賦》等賦文。
鄴下文士的這種集體隨軍出征，還有幾次。這種經歷，激發了這些文士們的創作熱情和靈感，成為一種獨特的軍中風雅。
03
建安二十年（215），曹丕隨曹操出征漢中。到達孟津的時候，曹丕想起在朝歌做官的好友吳質，思念之情油然而生。兩地雖然相隔不遠，但曹丕軍務在身，無法前往相見，於是特意叫去鄴城的差使繞道送去一封情真意切的書信，這就是膾炙人口的魏晉抒情散文名作——《與朝歌令吳質書》。
信中寫道："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這是追憶四年前他們在南皮的那次難忘的宴遊。當時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那就是鄴下文人集團最高光的時刻的開始。
那一年的正月，曹丕被任命為五官中郎將。這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實權官職，屬於行政首腦，地位僅在丞相曹操之下。這個官職有一項權力，就是可以自行設置職位。曹丕就設了一個叫"文學"的部門，把徐幹、應㻛、蘇林、劉廙、夏侯尚等文士都安排進來。
與此同時，被封為平原侯的曹植身邊同樣也聚集起一批文士，據《三國志》記載，應㻛、劉楨等人都曾成為曹植的"庶子"，這是與"文學"差不多的一種侍從之職。
曹操還要王粲、陳琳、阮瑀等人與曹丕、曹植兄弟交往，與他們成為朋友。他的意圖很明確，就是希望這些文人能帶來很好的文化薰陶。
位於漳水下游、渤海之濱的南皮，距鄴城約五百里地，曹操曾在那裡打過獵，《魏書》記載："（太祖）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這樣的表現足夠驚豔。
轉眼又到了仲夏五月，天氣和暖，南風吹麥，正是射雉之時，樂獵之際，酷愛打獵的曹丕又想起父親的壯舉，不禁技癢難捺，便與曹植帶領鄴下一批文士直奔南皮而去。
這次南皮之遊的情景，曹丕在給吳質的信中有精彩的描寫，讀來令人神往：
既妙思六經，消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
他們的活動，有談經論道、聽琴博弈、奔馳遊獵，吃喝旅住。白天盡情遊玩，到了夜晚，仍然意猶未盡，於是大家一起乘坐車輦，同往後園觀景。習習涼風中，只聽見車輪緩緩滾動的聲音和胡笳幽怨的輕吟……
在此期間，他們應該有不少詩文問世，唐代呂溫在《裴氏海昏集序》中說："魏公子為南皮之遊，以浮華相高，故其詩傲蕩驕志"，又說："觀南皮之詩，應、劉焉得不夭？"說明他是看到了這些作品的。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稱其為"南皮高韻"，足見其水平之高，影響之大。宋代蘇頌有詩云："追尋燕友南皮會，誰繼曹劉七子詩。"可見當時"建安七子"（除孔融外）全都隨行，加上曹丕和曹植，鄴下文人集團的主要人物基本都在，可謂陣容齊整。唯一可惜的是，這些作品後來都湮沒在歲月的長河裡了。
04
南皮之遊成為一個詩歌創作高潮的開始。在隨後的一兩年中，曹丕、曹植同鄴下文士們多次在以西園為中心的鄴宮周圍舉行宴飲遊覽盛會，那是一段最快樂的時光，也是一些最充實的日子。
曹操自從建安九年（204）攻下鄴城並將它作為自己的霸業根基之後，就著手對這裡進行了通盤規劃和全面營建。左思《魏都賦》說：鄴城的規劃參考了荀子和蕭何的思路，"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可以說是博採眾長，集古今之大成。
鄴城的整體規劃，是按職能來分區。在文昌殿的西面，有一處王家苑囿，園中有銅雀臺，因而得名銅雀園，也稱西園。園內池沼清澈、細柳夾道，還有孔雀等珍稀禽獸。
曹丕、曹植和鄴下文士們就常在這裡宴飲行樂，互相以詩賦唱和，寫出大量作品，我們試舉幾例：
"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植《公宴詩》
"清醴盈金觴，餚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曹植《侍太子坐》
"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王粲《公宴詩》
"巍巍主人德，嘉會被四方。開館延群士，置酒於新堂。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穆穆眾君子，好合同歡康。"——應㻛《公宴詩》
從這些詩句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歡樂的氣氛和昂揚的情緒，也可以看到他們在酒筵上進行的談經論文、寫詩作賦之類的活動。
05
我們以上介紹的，是鄴下文人集團最有代表性的幾次活動，實際上，這遠不是全部，可以說，從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二年，這樣的生活已成為一種常態。這些活動，一方面表現為"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幸福生活，同時也是一種文學創作活動，是大家一起快樂地切磋技藝、比試高下。
我們可不要小看這些活動，它們跟一般的權貴、公子哥兒們紙醉金迷的奢侈放縱生活完全不是一回事。可以這麼說，這一群人吃喝玩樂著，一不小心就推動了文學史的發展。
這種發展，最直接、最明顯地體現在五言詩這種體裁上。在此之前，詩的正體是四言詩，這是從《詩經》以來形成的傳統。漢代的樂府民歌和"古詩十九首"雖然也是五言，但還沒有形成氣候。而在鄴下文人集團創作的詩歌中，五言詩成了主要的體裁。如果看總數，鄴下文人創作的詩歌中五言詩佔了一半多。曹丕和曹植的創作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在逯欽立編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曹丕總共有43首詩，其中五言詩22首；曹植總共71首，五言詩59首，他的名作幾乎都是五言詩。劉勰說建安文學出現了一個"五言騰踴"的局面，這個功勞主要應該記在鄴下文人的頭上。
除了五言詩，鄴下文人還以廣泛的興趣、充沛的精力和橫溢的才情創作了大量四言、六言、七言、雜言詩以及辭賦和散文。他們似乎什麼都想試一試，這些嘗試，有的成功了，比如五言詩後來就成為一種主流詩體；有的並不怎麼成功，但也有價值，至少它告訴後來的人，此路不通。
從題材來看，這些作品涉及的方面是非常廣的，有戰爭、贈別、遊覽、宴會、詠物、詠史、女性、愛情、遊仙、山水，等等。這大大拓寬了文學表現生活的範圍，擴大了文學的視野。原來大家覺得文學寫作的領域是很窄的，好多東西都不適合寫成文章，現在發現其實什麼都可以寫。寫文章的人都知道，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後世有些正統的批評家對這些作品看不大順眼，有些微詞，覺得怎麼把吃喝玩樂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也寫進去呢，立意不夠高遠呀。其實這是一種偏見，這正是鄴下文學特別有意義的一個方面，即它的去政治化和文學的自覺。
瞭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先秦兩漢主流的文藝觀是"詩言志"，就是寫文章要表現高大上的主題。尤其是兩漢，把這個推向極致，結果就是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寫文章是出於某種政治目的，是為了教育人；讀文章是為了受教育，懂得某種道理。
鄴下文學打破了這種觀念，使人們恍然大悟：原來文學在本質上並不是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文學有它獨立的價值。也就是說，文學是一種優美的東西，是用來把玩、欣賞的，可以給人帶來審美的快感。就像春天到來，你看到桃花開了，這件事對你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但你覺得開心，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愉悅，這也是一種意義，或者說，這才是文學本來應該有的特點。
有了這樣的觀念轉變，文學就必然發生重大的變化。第一，既然文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審美的存在，那就應該儘量把它做得漂亮一些，藝術化一些。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來："詩賦欲麗"，就是出於這樣一種認識。所以鄴下文人都很注意語言的錘鍊、技巧的打磨、音韻的和諧。這才是回到了文學的本質，對文學的發展具有非凡的意義。
第二、既然文學是一種審美的東西，那麼顯然那些活生生的、特色鮮明的人的情感和個性更有審美性。開口就是大道理，戴著假面具，把自己包裹得嚴嚴實實的人，可能會讓人敬畏，但很難讓人產生情感上的共鳴和快樂。
結論就是，文學應該取掉面具，抒發真實的情感。如果把鄴下文學和兩漢乃至先秦主流的文學作一個比較，就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變化，那就是鄴下文學普遍融入了作者個人化的喜怒哀樂。人的形象更鮮明瞭，人的內心世界打開了，而不僅僅是"代聖賢立言"。這樣，文學就由"詩言志"轉向了"詩緣情"。
在文學史上，這絕對是影響文學走向的大事件。
結語：曲終人散
曹丕在給吳質的信中提到一個細節："餘顧而言，斯樂難常"。大家都在無以復加的快樂中，突然聽到哀怨的胡笳聲，就想到樂極生悲的道理。這句話好像是一句讖語，不幸而言中了鄴下文人集團的結局。
建安二十二年，發生了幾件大事。一是這一年發生了嚴重的疫病，王粲、陳琳、應㻛、劉楨等主要成員相繼離世。
二是曹丕、曹植兄弟之間發生太子之爭。曹植在關鍵時候掉鏈子，出了一個"司馬門"事件，從此退出了競爭，在政治生活中開始一落千丈。這兩個核心人物失和，整個集團的氣氛就開始變得奇怪起來，大家的心態也就不同了，活動肯定也會大受影響。
就這樣，從集體創作《神女賦》那一次算起，經過七年左右井噴式的發展，到這一年就像突然按下了停止鍵，從此之後，那種集體的詩賦唱和活動和作品就消失了。也可以說，那個曾經盛極一時的鄴下文人集團已經不復存在了。
有些令人唏噓，但是，能有那樣黃金般的幾年，對文學史來說，已經足夠幸運了，我們還能奢望些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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