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有的地方大幅度合村并社，出现了很多新的村名社名，比如“龙嘴村”。我想，“龙嘴”一定是“考古新发现”，大概是有什么古老遗址。好啊，老百姓有福啊，如今都住到龙嘴里去了，那还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呀。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后怕，那龙嘴万一动一下，怎么办？
估计全国带“龙”的村不在少数，还有叫“龙咀村”的，这更让人忧虑。“龙嘴”你可以侥幸，说它只张着不动；但“龙咀”那是肯定要动的，因它要吃东西、要咀而嚼之。我真担心住在“龙咀村”的人，哪天龙要是饿了，一旦吃喝咀嚼起来，那就不好玩了。所谓龙潭虎穴、龙争虎斗、龙吟虎啸，说明“伴君如伴虎”呀。
这就说到了地名的取舍。取地名是一门学问，历史文化当然要讲，要有点精气神，但也不能盲目、简单化、玄而又玄。不是搞个很响亮的名字，这个地方就马上人杰地灵、财源滚滚了。尤其是乡村，更要兼顾乡风民俗，讲究根系传承，考虑一贯连续。若三天两头改名，那就等于是儿戏了。
看看县域地图就会发现，在中国广大的农村，村（湾）的名字大多与姓氏挂勾，比如祖张湾、孙家冲、王家畈、李家咀、吴家垸、胡家台，等等，这一个个村名，就是一个个家庭、家族符号，印刻着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记忆。如果说要营造一些精神家园，增添一点点乡愁原素，那么保留原始村落的名称，则不失为上上之策。
可事实是，随着乡村常驻人口的减少，“空心村”“无心村”越来越多，本着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时下合村并社看来是大势所趋。但即便是非合非并不可，那也完全应该有个折中的两全之策，比如，是否可以合村而不改村名呢。在两个村的上边加一个名头，即“第X中心村”，原有的村仍作为实体运作，“中心村”则为不常设的协调机构，有事说事、无事走人。“中心村”班子成员由村的干部轮流兼任，相当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些同志不是喜欢多搞牌子么，何乐而不为呢。相信只要心系苍生，智慧和办法总比矛盾多。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除了家，湾（城市小区）或村，应该算是一个最小的群体细胞了。过去农村叫大队也好，叫村也罢，都是村；叫小队也好，叫组也罢，都是湾（台、畈、嘴、垸、井、冲），这个形态是稳定而清晰的。现在这么一改，加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加快，老的村没了、模糊了，湾的印象也必然会随之淡薄。
说起这地名区划的变迁，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我记忆里，我老家所在地“总把新桃换旧符”，隔些年就要改一次名称，一时叫区、一时叫镇；一时叫公社、一时叫片；一时叫大队小队、一时叫村组，若说以前是换汤不换药，那么当下则是既换汤又要换药了，因实际上要把村也改掉了，此村已非彼村了，有的还保留了个把字，有的原村名中一个字也找不到了。
这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十年，突然让他搬走，无论是外出的，还是留守的，都会有失去“大家庭”的感觉，如同一下成了流浪汉。原来的感情在这里中断了、消逝了，无村了、无家了、无根了、无脉了，有的只是越来越浓厚的飘泊感。
不可忽视，改地名常被高尚化、神圣化，因往往伴随着改革的推进。当年张春桥等人真是发疯发狂，要参照巴黎公社的模式，把上海改成上海人民公社，幸亏毛主席没有同意。须知，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好的，有的拍脑袋式的改革就很坏，就开了很多“国际玩笑”，既辱没了历史文化，又影响了经济发展。基层突出的表现是强拉硬扯“老古董”博眼球；地市级以上则是官僚习气严重，无视客观规律，打着弘扬文化的旗号破坏文化。
全国最大的改地名（准确讲是改革）失败之举，恐怕要属把荆州和沙市合并成“荆沙市”了。沙市原为地级市，一个“活力二八沙市日化”誉满神州，据说当时沙市的经济实力极强，在全国地市级城市中排名前五，可是硬推、硬改、硬合，硬是把沙市变成了一个区，把一个蒸蒸日上的城市，从人们的记忆里生生地抹掉。虽然后来又改过来了，但元气大伤，昔日的沙市已不复存在。所以现在有“沙市恨荆州”之说，能不恨吗，人家恨的是愚昧、是官僚，是对文化的讽刺与摧残。
外国人遵法，中国人崇权，因而骨子里就有不安分、爱折腾的基因，以至于发明了好多“中国特色”的成语，比如，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朝令夕改，也就是不守规矩，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前些年的“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发”，最后搞成了“大发促大升（官），大升促大腐”，至今记忆犹新，促人深思。
如何抑制一些人按捺不住的“改革”欲望，防止行政权无限膨胀，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下放释解权力，即把区划变更、改名冠名、拆村并社等事项的决定权，统统交给人民群众，就像城市拆迁征求居民意见一样，赞成比例达不到总人数85%以上的，不管计划多么宏伟一律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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