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當業普遍認為，自南北朝起源後，歷經唐、宋、元各朝，直至明朝以前，典當業發展一直是處於比較低的水平。
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競爭就像一個“過濾器”，它可以將無效率或低效率的制度過濾掉，使高效率的制度產生出來，存續下去。市場競爭推動制度優勝劣汰的過程，就是減小不確定性和風險，將交易成本最小化的過程，因此也是經濟績效提高的過程。
明清及其之前900多年典當業發展的歷程，本質上就是一個低效率的制度不斷被高效率的制度替代的過程。典當業內部的同質競爭，推動典當邊際效率不斷提高和典當業走向興盛。
儘管清朝前期由於政府力玷介入的壟斷競爭導致典當業效率下降，但總體而言，市場競爭的力最還是促進了典當制度的改進和完善，使典當制度的效率和典當業的績效逐步提升。清末典當業的衰落，是與外部異質金融業競爭的結果，導致典當業被效率更高的信貸金融業所替代。
雖然典當業衰落了，但市場競爭推動了整個借貸金融效率的提高。這也正是市場競爭推動制度優勝劣汰的表現。
一．明朝之前的典當行業
南北朝時期，佛教興盛，寺院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篤信佛教的統治者經常將土地、財物賞賜給寺院，許多貴族和信眾也常常將財物捐贈給寺院，寺院因此積累了大械財產。
為了踐行慈悲為懷、普度眾生的教義，寺院經常向貧困百姓施捨和暫借一定錢財，而百姓出於對佛祖的崇敬，往往將自己值錢的財物送到寺院抵押，以示到期償還借款的誠信，中國典當興從此誕生。
直到元朝，佛教始終是社會的重要意識形態，受到上自統治者下自普通百姓的推崇，寺院始終處於較高社會地位，以慈善為名的寺院典當也一直是典當業的主要形式。雖然唐朝時典當業走出了寺院，有了少址官僚典當，但所佔市場份額極小。
宋朝在不同時期官府也曾間或開設過典當，目的主要也是為了救助貧苦百姓。宋朝一些商人也開始開設典當業，但在重農抑商環境的抑制下，大多規模很小。蒙古人統治的元朝對佛教更為崇信，
寺院典當主流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從南北朝起源到元朝的900多年中，由於寺院典當的慈善性、官府典當的公益性、民間典當受到政策抑制，典當業的市場競爭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雖然可能在個別時期和個別地區也曾出現過競爭比較激烈的情況，但總體上並未形成持續有效競爭的局面。
因此，在這900多年中，典當制度變遷緩慢。雖然典當的基本流程逐漸形成，但具體經營管理制度規範還相當不完善，致使典當制度的效率始終處於一個較低的水平，交易成本也居高不下，典當業一直處於比較低的發展水平。
二．為什麼明朝典當行業發展興盛
1.典當競爭條件改善
明朝，不僅朝廷運用國家權力間接消除了干擾扭曲典當業市場競爭的因素，而且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擴大了資金市場需求，使資金成為更為稀缺的資源。同時，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使典當行參與市場競爭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為典當業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明朝統治中國的276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一統時期，社會基本保持穩定，商品經濟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被學界稱為我國資本主義經濟最早萌發的時期。
明朝統治者思想由重農抑商到認識到商業的重要性，進而產生了農商皆重的思想，使商業發展環境變得相對寬鬆，工礦業、手工業、商業、茶馬貿易等穩步發展，尤其是明朝中期經過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經濟社會改革，一些積弊得到較好解決，經濟穩定發展。
經濟發展使市場對資金的需求日益擴大，為典當業發展提供了較大空間。
不僅如此，明朝白銀作為主要貨幣廣泛流通，幣值穩定，使從事典當業的風險和成本顯著降低。2.商業繁榮資金稀缺擴大了典當業競爭市場
明朝是我國古代繼唐宋以後又一個經濟發展高峰，農業、手工業日趨繁榮，國內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水平，城市商業繁榮發展，出現了專業的市鎮，西北和東北地區茶馬市逐漸演變為自由貿易市場，貢舶逐漸衰落，商舶貿易快速發展。
到萬曆時期，北京和南京已發展成為突破省級範圍的全國最大的城市，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京，從原來作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發展為全國經濟中心，明初人口已達55萬人左右。
城市規模在宋元基礎上不斷擴大，城市手工業作坊遍佈街巷，城市商店林立，計有行業104種，僅糖戶就有30餘家，百貨齊聚, 商賈爭赴。
蘇州成為江南商業最發達的城市，當時的商業，列市二十里，四方輻轅, 百貨畢集。市列盈衢，紛華滿耳氣不僅大、中城市商業發達，而且一些小城鎮和邊區市場也逐步發展起來。明朝中葉以後，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水平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
隨著商品數量的增加，商業資本也活躍起來，全國出現了更多的商人，其中多數是中小商人，也有擁資數萬、數十萬、數百萬的大商人，不僅商業發展需要流通資金，交納稅賦也由實物改為徵銀。
萬曆四年，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將從前田賦徵本色一一實物，改為“計畝徵銀”，除了江南供應宮廷用的漕糧外，其餘地區各種賦役全部徵收白銀。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但當時的流通貨幣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
彭信威認為，中國銀貨至元代 大暈流入中亞，到明朝時，銀貨即不足，其數量遠不敷全國廣泛應用。經濟社會的發展，使資金成為更加稀缺資源，資金貸款市場空前擴大，寺院典當和官營典當的關停，為民間典當的發展留下了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
3.白銀廣泛流通提高了典當業競爭便利
雖然我國發現和使用白銀有悠久的歷史，但白銀作為全國通用的貨幣廣泛流通還是在明朝。彭信威認為，白銀在宋代只作為一種輔助的支付工具，元代也不是普遍使用，到了明代白銀成為十足的貨幣。尤其自十五世紀三十年代起，政府正式取消用銀的禁令，大部分的支付都用銀。
明英宗正統元年，正式宣佈廢止只准使用錢鈔不許使用白銀的禁令，白銀開始作為貨幣廣泛地流通起來。嘉靖以後，白銀在貨幣系統中成了主要的支付和流通工具，各種銅錢都同白銀規定比價。
明朝白銀作為主要貨幣廣泛流通一個重要支撩是白銀數量大大增加，這是明朝以前其它朝代不能比擬的。
明朝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大大降低了典當的交易成本：一是白銀價值穩定，使典當需要跨期支付的抵押借貸有了穩定的預期和穩定的支付： 二是白銀成為全國流通的主要貨幣，便於攜帶, 使典當跨區域經營成為可能，為全國各地商幫典當跨區域開設，由“坐商”發展為 “行商”提供了極大便利。
三．民間典當的復興官民典當進入合作競爭
“生息銀兩”制度的收撤，來自官方的資金和權力逐步退出典當市場, 典當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迎來怏速發展的契機。 官營典當地位的衰落, 當地位的提高，使二者逐漸走向了合作競爭，這既是民營典當發展的需要, 營典當發展的需要，是清朝中期典當業市場競爭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生息銀兩”制度的收撤，使受官菅典當壓抑近百年的民間典當終於得到了發展良機。從統計數據看，從乾隆十八年以後，許多地區的當鋪數假呈上升趨勢，這個時期正好是“生息銀兩”制度開始收縮的時期，官營典當的數也開始下降，本文推斷，這些增加的當鋪基本都是民營典當。
“生息銀兩”制度的收撤，不僅使朝廷不再給地方官衙開設典當提供資金支持,而且原先在地方官府典當負責經營管理的人員都要撤回各自任職的官府和當差的衙門，使官府典當人財兩缺，許多就此關閉，但也有一些已經向朝廷上交本息和利用自有資金繼續開辦的官府典當。
朝廷只是收撤“生息銀兩”制度，並沒有明令禁止各級官府開設典當。這些官府典當維持繼續運營的人員奇缺，即使壓縮到最小規模，一些關鍵性崗位還是必須有一批專業性人員才可運作，比如當物的鑑定、估價等等。
因此，官府典當紛紛向民營典當聘用人員，尤其是被稱為朝奉的掌櫃。一大批民營典當的專業人員充實到官府典當中，一方面，支撐了官府典當在一段時期內的繼續發展：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官府典當與民營典當的業務交流，取長補短，提升效率，提高利潤。
在官營典當與民營典當合作的同時，一些官僚典當也加強了與民營典當的合作。 在“生息銀兩”制度推行的數十年裡，許多官僚也趁機大開典當。
“生息銀兩制度收撤後，這些官僚變得小心謹慎，通過與民營典當合作，改頭換面，藏匿資產, 最為典型的是乾嘉時期的兩個典型人物，一個是軍機大臣、侯爵、戶部尚書、乾隆晚年的柬臣福長安。
嘉慶四年（1799年）査抄福長安家產，發現其擁有“當鋪三座，計房七十八間，原價本銀七千兩，錢十四萬五千五百吊。”另一位乾隆頭號寵臣、原首席大學士、伯屛和珅，在嘉慶公佈的和珅二十條罪狀中，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查出三河等州縣和興等當鋪，現存銀錢及存鋪架貨約計二十餘萬兩。”
這些朝廷重臣在開設典當之初，是明日張膽地開設，親自過問，由家人、管家或自己委派的寵信負責經營，後來轉為聘請民營典當的專業人員負責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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