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總說儒釋道三教合一，好像他們都是和睦相處、相互通融的。這是假的！一千多年的歷史，佛道兩教之間的爭辯是非常激烈的，從來就沒有和睦過，加上政治因素的推波助瀾，它們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和緊張。
南北朝時期佛教非常興盛。戰火紛飛、社會動亂、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往往是宗教滋生的溫床。人們面對現實的無力感，便需要有宗教來聊以寄託。佛教這種宣揚普渡眾生、救苦救難的精神，尤其適合這種戰亂社會狀況。
杜牧的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就反映出了南北朝時期佛教的欣欣向榮景象。連很多皇帝也是忠實的佛教徒，比如梁武帝蕭衍，這哥們好好的皇帝當著竟跑去出家做和尚，後來又讓群臣捐錢來贖他還俗，這筆錢就用來修寺廟。
北魏建立者是姓拓跋的鮮卑族人，作為北方少數民族統治漢人地區，他們必須對漢人文化傳統予以尊重，對漢人更寬容，才能長治久安。北魏統治者發現，此時佛教在漢人中很流行，這個宗教不極端，如果運用的好，可以有利於統治。
北魏歷代皇帝都允許民間修寺院，寺院可以有自己的財產和武裝。一些生活不下去的人，就出家當和尚，既能混得一口飯吃，還能得到寺院的保護，從此成為“有組織的人”，腰桿硬多了。
北魏時期佛教盛行，為後世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遺產。比如最有名的是雲岡石窟，被譽為是中國古代雕刻藝術的寶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其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道家說“太極生兩儀”，所謂兩儀即“陰陽”，盈虛消息的道理他們當然懂。佛教的鼎盛，另一面就是道教的衰敗。他們也很著急，可是又有什麼辦法，統治者好像更喜歡佛教的理念。
北魏正光元年，一個機會突然降臨在道教信徒們的身上。這一年，孝明帝搞了一個佛道大辯論，邀請天下得道高僧或道士出席。道教徒摩拳擦掌，翻身的良機啊！
道教這邊主辯手是清通觀的姜道長，佛教那邊主辯手是融覺寺高僧曇無最。
姜道長引用《太上老君開天經》，說佛陀本是老子的侍者，自然是佛教在道教之下。《太上老君開天經》全文不到三千字，花十幾分鍾就可以過一遍，好像真沒說“佛陀是老子的侍者”。難道姜道長看的是其他版本？
高僧曇無最不是省油的燈，他馬上批判《太上老君開天經》是偽造的，根本就沒這個東西。又用《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等書來證明周昭王時佛陀就出生了，比老子早好幾百年呢。“其夜五色光氣，入貫太微星，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所說的大聖人就是指佛陀。
（據現在學者研究，《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都是南北朝時期的偽書）
孝明帝畢竟是流淌著佛教徒血液的北魏皇帝，他最終判定高僧曇無最勝，並且還要對姜道長實施嚴懲，擬處死刑，因為他竟敢用偽書來虛妄惑眾！後來是在場其他高僧慈悲為懷，替姜道長求情，孝明帝才免了死罪。
看來，這場佛道大辯論不過是做做樣子而已，對外以示公證。
就在這場佛道大辯論後十幾年，北魏就分裂成了東魏和西魏。後來，東魏權臣高歡取而代之，創立了北齊。高歡的兒子高洋為北齊文宣帝，他在位期間也搞了一次佛道辯論。
這次辯論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已不滿足口舌之爭，而是開始了法術——就像孫悟空車遲國鬥三怪那樣。
佛道兩家代表十幾人分別列坐兩邊，開始了唇槍舌戰，許久之後也難分勝負。道家這邊只能放大招了，一道士練功作法，使和尚們的袈裟都飛到了橫樑上。
滿朝文武驚呆了。道士歡呼雀躍，說還是道高一籌啊，我們贏了。
佛教首座法師見狀，微微說道：“方術小技俗儒恥之，可令最下坐僧對之。”
排在末座的的和尚叫曇顯，說：“剛才道長讓衣物飛揚起來，現在再試一次我看看。”然後取出袈裟放在地上作法……
道士得意洋洋，又開始作法。但這次半天也不見袈裟飛上橫樑。其他道士也上前幫忙作法，仍不見袈裟飛起來。
文宣帝覺得奇怪，便令人將袈裟拿上來看看。恐怕萬一是作弊，揣著十斤鐵球。結果，十幾強壯兵丁也將一件薄薄的袈裟拿不起來。
佛教又贏了。無論是辯論還是法術都贏了。
但佛教也不是總贏，即便在崇佛的南北朝也有另類。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對佛教就不感冒，一心想找機會抑佛毀佛。
北魏分裂成東魏和西魏，東魏權臣高歡滅東魏，建立北齊；西魏權臣宇文泰滅西魏，建立北周。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是宇文泰的兒子。
在宇文邕任期內舉辦了好多次佛道大辯論，希望藉此一點點解構佛教，暴露其弱點，好找機會打壓佛教。可惜道家太不爭氣，連續幾次辯論都輸了。
宇文邕忍無可忍，只好親自上陣，直接頒佈政令抑制佛教。大概是道家太令人失望，順便連道教也一起整。令佛教道教的和尚道士還俗為民。據說很多高僧不能接受這個政令，竟以死相諫。
南北朝分裂局面結束，及至隋朝。隋朝兩代皇帝對佛道都比較寬容，也並不偏心任何一方，佛教的高僧、道教的道長都曾經被皇帝所重用過。
隋煬帝時也舉辦過幾次佛道辯論大會。雙方辯論都頗為學術性，辯論的都是天地萬物等高深哲學，雙方都頭頭是道，各有各的一套邏輯，很難說誰勝誰負。
這稱得上是一種良性競爭，友好交流。
唐高宗李治是個好皇帝，勤於政事任用賢良，有貞觀之遺風。李治常常會請當時佛道代表人物慧立大師和道長任真子來議政論道。
慧立大師是大慈恩寺高僧，曾寫過《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述了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事。任真子原名李榮道，是道教重玄派代表人物，所謂“重玄派”就是道教中專門搞倫理的，重玄派人物個個都是理論家、哲學家。
任真子說“道生萬物”，慧立大師立馬駁斥，如果道是有智慧有良知的，那麼就該只生善，為何會也生出惡呢？任真子啞口無言。
據說在唐高宗李治組織的多次論道中，任真子基本上是負多勝少。
在唐朝的整個歷史上，應該說佛教是略勝於道教的。佛教傳播得到空前發展，鑑真大師甚至遠赴日本傳教。由於唐朝比較開放，對宗教比較寬容，所以道教雖略遜佛教，總體上也倒活得很不錯。
宋朝大概是道教史上最最黃金時期。宋太祖趙匡胤比較篤信道教，宋朝“恬淡寡欲”的治國風格，恐怕與統治者信道教有些關係。
宋真宗更是狂熱道教徒，甚至對外宣稱玉皇大帝託夢告訴他，趙氏始祖是軒轅皇帝。後來更是佈告天下，趙氏始祖為聖祖天尊大帝。
宋真宗還在東京汴梁花8年時間修了一座玉清宮，極其奢華金碧輝煌，可謂是“竭天下之才，傷生民之命”。這反映出了宋真宗對道教的狂熱。
宋朝統治者雖篤信道教，好在對佛教也並未排斥。五臺山、峨嵋山、天台山等處寺廟多為宋朝時修建，許多佛教典籍也是宋朝是翻譯整理的。宋真宗時全國佛教僧侶有40多萬，尼姑有6萬多，比宋朝初期漲了兩倍。
這些都說明佛教在宋朝發展也是比較好的。
元代對宗教採取了十分寬容的宗教政策。只要這些宗教不反對蒙古人的統治，就讓它們自由發展。寺院、道觀的財產都受到政府的嚴格保護，任何人不得侵奪，甚至朝廷還會向他們供應口糧。
不過，元朝建立者忽必烈更推崇佛教一些，因為他本人喇嘛教（藏傳佛教）。
忽必烈的哥哥是著名的蒙哥汗，他好像沒有宗教傾向性，他信仰原始的薩滿教。這種原始宗教尚未形成嚴格的教義和教規，因而對其他宗教沒有很強的排斥性。
蒙哥汗曾召集佛道500餘教眾，在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舉行大辯論。以全真道“誠明真人”張志敬為首的道家在辯論中失敗，敗給了那摩國師。
這位那摩國師可不簡單，他本是克什米爾人，盡棄所有學佛法，隱於大雪山下，當苦行僧十三年。後來被蒙哥汗封為國師，總管天下宗教。
這次辯論輸了對道教打擊很大，參加辯論的一些道士被勒令削髮為僧，45部道家典籍被認定為“偽經”而燒燬。
一些人以為，道教在元朝時空前發展，可以橫著走那種，因為“長春真人丘處機跟成吉思汗關係很好”，看起來並非如此。
明清兩代高度中央集權化，統治者需要利用宗教麻痺人民，而佛教在這方面表現更良好。比如佛教認為你這輩子很窮很苦，是因為上輩子做了孽，這輩子在贖罪，於是信徒便覺得都是我的錯，要安心贖罪，則不太容易去造反。這當然是有利於統治者的。
道教在明清時期則總體上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表現逐漸衰微。而西方的天主教、伊斯蘭教等這時也進入中國，道教需要與它們搶奪信徒，競爭很大，表現的也越來越力不從心。
現在，道教已沒有了與擁有龐大信徒的佛教的鬥爭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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