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的法国是怎么回事，读狄更斯的小说就可以看到英国那个时代的样子。我希望百年以后的读者，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了解当时湖南的生活。”不久前出版了长篇小说《幸福街》的何顿，谈及自己的创作时坦言，希望做时代的记录者和书记员。
对何顿来说，《幸福街》是自己的一次涅槃与重生。
《幸福街》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幸福街两代人跌宕起伏的命运，展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思想、际遇与时代的交融激荡。书中的黄家镇，浓缩了长沙人熟悉的芙蓉路、迎宾路、下河街、湘江岸边等地。而文革、知青、招工、下岗、改革开放、互联网+，这些极富时代印记的内容，在何顿惯常使用的地域性语言的勾勒下，鲜活而生动。
写作小说之前，何顿被查出重疾。病榻之上的他，在痛苦中萌生了创作的灵感，一边与病魔斗争，一边坚持创作，《幸福街》由此诞生。
1
“创作像一束光，照耀着我的人生”
2015年体检时，何顿被查出癌症。
没生病之前，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信心——每周打二三次羽毛球，每次可以打一二个小时，是球友心中的运动健将。面对检查结果，他一时难以接受。
手术前一天晚上，何顿躺在病床上，辗转难眠。病房小黑板上“恶性肿瘤”4个字，深深刺痛了他，盯着这4个字，疲倦却没有睡意。明天能否活着从手术台上醒来？未知生死的何顿胡思乱想着。
迷迷糊糊将要睡着之际，“很奇怪，一个几十年没有见过的同学，就是《幸福街》中林阿亚的原型，一个我在青年时代喜欢过的女孩，突然跳到我的脑海里，她朝我回头一笑。”何顿说，紧接着《幸福街》中陈漫秋的原型，也出现在脑海中，随后小说中的黄国辉、张小山，以及他们的父母也一一变得清晰起来。
创作灵感让何顿睡意全无，当下便决定：“如果明天能活着醒来，我一定要写我们自己这一辈人的故事。”
第二天的手术很顺利。术后的第五天，何顿便在病床上开始了创作。医生劝他将身体养好再写，女儿也过来抢他的电脑。何顿央求女儿：“我要是不写，时间一长就忘记了，你让我慢慢写。”
就这样，《幸福街》在医院的病床上诞生了。
刚开始，何顿只写几行字就感觉非常疲劳，但他稍作休息后，又开始创作。“那时文学对我就像一束光，它照耀着我的人生。如果我不写作，这口气就吊不起来。而且正是因为对小说的思考，才分散了我对病情的痛苦与担忧。”
出院后何顿在家中继续写作，那段时间仍然有些力不从心。他上午写一二个小时，便去散步，在散步中构思。时间来到2018年，何顿逐步康复，他开始了整天的创作。“写自己这代人的故事很有味，他们在我脑海中根深蒂固，一个个人物简直就是呼之而出，把他们变到我的作品，让我很享受。”
《幸福街》写完后，经历了4次大的修改，才最终得以出版。何顿说，如果没这本书，重病及恢复的这几年他会过得茫然而凄凉。
2
“花甲之年的我，可以为50后做个总结了”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何顿，从《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眺望人生》《荒芜之旅》等，再到现在的《幸福街》，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扎根在长沙这片沃土上。
在《幸福街》中，何顿通过一个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书写着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近70年的长沙变迁。他笔下的“幸福街”，在长沙的历史上确有其名，曾位于南门口一带，也是何顿曾居住13年的地方。
何顿的父亲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1968年，一家人从学校被赶到了幸福街。
“书中何勇的家就是我的家，黄国辉、林阿亚都住在这条街上。”何顿说，“他们都是我很熟悉的人，像浮雕一样，一个个呈现在我面前。接近花甲之年的我，可以为50后做个总结了。”
林阿亚、陈漫秋是何顿笔下两位女孩。这两个女孩有一个共同点，出身成分不好，从小备受命运挤压，但她们始终不放弃任何希望与机会。“我们那个年代，出身不好会被老师同学看不起，林阿亚、陈漫秋等在浊浪中逆流而上，挣扎着成长，最终获得了幸福。”何顿说，这是他在小说中传递的生活态度，也是对今天的人们寄予的希望。
今年2月，《幸福街》中的原型人物林阿亚、陈漫秋等参加了一次老同学聚会，她们捧着小说朗读，书中活灵活现的青葱岁月，让大家不禁泪流满面。
住幸福街上的人命运各不相同，比如主人公何勇儿时的小伙伴张小山、黄国辉最终沦为杀人犯。
为何会这样？何顿说：“我们这代人中有很多和张小山、黄国辉一样缺少文化，我们读初高中时，班上只有一本课外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像何勇这样去大学深造的人很少。他之所以与张小山、黄国辉拉开了距离，因为他在不断学习，而张、黄两人却沉湎于打桌球、打麻将，最终走向了不同的结局。”
在《幸福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大量对话的语言，直白而充满浓郁的湖湘特色。比如，“呷饭”“不晓得他肯不肯借”“别在我家门前撒野，死远点”等，让人读来亲切而生动。
在粗犷的语言中，蕴含着何顿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书中有很多感悟，如“身份变了，思想也会跟着变”“我们这代人没文化又好面子”“是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害了他”，语言朴实，却令人深思。
3
幸福源自日常生活的小事
何顿的人生，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许多人一样，颠沛而起伏。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
何顿曾经历了父亲挨斗、家庭变故的曲折童年，也有以逃课为乐事的年少无知。1977年，他前往开慧公社插队务农，亲历了当时农村不可想象的贫穷，并接受了劳动磨炼。在逆境中，他始终觉醒着、奋斗着，后来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美术系。
上大学时，何顿学的是油画专业，为何后来会走上创作之路？“老师说要成为一个好的画家，就要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不然就只能成为一名画匠。”老师的这句话，被何顿深深铭记在心。
从此，他的身影遍布在校内校外的图书馆里，读书笔记写满了很多个本子。那时寝室十点半关灯，但是借来的书还没读完。怎么办？何顿就打着手电筒看书，手电筒的电池很贵，他又买来煤油灯，追着微弱的灯光读书。
后来，何顿不再满足于借书，每到周末，他便去当时五一路的新华书店买文学类新书看，一直买到几乎无新书可买。“就是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我改变了兴趣，最终成为了一个作家。”何顿说。
何顿在为《幸福街》读者签名。陈尽美摄
在《幸福街》中，何顿把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对幸福的追求写得淋漓尽致。他心中的幸福是什么呢？在何顿看来，并不是获得巨大成功才是幸福，很多的幸福都只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情，而且不同阶段、不同时间会有不同的幸福。
路遥文学奖得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顿创作的长篇小说《幸福街》，被认为是湖南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长沙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作品研讨会。
对话何顿
“我想表达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湘声头条：《幸福街》与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有没有表达的共性？
何顿：我写作这么多年，除了写抗战小说《黄埔四期》以外，我想表达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幸福街》是当时年近六十的我，对这么多年来我们这一代人的总结，希望传递一些正能量。
《幸福街》中可以看到人的成长和变化。黄国辉属于莽汉，在讲义气中盲从。张小山鬼点子多，但他不会觉得自己知识不够而去阅读、去学习，而是老想着去捞钱，想用非法手段获利。何勇属于我们这代人中比较好的男性，正直、有原则性。林阿亚与陈漫秋是我们这代人中的凤凰，能飞出来，成就自己更强大的人生。
湘声头条：《幸福街》中您最欣赏的人物是哪一位？
何顿：男主角我最欣赏何勇这种类型，尽管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但他能坚守原则，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能够秉公办事。女主角我最欣赏林阿亚，她在逆境中像荷花一样，而且能不断成长，找到自己的位置，最终成就自己的人生，获得幸福。
湘声头条：在创作中运用大量长沙方言，这是您作品的一个特点。
何顿：我的母语就是长沙话，平时思考也都用的长沙话思维，这也影响我在写作时基本都是采用长沙方言，我脑海中很少有普通话。但如果我觉得这句长沙话可能外省人读不懂时，我还是不会用。我用外省读者和湖南读者都能读得懂的语言进行创作，在此基础上再用长沙话表达。如果我写的某句长沙话可能会让外地人产生阅读障碍时，我会采用书面语言表达。
END
文｜湘声报记者 陈尽美
美编｜张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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