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里多”是“五里多一點兒”嗎？你錯了。五里多就是斡耳朵，我就在五里多居住。
有人說：五里多是從金馬碧雞坊到民航路北段“五里”多一點兒，典型的望文生義。
斡耳朵是蒙古語的漢語音譯，是“王的行宮”之意，源於元朝雲南梁王在民航路北段建立的行宮。
作為今天的五里多片區，包括環城南路到二環南路之間民航路北段兩側。
作為歷史地名斡耳朵，具體地點在哪？就在賽典赤衣冠冢對面，今糧油市場——旺穗酒店一帶。
為了考證斡耳朵到五里多的發展變化，我特意撰文刊於《中國地名》2019年第一期《五里多不等於5裡多》。
一、“五里多”的原始含義：行宮、宮帳、宮殿
昆明“五里多”是“斡魯朵”長期使用後逐漸漢化的地名。
《辭海》解釋：斡魯朵：亦作“斡裡朵”、“斡耳朵”。契丹語稱宮為“斡魯朵”。《遼史·營衛志上》：“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落，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為太祖所置，契丹語稱“算斡魯朵”，漢語稱弘義宮。金、元均沿用其名，並引申為行宮、官衙之意。
二、昆明“五里多”的來歷
（一）古筆下的“斡兒朵”
[明]平顯《經斡兒朵》：
前王宮址古城東，疲馬經行落照中。
縱狗遺墟青草遍，呼鷹故壘暮煙中。
菜花媚眼人何在，野刺牽衣路不通。
舊日江山總新恨，亭邊無語立西風。
從明朝初期雲南著名詩人平顯的描述，可見前朝設置的“斡兒朵”宮殿遺址，在夕陽西下背景中，此時已經荒草萋萋、野狗出沒、蒼鷹飛翔、菜花野刺擋道了。
[明]沐昂《過斡耳朵》
昔人舊池館，零落舊城東。
春草年年綠，閒花處處紅。
感時民物異，代謝古今同。
往事應如此，長歌興未窮。
沐昂與平顯是同時代人，平顯曾是沐春、沐晟、沐昂三兄弟的老師。本詩詩意：過去梁王的行宮廢墟，零零落落散在南詔舊城東邊，這條“通京大道”兩旁，野草野花“春風吹又生”。俱往矣，梁王時代早已成為歷史，新朝代替舊朝是必然的，想起父親沐英與傅友德、藍玉將軍征討雲南，建功立業，父親、大哥、二哥到我鎮守雲南，讓皇上“西南無憂”，自豪感油然而生，真想長歌一曲！
[清]王思訓《斡兒朵懷古》
古城一片夕陽紅，禾黍油油別舊宮。
簫鼓冷沉孤島月，珮環香剩野棠風。
詩傳鐵立悲宗女，冢傍金稜吊上公。
目斷當年歌舞地，閒花野鳥亂春叢。
王思訓（1647-1728）康熙年間昆明學者。“舊宮”指元朝梁王在此所建行宮即“斡兒朵”。“鐵立”是阿蓋公主詩《悲憤詩》“西山鐵立風瀟灑”中的一個詞語，“宗女”即阿蓋公主。
“冢”指賽典赤衣冠冢，在今五里多民航路小學旁。賽典赤真身墓約於元朝大德元年（1279）修建於中慶府城（昆明）北郊30裡的松花壩旁馬家庵村。由於離城較遠，民眾祭祀不便，清朝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1688-1693）之間，雲貴總督範承勳、雲南巡撫王繼文在“通京大道”（今民航路）修建了“元咸陽王贍思丁墓”。民國初年和1961年重修，即今之“賽典赤衣冠冢”。
“金稜”即“金稜河”，現名“金汁河”，在昆明市東部，賽典赤、沐英皆修復過。“上公”指賽典赤。
全詩描寫曾經繁華一時的“歌舞地”——梁王行宮故址斡兒朵春色中的荒廢景象，緬懷當年阿蓋公主與段功的愛情悲劇，以及建設雲南鞏固邊疆的政治家賽典赤與沐英。
從明初平顯《經斡兒朵》到沐昂《過斡耳朵》清初王思訓詩《斡兒朵懷古》可見，元明兩朝甚至清初，“五里多”地名皆沿襲原始名稱蒙古語“斡兒朵”，地點都在“城東”，都是元朝梁王“舊宮”。甚至三首詩押韻都是“中東轍”，巧合！
（二）“斡兒朵”曾是交通要衝
“五里多”是蒙古語“斡耳朵”的誤轉譯音，原意“駐紮軍隊的營帳”、“皇帝、王的離宮”。從原意可知，之所以在此處設置“斡兒朵”是因為今民航路是古代外地入昆驛路及交通要衝的一段，扼守昆明東南大門，昆明重關“石虎關”也在此段驛路，附近村子因此名為“關上”，具有戰略意義。
五里多（斡兒朵）驛路（今民航路）古稱“通京大道”。五里多為省垣第一關津，入城要道，但凡京城要員奉旨上任、欽差大臣巡查政務、官府首長體察民情等都會從此經過，清代還專設“接官亭”以作方便。大人物蒞臨，全城官員要出動，一個個頂戴化翎，官袍肅整，早早地趕到路旁耐心恭候。“大腦殼”（昆明方言：官位顯赫之人）一到，全體人等謙卑恭迎，前呼後擁，沿途有差役照應，驅散閒人，護送進城。
五里多雖有名氣，但畢竟地處郊外，遠離城區，除了農家菜田，多為荒蕪之地，特別是清代末年，去往的人很少，時有土匪出沒搶人，甚至有野狗叼走小牲畜和孩童，所以明、清兩位詩人描寫的景色皆為曠野、荒蕪之狀。據說驛路兩旁還有較多的墓地。
如今“五里多村”村民還流傳兩句順口溜，其中一句是“重關放炮麼捂耳朵。”說明三個問題，一是表明古代五里多村與重關——石虎關的關係，五里多村緊挨著石虎關，所以只要一打炮，炮聲震耳欲聾，所以村民才會“捂耳朵”。二是此地是外地進入省城昆明的要衝，所以設關駐兵，而且時有戰事。三是“捂耳朵”與“斡耳朵”、“斡兒朵”特別是“兀兒朵”的讀音十分接近，暗示某個歷史時期村名從“斡魯朵”——“斡兒朵”——到“兀兒朵”的變化過程。
（三）“斡兒朵”得名於元朝
《雲南省昆明市官渡區地名志》：“五里多位於昆明東南城鄉結合部，民航路北段兩側，海拔1893米。屬金馬辦事處五里鄉。農民144戶，571人。元代此處有梁王的離宮，蒙語稱‘斡爾朵’，後諧音傳寫為‘兀兒朵’，再訛傳為‘兀倪朵’——五里多。”
“離宮”此處指梁王在中慶路（昆明）東郊（斡爾朵-兀倪朵）駐紮軍隊的離宮、宮帳，具體地點即本文開頭提及的“賽典赤衣冠冢對面”。元朝共有四位元朝雲南梁王。
其一為孛兒只斤甘麻剌（1262-1302年）；其二為孛兒只斤松山；其三為孛兒只斤王禪；其四為孛兒只斤把匝剌瓦爾密（？——1381）。
具體是哪一位梁王的離宮“斡爾朵”設置於此，有待考證。
因此“五里多”屬於少數民族（契丹語-蒙古語）語音地名音譯轉譯為漢語後的地名，不屬於自然地理實體類地名，故“五里多”不具有漢語長度單位的含義。
三．“斡耳朵”到““五里多”讀音、書寫的變化
（一）昆明附近“數字+裡”式地名典型案例
昆明“數字+裡”作地名的有“三公里”、“八公里”、“十里鋪”、“五里箐”等，都可用阿拉伯數字替換為“3公里”、“8公里”、“10裡鋪”、“5裡箐”，可以對應英文“Three kilometres”、“Eight kilometres”、“Ten li PU”、“Five li QING”。“三公里”在今天菊花立交橋東721米處，金馬正昌果品市場旁。“八公里”在菊花立交橋東南6公里處，朱家村立交橋2.7公里處。“十里鋪”在今天虹橋立交橋南681米處。
（二）“五里多”是“斡魯朵”長期使用中形變、音變的結果
“斡兒朵”轉變為“五里多”，是清朝以後的事。王思訓是昆明人，清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清朝著名的地方文獻學家和私人藏書家。王思訓寫《斡兒朵懷古》在康熙年間（公元1661-1722），假設元朝雲南梁王甘麻剌於公元1290年設置行宮“斡兒朵”，後來行宮名演變為地片名，到王思訓寫作《斡兒朵懷古》時（假設時間為公元1708年），“斡兒朵”地名至少存在了418年之久。
“五里多”不符合“數字+裡”的格式，而是“orudo斡魯朵－ordo斡耳朵-urdo兀兒朵（五耳朵）-unido兀倪朵-wuliduo五里多”的形變、音變現象。
最直接的形變是“兀兒朵”變（誤）寫為“兀倪朵”，“兒”變寫為“倪”，“兒”加了一個單人旁（亻）。最直接的音變是“兀倪朵”音變為“五里多”，與昆明人發音特點有關：n-l（ne-le不分），結果“倪”變讀為“裡”，“兀倪朵”變讀為“五里多”。
社會約定俗成的規律——翻譯使用外來語或者少數民族語言，都會將其翻譯得“好讀”“好寫”“好認”亦即使之漢化，比如昆明市石林縣舊名“路南”，若按當地彝族的讀音，翻譯作“路乃”更接近原音，意思是“黑色的石頭”，但不符合好讀好記的規則，最終演進漢化為“路南”。
因此“五里多”不能寫作“5裡多”或者翻譯為“Five li Duo”，因其不含數字“5”與量詞“裡”，而是契丹語-蒙古語地名“斡魯朵”形變、音變、漢化為“五里多”的結果。
（三）不知曉正確得名原由
村民：“五里多村”村民兩句順口溜第一句“南城到點兒（dir,昆明方言，兒化音，音似“疊”，“這裡”、“此”的意思）麼五里多”，表明隨著歷史推移，清朝中後期開始，由於村名漢化，使得契丹-蒙古語原始含義“行宮”“宮殿”消失，有村民認為“五里多”是因為從昆明“南城”到村子的距離。“南城”指明、清昆明城南大門麗正門一帶，今金馬碧雞坊附近。第二句“重關放炮麼捂耳朵”，雖然“捂耳朵”與“兀兒朵”諧音了，但是不知曉得名由來，誤以為因為炮聲隆隆，村民受不了了“捂耳朵”，所以村名叫做“兀兒朵”。
外來村民：五里社區所屬菊花村，緊鄰五里多村，現今居民多為外來租住戶，幾乎無人知曉“五里多”得名由來。甚至還有誤傳：抗日戰爭時期修滇緬公路，史迪威公路，起點在西站，到這裡五公里多一點，所以叫做“五里多”。屬於望文生義。
訛傳：明、清時期，該地名因諧音被訛傳為“五耳朵”，又因此地距原大南門有五里之遙，故漢名以其近音近義而稱“五里多”，附近有一村子也用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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