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纽约时报》召集美国125位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以及文学界泰斗等选出自己心目中“25年来最佳的美国小说”，
《宠儿》以最高得票名列第一。此书的作者托妮·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我在阅读《宠儿》前看到以上一连串盛誉时，内心毫无波澜地将此视为美国“政治正确”的又一胜利。
在美国，黑人、女性成了社会上极其敏感、一碰就爆的燃点，《宠儿》就是这样一部将黑人与女性双重背景结合起来的小说，关于它的一切赞赏与称誉都是理所应当。
因为它正确。
然而当我读到结尾最后一段，“渐渐地，所有痕迹都消失了，被忘却的不仅是脚印，还有溪水和水底的东西。留下的只有天气。不是那被遗忘的来历不明者的呼吸，而是檐下的熏风，抑或春天里消融殆尽的冰凌”。
我开始回味思索。《宠儿》并不满足于将黑人被白人奴隶主压迫、奴役的血淋淋的事实展现给世人，它更想捍卫的是属于黑人自己的、黑人女性的被剥夺已久、且被习惯性剥夺的话语权。
血色背景
《宠儿》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案例，“19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携子女逃亡，奴隶主循踪追至，为了使孩子不再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毅然杀死了自己的女儿。”
悲惨的现实案例让《宠儿》在萌芽时就已蒙上一层擦不掉的血色。
书中讲述了女黑奴塞丝于1855年怀着身孕，从肯塔基州的奴隶主庄园“甜蜜之家”逃亡的故事。
在逃亡途中，塞丝在白人女孩爱弥的帮助下顺利生产，并历尽艰难投奔至婆婆贝比·萨格斯家，与提前送到婆婆家的三个孩子团聚。
奴隶主追踪至此，塞丝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遭受被奴役的命运，亲手用锯子割断女儿宠儿的喉咙。此后，宠儿的冤魂一直盘踞在家中，破坏本应回归正轨的生活。
塞丝的两个儿子不堪其扰出逃，随后婆婆也离开人世，只有小女儿丹芙陪伴着塞丝。
后来，“甜蜜之家”的男奴保罗·D走进塞丝的生活，驱逐了鬼魂，与塞丝同居。不久，宠儿还魂，以一个神秘的身份回到家里。
丹芙很开心姐姐回家，却又奇怪宠儿的种种诡异举动；塞丝压抑已久的负罪感与无处发泄的爱意找到出口，心甘情愿被宠儿占据；保罗·D被宠儿引诱，后来离开塞丝。
宠儿对塞丝的索取与占有让这个本来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最终其他居民一致驱赶宠儿，宠儿最后神秘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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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的归属
让我细思极恐的一件事，便是白人们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通过奴役、暴力和杀戮强行注入黑人的头脑当中，随着奴隶制的延续而延续。
塞丝千辛万苦从农庄出逃，却怎么也想不到奴隶主“家庭教师”竟会一路追捕，绝不放过。
对于“家庭教师”这种阶级的奴隶主来说，黑奴就是财产，是不花一分钱却能创造大量财富的存在，他们“可以出租买卖，可以储存典当，可以去赌输赢，去偷，去抢”，没有生存权、婚育权。
塞丝的出逃意味着一个女奴、三个小黑奴和一个尚未出世的小黑奴的损失，况且这女奴不但能随时满足白人的欲望，也能不断制造新的奴隶，因此真可谓损失惨重。
而正是因为他的穷追不舍才造成了塞丝杀子的惨案，塞丝明白她的孩子只要活在这世上就逃不出被奴役的命运。
黑人们在恐惧中接受了白人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意识形态的被侵占实际上也表示了一种对自己民族话语的改变和丧失。
接受了本不属于自己的观念，于是就会在话语权上失去主动性，甚至出现话语禁锢、回避表达现象。
《宠儿》中，感觉每个人都在回避过去，不愿把自己的伤痛表达出来。
小女儿丹芙的失声在我看来是作者有意为之，她是塞丝离开“甜蜜之家“，摆脱奴隶身份后所生的孩子，是自由的孩子，但她的失声恰恰暗示了奴隶重获自由后的禁言。
每当塞丝想到或提到悲惨经历，便会出现语无伦次的状况。
但是话语的缺失并不代表记忆的缺失，当每个人以回避过去来面对未来时，只会不断在痛苦的过去中挣扎。
贝比·萨格斯作为书中典型的长者女性，她一生饱经苦难，却从不抱怨，用爱和包容尽可能地给了塞丝和孩子们温暖的家庭氛围。
从书中描写，我们能感到她足够坚强。
但对于自己的过往她同样无法轻易放下，甚至在临死前也忍不住回想，她的孩子们不是早夭就是被卖出去换取木材，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用自己的自由换取她的自由后也生死未卜。
可以说苦痛植根于黑人的生命中，并不因刻意回避而减轻半分。
白人出于减轻自己罪过的目的或者根本不把这当作一种罪孽来看待，刻意忽视黑人的被人为制造的惨剧。
但如果连黑人自己也绝口不提，将已然发生之事强行埋葬。
光明怎么到来？
历史怎样传承下去？
冰凉的文字和充满热度的心灵到底哪个更加有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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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飘摇的自我意识
贝比·萨格斯这一形象是书中的灵魂人物。她获得自由身时，终于有了机会询问奴隶主加纳为什么一直喊她珍妮，喊这个不属于她的名字。
加纳给出的回答是，那是她出售牌上的姓名。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被称呼珍妮这么多年，但她从未认定自己就是珍妮，之后坚定地选择叫自己“贝比·萨格斯”，象征了黑人女性对奴隶制的不满和对白人意识控制的成功抵抗，以及对自我精神的呼唤。
可以说，名字代表黑人自我的象征。
但“贝比”是英语baby的音译，贝比·萨格斯的丈夫是这样称呼她的，也是英语世界里称呼情人普遍的叫法。
这让我不禁质疑，即使她重新拥有了姓名，也是如此之抽象，是否作者有意安排。
让这种自由与独立看起来有些讽刺和可悲，像是黑人群体在获得自由后的百年里只解放了肉体，而没有了自由的精神，甚至被白人文化不断侵蚀。
黑人也对奴隶制度进行过反抗，只是与奴隶制的强大比起来如同螳臂当车，尤其是处于弱势中的弱势——黑人女性，她们的反抗充满了悲凉和无可奈何，用近乎绝望的方式表达出强烈的抗争意识。
塞丝的妈妈逃不脱被白人男性玩弄的命运，一生中生下许多黑白混血儿，她将与白人水手生的孩子扔在岛上，其他孩子也全部扔了，只有塞丝是与黑人男子结合所生，成为唯一的“用她的胳膊抱过的孩子”。
女性的弱小无力反抗强大的奴隶制度，于是只能将憎恨加诸于更弱的弱者——孩子身上。杀婴似乎成了一种传统和惯例，这种惯例源于背后深沉而又复杂的爱与恨。
塞丝为了阻止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近乎绝情地将母亲与孩子、杀人者与被杀者两组听起来毫不相干的概念联系起来。
黑人的反抗因为无力而转移至弱者，不论是孩子还是女性，或者是同胞。甚至在百年后，在不断的失败中，在贫穷、落后、混乱中，许多黑人渐渐地放弃了自我的身份认同，竟开始羡慕白皮肤，厌恶黑皮肤。
现代世界，种族主义不再以枪支弹药买卖屠杀控制奴役黑人，他们用“文明的”思想驾驭黑人，如此高明的手段，不需要绳索镣铐，只需黑人奴役黑人。
托妮·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她相信当语言由于遭到冷落、搁置不被尊重或被强令扼杀而死亡时，不仅是她自己而且所有的语言使用者和创造者都应该对它的死负有责任……
仅有空壳的语言失去了他们作为人的本能特征，因为他们只对服从于他们的人发话或者是为了强迫人们服从而说话。”
而我在读过《宠儿》后终于明白，每一句细碎的声音都有存在的意义，那些微弱的，因为喧闹的环境而听不到的声音，也许更值得被听见。
2019年8月5日托妮·莫里森在纽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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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2019年环球小姐选美冠军——来自南非的 Zozibini Tunzi，满头短曲卷发，惊世骇俗。
何解？
白人世界里，黑人天生的卷发，尤其是短发被认为是不卫生的。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21世纪的今日仍然存在。
前美国总统夫人Michelle Obama一直以直发示人，每次公开亮相之前都要拉直头发，她也曾言：“我没有选择。”
地位身份如此的黑人女性尚且要服从“规则”，何况名不见经传的Zozibini Tunzi。
2017年Zozibini Tunzi参加选美，无疾而终。有人建议她拉直头发，不要剪短，但她坚持自己的短曲卷发，直至获奖。
她在领奖舞台上说：“在我生活的世界，女孩们都像我一样，我们有着相同的肤色和头发，而我们从来没有被大众认为是美的。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今天该停止了。
我想让现在的孩子们都看看我，看看我的脸，我想让她们在我身上看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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