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乡伟哥
这个问题要牵涉到三星堆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说这些问题，就要从考古说起。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广汉中兴遗址，处在川西平原上。在这里曾发现了精美的玉石，有学者说那是周初的。后来发现了新繁水观间遗址，学者推断早期墓为商代，遗址为殷末周初的。后来又在彭县发现了青铜器窖藏，推断为西周的。《文选》中 说，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嵋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而我们的考古与这里的范围是相吻合的。
兆基于上世。这种说法有一种认为是黄帝后裔。《史记》褚少孙是西汉的博士，他有“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而蒙文通先生也说，蜀王后代既是在元成间还常朝于汉，这说明是汉代所谓西南夷中的邑君。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从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已穆称述得来的。这是可信的。
蜀王的世系，虽然不易判断具体的时间，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蚕丛等王的时期。扬雄《蜀王本纪》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 ，是时人萌椎髻左枉，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从，凡四千岁。”又有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
第二个时期，是望帝时期。《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而复出。
第三个时期是开明的时期。《蜀王本纪》说，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随后说，鳖灵治玉山出水，望帝与其妻相通，因而禅让的故事 。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此后开明帝下五代开明才去帝号，称王。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蜀王三个时期，不是连续的，最后的开明时期，鳖灵为荆楚人，自东方沿江入蜀。他前面的望帝时期，杜宇传自天而下，止于朱提。和西方的民族有关系。说蜀王是黄帝后裔，是蚕丛一系。
蚕丛本为蜀人先祖。望帝开明则是外来的统治者。
历史上那些人那些事儿
商朝以前。第一代古蜀王蚕丛氏是黄帝后裔和蜀山氏族群联姻的嫡系。四川竹子多，大熊猫以竹子为食物才得以幸存，相传曾为蚩尤的坐骑，说明中国南方古人早就对大熊猫的生活习性进行了关注。古蜀人以竹笋为美食应由此而触发灵感，进而将竹子作为建筑材料，过程中发现竹子外表光滑、表面竹青易刻划留痕，形成各种图案，中空轻便、易加工、携带、传递信息，故选作文字载体，不必花费更大力气去搞骨刻、石刻、青铜铭文！竹书加工工艺为"汗青"，有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为证！史上有辉煌的"竹文化"，皆凝固成以"竹"为偏旁的大量古汉字如"简"、簸箕、箩筐、籠、笺、箬、筲、篱笆、箐、箦、籍、等！古蜀与良渚同属南方暖湿气候带，都有竹子、大禹文化、无字玉琮、水利工程。后来的南方古文明遗址大型城池可能是用竹子作建筑材料，皆毁于火灾或被大洪水冲走！从"汗青"工艺的竹书记事到"册子""策划"到用竹纤维造纸用于书写，只是对文字载体加工工艺的进步且一脉相承，并无本质区别！《竹书纪年》中的"年"指夏历年，相传过年燃放爆竹驱怪兽保平安中的怪兽可能就是蚩尤的坐骑蜀人以前称"猫熊"，以将其从夏人的居住地竹林边驱离，防止蚩尤灵魂附在猫熊身上报复黄帝后裔，也顺便纪念黄帝族群打败蚩尤族群！四川有竹林的地方就有人烟，青神县"中国竹艺城"所展示的竹编手工工艺产生的筛子、簸箕、箩筐等容器也大大促进了家蚕养殖丝绸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古蜀人可能从蚕丝研究了栽桑养蚕从大熊猫研究了竹文化，竹筒是天然形成容器，竹子也是理想的导水管及火把材料！竹编工艺和养蚕织绸让古蜀人变得心灵手巧多智慧，创造了璀璨的古蜀文明！只是因为竹片易燃、轻质、易腐烂及被大洪水冲走才未留存到现在，被考古学家们误认为古蜀及良渚没有史前文字！古埃及人是随青藏高原地壳变化后向西疏散的一个族群，古埃及文明是古蜀人通过南方古丝绸之路传过去的，蚕丛氏葬石棺冢是山洞穴居习俗的传承！大禹在浙江被推举为共主后，子启将王位继承由禅让制改为世袭制，建立夏朝。后因当地生态环境无法承载都城人口过度索取之重，逐渐向北迁徒进入中原发展建都。老家古蜀地逐渐处于王朝统治边缘，最终导致古蜀地蚩尤后裔逐渐壮大，在夏桀暴政时以替天行道之名灭夏，并灭夏之竹简文化，并铸青铜铭文以防商文化被后人所灭！这就可以解释殷商用甲骨文占卜故弄玄虚且对夏只字不提，商以后的青铜器皆有铭文是防止自己文明被抹去的悲剧再次重演！但夏的后裔周人经几百年隐忍后在商纣王时又寻机灭商复仇，周王朝又处于统治地位！[赞][赞][赞][祈祷][祈祷][祈祷][玫瑰][玫瑰][玫瑰]
蚕丛故里青衣神
三星堆文明是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的在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的古代文化遗址，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都城遗址。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时间的车轮
四川三星堆是我国夏商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此外，夏商时期的遗址还有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金沙遗址等10余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承载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不仅出土了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和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
据统计，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于是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的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
另外，三星堆遗址的一号、二号祭祀坑，出土了大量金、铜、玉、石、陶质遗物，其中金器近百件，有金权杖、金面罩、金叶，以及虎形、鱼形、圆形的金饰片，总重197.29克。其中，一些青铜人头像的脸部带着金面罩，双眉双眼皆镂空；可能与“黄金四目”的方相氏有关。虎形金饰用金箔模压而成，长12厘米，昂首卷尾，动感强烈。最为珍贵的是包金权杖，长142厘米，杖上端有镌刻鱼纹、鸟纹和人头图。
成都金沙村也出土过6件金制品，包括面罩、鱼纹带饰、四鸟绕日饰、蛙形饰和喇叭形器等，共重138克。这些发现表明西南地区黄金比较流行。
有人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通天神树，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青铜神树分为三层的树枝上共栖息着九只神鸟，大概就是古蜀人想象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
崇拜太阳，是古代蜀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太阳神鸟金箔纹饰，生动记录了古蜀时代的太阳崇拜，这其中包含的更多信息还有待进一步了解。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以它的神秘和它的精致，再一次展示了古蜀人的智慧与魅力。
大先生的故纸堆
从对三星堆出土文物进行的研究来看，这一文明大概是在距今4500年至3000年之间，大体上对应的是虞、夏、商这三个朝代。
话说这三星堆的发掘和重见天日，还是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有记载说，1929年，有位叫做燕道成的农民在自己家的土沟里挖地，挖着挖着，突然咣地一声，碰到了一个硬物。刨开土一看，是件像玉一样的器物。他继续往旁边、往下面刨，这一刨不得了，他的地里居然藏着几百件玉石器，品类包括玉圭、玉琮、玉璋、玉斧，甚至还有像玉璧一样的器物，总共有300多件。这可吓坏了他，赶紧上报组织。一直等到三四年后，专家们终于第一次到燕道成当初挖掘出玉石器的地方来考察，认定这些是上古文物，但当时也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又过了20年左右，类似的文物在这片地区零零星星地继续挖掘出来，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出土的文物数量之多，形态之奇才终于让专业人士们刮目相看，一个几千年前的神秘的古文明，逐渐在大众面前显现出本来面目。
有统计显示，经过挖掘，出土了18座房屋基址、3个灰坑、4座墓葬、70多件陶器和110多件玉石器，碎陶片多达10万件……各种宝物也是千奇百怪，比如神树和羊的雕塑，用黄金铸造的权杖，高达2米6的巨型青铜人像，还有像车轮一样大的玉石璧，眼睛突出的神像、黄金面具等等，它们的表情、形态都和中原地区以往的考古所见有很大不同。
后来，这片文物遗址就被命名为“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也随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奇异机器
从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学术界再没有比这更令考古、历史和文化工作者兴奋快意的事了。 有幸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快慰的事却两次降于四川盆地西侧的成都平原上：一是广汉三星堆古城和祭祀坑遗址的发掘，一是以新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成都六座史前古城遗址的发掘。 它们使一个已经失落的古老的巴蜀文明，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喷薄而发，闪显出灿烂的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巴蜀文化史上几显苍白和阁黑的澎湃城。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掩蔽着众多的扑朔迷离的文化之谜，是新发现的“古蜀文化的生长点”(苏秉琦先生语)，是幸运之神给予的索解和改写巴蜀文化史上恢弘扬厉的一页的历史机遇。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我们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我们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如关于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鸟等形象的认识，就不得不借助于我们已知的关于司神巫师、建木社树和龙凤等中原知识，来对三星堆遗物加以猜测性的对比，这就难免发生歧义，难于准确认识其真谛。就是“祭祀坑”的命名，也还是来源于中原礼仪知识，因而引发歧义，引起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更准确地说，叫做“祭祀物坑”也许更恰当一些。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我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其难之三，三星堆文化以遗迹和实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我们仅凭关于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的蜀王世系的知识，无法为它找到文化学上的坐标定位。 其难之四，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占发掘，虽然使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化，特别是其青铜文明的上源，看到了它的流向，但其间长达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里的某些缺环还是难于填补的。特别是考虑到距今2000年至3000年之间成都平原上曾发生过的一次巨大洪灾曾将旧文化址冲涤，普遍出现新文化址的迁徙，其文化连续性的某个环节上的阻断，不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吗?
正是这些困难，引起研究工作者对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恒久的兴趣，使我们对巴蜀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古蜀文化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能够引起思索，加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
1．三星堆文化是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等历代蜀王世系所代表的不同经济时代的都邑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提供了典型的古蜀城邦国家文化特征的识别体系，填补了巴蜀城市文明早期起源和发展史的空白。 如果说宝墩文化所涵的六座古城代表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阶段，那么，位于平原中心的三星堆古城址则代表着古蜀城邦国家典型建成的阶段。它对古蜀城市建筑、城市功能和城市结构秩序，特别是以祭祀坑为代表的超自然的精神性权威城市汇聚点等城市文明特征，是很好的解读参数。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曾提出人类最早的超自然的精神礼仪性、威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盘”的著名观点，这在三星堆古城址和祭祀坑遗址有鲜明的体现。他所述的城市具有“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的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对三星堆古城文化特征的认识。各派学者对于该古城文化特征是有争论的，或主张是蚕丛王时期，或主张是鱼凫时期，或主张是杜宇时期。我倒是从三星堆古国时期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高度发达的科技工艺受到新的启迪：如果从早期城市的“磁体”和“容器”两大功能来看，三星堆古城存在的历史时期很长，它可以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各支蜀文化的“兼容器”。这里有纵目人铜像为表征的采集狩猎时代的蚕丛文化的遗留，有鱼鹰形象为代表的渔猎时代的鱼凫文化的流风，也有以鹰头杜鹃形象为代表的农业时代的杜宇文化的遗韵，是否还可能有开明兽的渊源呢?这也不是不可以猜测的问题。总之，我们需要跳出究竟是鱼凫时期还是杜宇时期的直线式思维的猜测，启迪我们用球型思维来思考三星堆古城文明。三星堆文化所包含的四期文化层似应是历代蜀王文化最早汇集的结穴处和时代性文化积淀的结果，是不同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从石器到青铜时代、从采集渔猎到农耕时代)的历代蜀王为代表的各部族、种族、民族通过交流、征服和文化激荡而兼容和综合的结晶，是发挥城市“磁体功能”和“容器功能”吸附巴蜀民族和文化习俗复杂性、多样性的结果。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巴蜀文化兼容性、开放性品格得以形成的最早的源头和过往的来程。 至于两个祭祀坑，既然是先后两个时期焚埋的，一个在殷墟早期，一个在殷墟晚期，则更可以说明这座古城至少曾经历过两次突发性的事件，而不是一次。联系“蚕丛国破”和“杜字亡国，杜鹃啼血”的历史记载，这两次事件不都可以找到落脚点了吗?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也正说明这座古城及两个祭祀坑在先后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复杂的文化因素，不正是昭示着历史帷幕后蜀民族更替征伐、激荡交融的多幕壮阔的活剧吗?
2．三星堆文化展现了古蜀人恢诡浪漫、舂容大雅的艺术世界和铿訇辩肆、不师故辙的文化心理，很值得我们玩味和探索。 奇特夸张的青铜艺术、侈丽雍容的金箔技艺和俟藻扬葩的玉石雕琢，是三星堆文化结晶的明珠。它们构成古蜀国神秘的艺术世界，折射出古蜀人特异的文化心理。从文化学的深层次钩沉稽引历代蜀人所认同的艺术世界和文化心理，并把它同三星堆文化面貌相联系，这是一个有趣的但是又有相当难度的课题。它启发我们可以对蜀人心灵世界的传承和思维特征发展的脉络作深层次的思考和探索。 三星堆文化中的巫师、女神、神树和各种青铜人面像乃至各种凤鸟、鱼凫饰件，太阳轮饰件，如果加以艺术的组合，不难看出，昌盛的泛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世界。但其中最有特色的，恐怕是以鸟、珠、花为表征的日神崇拜以及以“姐”神崇拜、鸟母崇拜、杜主崇拜为特征的神楳文化。这两者构成三星堆蜀人崇拜先祖和崇拜先妣并重的心理世界。我是主张神楳文化是蜀人的特征的，但它对蜀人的特殊性格、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究竟有何影响，尚值得探讨。古有“焚巫■”的习俗，巫是女巫，旭是短仰、突胸、凸肚的畸异男人，在神权世界里，他们都可能是地位很高的人，这从甲骨文“焚黄”一词可以看出。三星堆众多的神人形象不难找到这两种面貌神异、能“地天通”的巫旭神人。由于它们的怪异形象在三星堆蜀人心目中畸重的分量而成为一种文化积淀，一再地在后来成都平原出土的众多东汉说书俑形象和成都市区成汉墓出土的陶俑形象中表现出来。这种文化积淀不仅表现在蜀人的造型技艺里，也表现于蜀人艺术创造的思维特征里。“山川风雨发其姿”，作为独立的文化区，巴蜀地区素有产生百科全书式球型天才的传统，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李调元到现代的郭沫若、巴金，都是能错综古今的文宗，都具有气势恢宏、纵横辩肆的艺术气质和“控引天地”、“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开阔胸襟以及铺张扬厉、追求浪漫、不师故辙的发散型开放性思维。这些特征均可以在三星堆人奇诡浪漫、怪诞夸张、不师故辙的造型艺术里找到它的源头。《汉书．地理志》说，蜀入学习经书的思维很特殊，“不慕道德而贵慕权势”，“以文辞显于世”，重时事利禄的今文经学传统和重文学的传统是蜀人的特征。对于这些特征我们都可以在神秘的三星堆艺术世界里，掠过历史的天际线去考察和探索其依稀可辨的过往来程和棻丝踪迹。
3．三星堆文明为古代东方文明增添了新的篇章，为我们留下了不同文明之间开放交流、互补互融的历史经验。 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自己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受着中华文明内部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乃至东方文明不同地域的文化或明或隐、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把三星堆文明同通向远方的古蜀商道联系起来解读是有意义的。在三星堆祭祀坑的龙虎尊等器物内出土了海贝4600枚，其中包括环纹贝和虎斑纹贝，这应该是古代闭塞的“天府之国”同南海交通的明证，也不排除是殷商文化南进与商品交换的影响。除了这一明证之外，应该说，三星堆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和玉石工艺，就是中原夏商文化与蜀文化交流融会、互补互融的产物。不过，蜀人在文化的互补互融中创造出了自身新的有特色的文化，例如在接受中原的礼器、酒器的铸造技艺之外，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神器造型艺术。除了以上这些明显的例证以外，我们还可对若干文化细节加以研究，例如三星堆文化同东南亚文化，从西边的阿萨姆到东边的大洋洲，是否有亲疏程度不一的联系?它同中东文明，例如两河流域文化、腓尼基以及安纳托利亚的文化有无联系和交流，抑或是各自独立创造了发展阶段相同、类型相似、性质相似的文化，这是当前一些学者致力研究的重点。 黎澍先生曾说：“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发展又得益于活动半径的扩展。如若祖祖辈辈固守一地，见闻不出乡里，不和异质文化接触，是不可能对人类文化有不断更新的认识的。”奇特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为我们留下了不同的异质文化之间接触、交流、碰撞、激荡的历史信息，有待我们去进行深入的描述、分析和比较的研究，进而进行某些概括，得出某些于我们现代蜀人有益的历史经验。这是一项需要花大力气的工作。特别是当前西部大开发的热潮中，研究和总结三星堆文化遗产为我们留下了哪些有益的文化开发和交流的历史经验，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梅宇峰
“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青铜大立人”等等文物给前去参观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三星堆的文化我们还是有些许的陌生，但是对于研究它的人来说，三星堆有很多神秘的地方需要去发掘。
据悉三星堆遗址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的历史了，蕴藏了丰富的古蜀文化。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被人们称之为“第九大奇迹”，它的发现，让考古学家对远古文明的探索有了新的线索。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震惊了海内外，但在它的发掘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谜团，这些谜团引起了考古界无数人的探究，有人说三星堆是外星人文明，也有人说三星堆发掘出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长得像外国人，属于外国文明。前段时间看开讲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幽默解答：三星堆绝对不是外星人的文明，不用研究，喜欢看电影的人都知道外星人只降落在美国。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蜀先王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在三星堆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青铜面具，而且很多与眼睛有关的，最出名的就是那“千里眼顺风耳”，还有那硕大的铜眼形器、眼泡等文物，这些都与古蜀国的传说相吻合。
然而在《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在遗址中发掘出权杖及其它青铜文物上没有文字，可能与三星堆文化所处上古历史阶段有关，因为那个时期尚没有成熟甲骨文文字，只是文字形成早期阶段。对于三星堆的历史文明直到现在还有各种说法，期待专家学者在不断的考察研究中揭开那些未知的谜题。
苏墨子柒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对古蜀国先民的致敬，何其有气势“尔来四万八千岁”！这当然是夸张的艺术表达，而根据考古学发现，作为古蜀文明代表的三星堆文明，据推断时间大致在夏代晚期——西周初期这一时间段内，距今4800年——3100年左右（相当于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1100年）。
一、三星堆的发现
三星堆遗址于1920年代在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被发现，1929年以来多次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1980年至1981年的集中发掘，获得丰富的资料，发现房屋基址18座、灰坑3个、墓葬4座、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多件及10万多件陶片。1986年，又相继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掘并确认的三星堆古城址的东、西、南三面城墙。
二、神奇的出土文物
三星堆出土大量的珍贵文物。最神奇的当属青铜造像，包括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体型庞大、眼球突出眼眶、双耳夸张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有的唇吻呈现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
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符合“九日居下枝”的写照。神树顶部在出土时已断裂，推测可能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甚至还有一条尾在上头朝下缠绕在神树上的神龙。
三、确实有诸多谜团有待研究
近日，三星堆博物馆对近三十年来关于出图青铜器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在三星堆青铜器矿源、产地、化学成分、制作工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
比如青铜器的矿物来源，有人通过研究认为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铸成铜锭以后运往三星堆；但也有人研究认为来自成都附近的玉垒山地区。而青铜器产地，则相对统一，都认为就是在三星堆进行生产的。比如制作工艺，研究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工艺，使用了多种工艺，远远领先于同期的中原地区，具有开创性。
三星堆考古发掘和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结论，三星堆的文明时代也大致推断出来了。但还有很多谜团需要进一步深入去研究。试想一下，如果三星堆青铜器的矿物材料来源如果是长江中游，那运输方式是什么？水运还是陆运？如果三星堆铸铜技术远远领先比同时期中原地区，那么青铜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可是那为什么没有产生，从巴蜀向中原或者是长江中下游的扩张行为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温水历史
一说到三星堆，就有“内行”跳出来说什么“考古学家失声”、“考古学家隐瞒”之类的，也是很搞笑了。本来一个好好的考古遗址，被搞成了阴谋论一样，着实令人齿冷。实际上，三星堆遗址发掘后，有考古简报、考古图录、考古研究著作发布或出版，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都能找到很多的相关资料，怎么就成了考古学家故意骗大家呢？
△三星堆遗址相关考古成果
接下来继续说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这里的文化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水平、有文化的意思，而是一个专门的考古学名词，即考古学文化，指的是分布在一定区域，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类遗存。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也就是下面这张地图所展示的了，总面积12平方公里。遗迹种类包括：
城墙、城壕、祭祀坑、陶窑、房屋、墓葬。请注意，三星堆遗址中是有墓葬的，也有尸骨，所以有些人说“整个三星堆无一人体屍骨，所有考古学专家学者集体失声沉默”是很不负责的。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考古工作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遗物，将三星堆文化划分为前后6期，又通过跟周邻地区对比以及科技考古的手段，确定每一期的绝对年代，也就是大致相当于公元前多少多少年。
研究成果表明，三星堆文化第一期，也就是最早的一期，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非常接近，相当于夏代晚期，距今约3600年左右。三星堆第六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或西周初年，距今3000年左右。
也就是说，三星堆文化前后延续了数百年，当然了，这么长的时间，它肯定不是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逐渐发展壮大到消亡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拿很多人感兴趣的三星堆的各式青铜器来说，这些铜器跟中原地区的差别较大，特别是神秘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甚至有人说，三星堆的铜器出现得比中原地区还要早。其实，这是因为把三星堆文化最早的年代等同于铜器出现的年代所造成的误会。
三星堆遗址的铜器主要来自于两座祭祀坑，而这俩祭祀坑的年代已经晚到相当于中原的殷墟一期、二期，也就是商代晚期了。换言之，它的铜器并不比中原早。另外三星堆的一些铜器跟中原的造型、纹饰都很像，二者之间存在文化交流，比如下面的这件青铜尊。
说了这么多，好像一下子把三星堆搞得“没意思”了。其实答主的本意，就是想说，请不要故弄玄虚。从专业角度讲，三星堆遗址考古还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它确实很独特，但是不能因此去冒充内行，把它说成一个“知识禁区”，这既不符合科学精神，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考古军中马前卒
三星堆文化属什么年代？现在有一种潮流，凡在遗址范围内挖掘出的所有东东，不管是远古还是近代的，都会被粉丝们说成是远古时期的东东，好在三星堆並不复杂，首先其石器文化经测定是近4800年的(包括石钺，土坛罐之类，比二里头最早的坛罐要早）而一些青铜器物据当时的专家鉴定是3000年，后有北大什么教授说是3200年的，折中3100年吧， 关键点在于，其青铜元素检测却和埃及同时期高度一致，这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基因检测了，因为那怕你完全按其配方进行的冶练，由于矿石的品位，杂质含量不一，其微量元素，没用的杂质含量，也是不可能达到一样的，更不要说其造型，图案没有一丝雷同於我国历史上任何画，雕，塑的风格，再从其出土大量印度洋所特有的贝壳来看，分明都是进口的泊来品，再青铜前有几百年的断代，青铜后又二千多年的断代，整个三星堆无一人体屍骨，所有考古学专家学者集体失声沉默，也仅是证明谁也不愿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道理。故三星堆仅有近4800年的石器文化而已，没有其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