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波蘭這些日子，我感到這個民族真有意思：他們為自由而不怕流血，然而似乎很怕為創業而流汗。
秦暉夫人：金雁教授
說來這也是史有明證的了。波蘭人不怕犧牲，前赴後繼地為自由而戰的歷史確實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波蘭就有22%的人口為自由而獻身，犧牲之慘重為世界之最。你可以想一想：我國人民在抗目戰爭中蒙受的犧牲不可謂不慘重，然而當時人口僅有中國1/18的波蘭，犧牲者卻幾乎達到中國的1/3！在波蘭我所接觸過的人們，上至政府要員，下至處在社會邊緣的退休老太太，除了那些戰後從海外歸籍波蘭者外，一談起來幾乎無一不有親人在那場戰爭中犧牲。
在血海中崛起的波蘭人，常常自豪地提到他們那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業績：
1944年的華沙大起義，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佔領區內規模最大、犧牲最慘重的一次起義，僅此一役的殉難者就超過了被廣泛宣傳的法國抵抗運動在整個戰爭期間的犧牲人數。
整個“二戰”中被德意日佔領的各國幾乎都存在過由佔領者扶植的愧偶集團，以及由這一愧偶集團出面組織的僕從政府和偽軍。只有波蘭，雖然淪陷時間最長，卻一直由德軍“總督”直接控制，沒有偽政府，更沒有偽軍，甚至連德軍將領主持的華沙總督府內都沒有波籍僱員。“我們沒有出過波奸”，波蘭人在談到這段歷史時都會自豪地說。
許多歐洲國家的天主教會與佔領者合作，斯洛伐克的“民族之父”季索神父出任愧偶國首腦，南斯拉夫天主教徒建立了僕從的“克羅地亞獨立國”。而波蘭天主教會與佔領者誓不兩立，神父們紛紛拿起武器，有1/3的教會神職人員被德國人殺害。“我們這裡沒有季素”，波蘭的神父們可以引以為榮。
波蘭全體知識分子幾乎都與德國人作對，大批學者投筆從戎，血灑疆場。波蘭著名的克拉科夫雅蓋隆大學是中歐最古老的大學之一，由於宣傳抗德，竟至於全體教師都被德國人殺害，而沒有一個做“周作人”的。
波蘭不是個尚武的民族，更不是個膜武的民族，但他們寧死不屈的精神卻古已有名，不僅“二戰”為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復國伊始的波蘭人向龐然大物俄國發動“收復失地”之戰，被蘇俄紅軍打得大敗，從基輔一直退到華沙城下。已在“內戰”中重新兼併了十月革命之初應允獨立的絕大部分舊俄屬地的蘇俄，挾戰勝之威，要重並波蘭。
協約國列強都認為波蘭已成覆巢之卵，皆束手旁觀並勸波求饒，英國外交大臣寇松還提出了一條完全放棄“東波蘭”的“寇松線”，作為罷兵之議。然而波蘭人同仇敵愾，背水一戰，居然在華沙城下痛殲蘇軍，使屢戰屢勝的蘇俄在大挫“14國干涉者”、平定四方自衛軍、幾乎盡復沙俄版圖舊觀之後，遭到一場空前大敗，跟蹌東撤，最終以一紙“里加和約”把西烏克蘭與西白俄羅斯歸還波蘭而後已。大概蘇聯人對波蘭人的這種死不認輸的脾氣是有所領教的，所以後來頗知分寸，1956年、1968年的匈牙利危機和捷克危機，蘇聯都出兵彈壓，唯獨波蘭雖號稱“五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蘇聯卻一直未敢動手。最有諷刺意味的是，1956年東歐的反抗本從波蘭開始，即所謂波茲南事件，然而以“聲援波蘭人”而起的匈牙利人受到了無情鎮壓，始作俑者波蘭人卻得以迫使蘇聯人讓了步。
魚尾姑娘雕像
今天生活在波蘭的我們這些外來者，仍然處處可以感受到波蘭人的這種精神。華沙城起源於著名的“美人魚”傳說，我心目中的美人魚應該是一個美麗溫柔的痴情少女，就像安徒生童話所描述的那樣。據說在哥本哈根等地的美人魚雕像也的確是這個形象。然而當我在華沙維斯瓦河畔看到著名的“大美人魚”雕像時，不由得感到了極大的震撼：這是個一手持盾、一手揮劍的魚尾姑娘，窈窕的女性美和凜然不可侵犯的剛毅之氣和諧地融為一體，屏護著身後的華沙城。她使人想起聖女貞德，想起德拉克洛瓦筆下的自由女神。比自由女神更為苗條的體形顯示了她的弱小，而那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概卻決不讓前者分毫。以後我還見過好幾處以美人魚為題材的雕像，大都是這種風格。
在波蘭到處可見紀念殉難者的象徵物，從奧斯威辛遺址到華沙古堡，從街頭醒目的雕像到無名戰士墓前的長明之火，從亡靈節的全民悼念到基地上終年不絕的鮮花。當你看到風度翩翩的嬉皮士青年在街頭駐足向殉難者塑像行注目禮，或者看到剛學步的幼兒在墓前笨拙地為先烈點燃長明燈時，你或許會感到，這個民族生活得過於沉重了。
然而在另外一些場合，你又會覺得這個民族的生活也有過於輕鬆的一面。
剛到波蘭，我就聽一些來東歐做生意的我國同胞議論，說東歐人“懶”，而在東歐各國中，波蘭人又是比較“懶”的。對這些議論，初時我並不覺得奇怪：長期的大鍋飯體制嘛，不“懶”怎的？況且人家地廣人稀，誰像我們這麼多人擠在一起謀生，不勤快不行呀。後來我才慢慢感到，波蘭人的懶散成習，恐怕也是一種傳統吧。
19世紀一位作者說過，論勤勞能幹，加里西亞（今烏克蘭西部）人不如小波蘭——馬佐夫舍（今波蘭東南部及中部）人；小波蘭人不如大波蘭（今波蘭西部）人；大波蘭人不如德意志人。總之是越往東走，人越“懶”。
本世紀初的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也提到一件有趣的事：當時在波蘭人與德國人雜居的奧得河流域農業區，有些農場主在農忙時為提高工效，把農業工人的計時工資提高了一倍。沒想到這一“物質刺激”手段在德波農工中引起的反應截然不同。德國農工受高工資的鼓勵而把周工時延長了近一倍，以追求四倍於原薪的高收人。而波蘭農工卻反而把工時縮短了近一半，為的是在保持原收人的條件下享受更多的閒暇！結果，許多大量僱用波蘭農工的農場主以高工資反而換來了農時的延誤，令這些精明的日耳曼農場主大惑不解。
當我向一位波蘭朋友提到馬克斯·韋伯的這番話時，他的反應頗為強烈。他堅決認為韋伯作為德國人心存偏見，這番話是對波蘭人的詆譭。他說：“波蘭人並不懶。你到法國去過嗎?去過的話你就會發現，法國人要比波蘭人幹活悠閒得多呢。與他們比，波蘭人夠玩命的了。”
我確實沒去過法國，不過我相信他說得不錯。但是顯然，這番話實際上回避了韋伯提的問題，即波蘭人與德國人哪個更“勤快”？事實上我去過德國東部，那裡的人們對波蘭移民的確有“懶”的評價，而前東德人本身又被西部同胞認為是工作態度較差的。因此，我想韋伯所講的情況應該並非虛言。
其實這類問題我向好幾個波蘭朋友問過，他們的看法相當一致，而且奇怪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地都拿法國人做比較。我理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波蘭人傳統上受法國文化的影響以及歷史上形成的親法情緒。數百年來，波蘭人在面對德俄奧這些宿敵時常與法國結盟，波蘭的思想文化與啟蒙運動也深受法國影響，波蘭上流社會以講法語為時尚，波蘭的許多文化名人，如居里夫人、肖邦等更是與法國有不解之緣。因此，波蘭人處處與法國人攀比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勤惰問題”上他們只盯著法國人，恐怕還反映了另外的東西。
就在我來到波蘭後不久，從電視上看到波蘭議會上的一場有趣的辯論：在討論劇變後的波蘭向何處去時，一位議員提出波蘭應向日本人學習，走日本“起飛”之路，在“蘇聯模式”的廢墟上像戰後日本人那樣拼命工作，努力儲蓄，以復興自己的國家。但這一發言立即遭到大多數議員的反對，他們紛紛表示波蘭不能學日本，而應該學法國，因為日本的道路不“人道”。後來我與幾位波蘭朋友談到這件事，他們都贊成大多數議員的看法。他們說，“日本人不是人”，我們“吃不了日本那個苦”，而法國人過的那才叫人的生活。
顯然，波蘭人不願與德國人比“勤”與他們覺得“日本人不是人”是同一個意思。在歐洲，一般認為德國人守紀律，講工作效率；英國人重傳統，有紳士風度；而法國人懂生活，日子過得瀟灑。波蘭人不追求德國式的效率卻嚮往法國式的瀟灑，這對於向市場經濟過渡顯然是不利的。而這裡無疑有傳統的因素。
波蘭人中那種怕“流汗”、圖安逸，不求賺大錢、只求得清閒，不圖發大財、只圖得悠哉的現象，可以說隨處可見。轉軌時期波蘭失業率之高冠於東歐，而其中有一部分是不願就業於繁重工作、寧願待在家裡領失業救濟金的不良現象造成的。因此就出現了這樣的怪事：一方面政府和社會為高失業率而煩惱，另一方面大量不“瀟灑”的工作崗位無人問津。報紙上充斥著這類崗位的招工廣告，前蘇聯各國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外籍勞工也因此大量湧進波蘭，造成一系列問題。
“怕流汗”的另一表現是，只求提高工資而不想提高勞動效率。變革後波蘭增加了一些新的節假日，相應地取消了另一些帶有舊的政治色彩的節日，然而這些日子仍算作假日，因為人們對於在這些日子休息已經“習慣了”。再加上變革後許多行業的休養假也延長了，便使得目前波蘭在變革後的工作日比變革前明顯減少。這對於“青黃不接”、百廢待興的波蘭經濟是很不利的。尤為可怪的是，這些縮減工作時間的舉措大都出自工人的要求，這在失業率如此高的條件下是有悖於市場經濟常規的。在西方，每當失業高潮期，工人運動的目標之一是反對資方削減工時、強制“休假”；而每個工人的個人行為則傾向於努力在工作中表現自己，以免為就業競爭所淘汰。
當然，波蘭的這種狀況與體制改革未到位，“大鍋飯”遺存較多有關，但波蘭人在傳統上不夠勤奮、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波蘭人的休假日不但特別多，而且到時休息是“雷打不動”的。節假日裡不僅“第一職業”的工作全停，“第二職業”也照樣“放假”，極少有人犧牲他們所看重的悠閒而在節假日去“撈外快”。像我國流行的那種“星期日工程師”，在波蘭是看不到的。最後，在波蘭不僅節假日幾乎一切經營與勞作全停，而且在夏天整個“休養季節”，社會都似乎處在半癱瘓狀態；人們紛紛離開工作而湧向國內外不同等級的休養地，商業往來、學術聯繫乃至行政公務，都往往找不到對象。商界人士稱之為“生意淡季”，而我們幾個中國人則感到這是個“無聊的季節”。固然，我們知道在整個歐洲乃至西方世界，人們都把休息看得很重，但波蘭人在這方面似乎是比較極端的。相反，不但在東歐謀生的中國人為賺錢幾乎沒有什麼節假日觀念，日本、香港地區以至越南人和蒙古人也沒有那一套。在歐洲人中新教民族一般比天主教民族要富於敬業精神，就是在同為天主教而且都是前“大家庭”成員的匈牙利，也沒有波蘭人這麼“雷打不動”。捷克雖是新教民族，但變革前實行徹底的“大鍋飯”體制，市場經濟色彩比波蘭要少得多，然而我在捷波邊境的小城切欽見到的一個捷克學生也說波蘭人過於懶散。而我在布拉格與布爾諾的訪問中看到，至少捷克人還有在節假日謀第二職業的。
波蘭人不僅不求“大發”，只求“瀟灑”，而且積累欲淡漠，賺了錢往往就在體假中“瀟灑”地花掉了。他們很少有投資觀念，華沙證券交易所開張已有很長時間，但交易一直不及匈牙利的股市興旺，更從未出現過我國目前的“股票熱”。另外，相對於波蘭人的收人與消費水平而言，他們的儲蓄率也是較低的。
總之，波蘭人是個“不怕流血而怕流汗”的民族。褒之者可以說他們不僅勇於犧牲，而且活得瀟酒；貶之者可以說他們長於爭取，卻腆於投入。這種狀況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天主教傳統的保守性，缺乏以創業、積累來榮耀上帝的所謂“新教倫理”，“大鍋飯”體制帶來的惰性，都是原因之一，但與波蘭人長期以來形成的民族心理狀態肯定也有關係。不過，我並不認為這就是永久不變的“劣根性”。在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波蘭人是會“勤奮”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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