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比说系列 003
“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宝，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
自古以来，富饶的巴蜀之地就是重要的赋税来源地。唐朝时，巴蜀之地便成为了规模巨大的物资集散中心，全国工商业第二繁荣的城市，得了“扬一益二”的名号。
川盐，川茶，川酒，这三个传承了上千年的行业一直以来都是巴蜀之地“支柱产业”。
作为一个接受过信息潮轰炸的现代人，如果我们穿越回民国以前的巴蜀之地，作为一个身无长物的白丁，能否从这三个行业下手，白手起家，最后富甲一方呢？
时间不等人，马上就开始我们的穿越创业之旅吧！
01 川盐篇
说川盐，目光自然是聚焦在四川的自贡。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巴蜀之地支柱产业是什么模样？
自贡的采卤制盐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而后闻名于唐宋，盛于明清；在清同治年间成为四川井盐行业的中心，四川自贡出产的井盐遍布于云贵川、湖北、湖南各省，占领了当时全国一成多的食盐市场。
根据文字资料记载，自贡历年来先后钻井13000多口，有的井深达上千米米，有的只有不到百米，按照均值计算，这两千年来自贡挖掘井盐的长度相当于凿穿了400多座珠穆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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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因盐业而兴，被称为中国的“盐都”。自贡因盐业而富甲一方，富裕到何种模样呢？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是柳永用来赞叹彼时杭州风貌的诗词，市场上陈列着各种珠玉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奢华。这一场景曾经也在宋代文章用来形容彼时的自贡。
自贡自古以来还有一种风潮，全国的客商和各行帮流行修建会馆。广东的商人修建了南华宫、贵州的商人跟着就修建了雾云宫，福建的商人修建了天上宫、江西的商人跟着就修江了西庙。井商一起修建了井神祠，行商便一起修建了紫云宫，银钱商一起修建了财神庙，鲁船帮便一起修了王爷庙。屠沽行帮的恒侯宫，打铁行帮的老君庙，一时间百里盐场，会馆林立。
供奉道教祖师“南华老祖“的宫殿名为“南华宫”，自贡的南华宫多为信仰道教的盐商所修建。这些南华宫也是盐商们重要的聚会活动场所。根据资料记载，自贡地区的南华宫最多时有66座。在一些井盐运道口岸和井盐产区南华宫、天上宫、江西庙等会馆道观随处可见。
管中窥豹，光是林立的会馆就足以见证自贡盐业的繁荣。一个繁盛的行业自然孕育了无数的机会，我们或许能从中挖到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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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穿越到巴蜀的哪个时代最好从盐业白手起家呢？
自贡的盐业孕育、形成、发展、兴盛有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就是川盐孕育的东汉章帝年间（公元76至公元88年）。这个时间段川盐开始慢慢起步，自贡的盐业开始崭露头角。或许是因为一次无意间的尝试，或许是因为偶然间的发现，人们发现了自贡盐井的秘密，并开始尝试着制盐。
第二个时间节点是北周武帝时（561-578年），这个时期的自贡盐业也逐渐形成了产业，因一口大公井而设置了公井镇，因一口富世井而设置了富世县。我们能想象出这样一副场景，成百上千名盐工在盐场辛勤地劳作，这些盐工们和他们的家属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镇。而后铁匠铺、酒楼、当铺、猪肉铺等商铺逐渐开设起来，一个五脏俱全的县就此无中生有。
第三个时间段是明代嘉靖年间（1539年至1553年)，这时候随着自流井的开凿成功，自流井、贡井产区逐渐形成。一个由盐业而兴起的重镇逐渐兴起，各种围绕盐业而生的上下游产业齐聚于此。打铁的、贩运的、下力的，数万人都指着盐井吃饭。这种形式可以类比为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及其众多的相关行业一般。
第四个时期是清雍正七年（1729年)，这时候四川盐业逐渐从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复苏过来。因为富顺、荣县的自流井和贡井盐业的兴盛，清朝政府专门设置了县丞的“专司盐务”。这一时期自流井、贡井两地的盐业相互融合，互相补充，进一步形成了以盐业为主的地域型工商业经济中心。如果要类比的话，可以粗略地理解为现在的产业集群。
时间来到百年后的咸丰三年（1853年），这时候太平军占领了南京。这导致的后果便是淮盐贩运到湖南湖北的水运道路被阻断了，连带的清政府在两湖的大量盐税无法征收，而且千百万百姓“淡食甚苦”。清政府迫于压力，放开了食盐地域专门限制，允许“川盐济楚”。这道小小的口子一打开，川盐就如同放回山林的猛虎一般，瞬间就占领了湘、鄂、滇、黔等省150余州县的食盐市场。
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时间节点，如果我们想要穿越回巴蜀地区白手起家的话，个人认为东汉时期是个极好的切入点。这时候众多的盐井还未开发出来，有大量的优质资源可供挑选，其次整个行业还处于萌芽和混乱的阶段，机遇和挑战亦是最多的时候。再者彼时东汉朝廷对于这里的管控力度较弱，制约较少。凭借我们有限的物理化学知识，或许还能在这时有所作为。
另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则是明代。这时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诞生，很多我们熟悉的合作模式，资金运作方式已经出现。这其中也有许多供我们切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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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了筹集资金就出现了两种“股份制”管理模式。
制盐的流程繁杂冗长，从凿井到汲卤、从输卤到煎盐，每一道工序所需的工程费用和设备投入巨大。每开一盐井想要盈利，短则几年，长则十余年甚至数十年，耗费的钱财从千两到万两不等。
为了筹集开盐井所需费用客人（投资者）和地主（土地或矿产所有者）以合股的形式合作。彼时合作的形式分为“年限井”和“子孙井”。所谓“年限井”，就是投资者按照出资比例只享有一定年限的股份及其收益，期限到了之后盐井的所有权便无偿地归地主所有。而“子孙井”则是投资者与地主长期共同拥有所有权，后面随着投资者继续垫资，所占的股份也逐步增加。
这两种数千年前流传下来的合作方式至今还在沿用。值得一提的是，投资者在管理盐井的模式，还可以细分为家族式、亲朋式、井盘井、盐盘盐、堆金会等多种模式。其中自贡盐商首创的“BOT”投资经营模式至今还在高速公路，电厂等大型项目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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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资金入股以外，彼时盐井开发中还流行“技术入股”。
在盐商群体中，有部分盐商本身就是井盐技术的行家。有些盐商精于选择井位和钻凿盐，所凿的盐井无一作废。有些盐商精于盐井的复淘技术，这种技术能极大地提高了盐井的生产力。有些则擅长定点凿井，打捞井下落物等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道理古今都适用。很多盐商就是以这些盐井技术起家，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凭借着这些技术优势和其他盐井拉开了差距，抢占了井盐市场的一席之地。
面对上述两种合作模式，作为一个穿越过来的现代人我们一定不会陌生。相信凭借着多出几百上千年的见识，定能崭露头角。不过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古蜀投身川盐事业，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待解决，那就是盐引问题。盐业自古以来就是实行的国家专卖制度，这种做法始于春秋时的齐国，而盐引是宋代以后历代政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
盐引难得，但是却不是没有办法得到。例如明朝便鼓励商人输送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清朝则直接出售大量的印盐引来补充国库。
02 川酒篇
说完了川盐，我们再来聊一聊川酒。
川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章帝年间（公元76至公元88年），川酒的雏形则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酿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酒，彼时的僰人酿蒟酱就有“酿酒三千年，僰人开先河”的说法。所谓“蒟酱“就是白酒，僰人主要活动区域为珙县（今四川省宜宾市辖县）。所以说川人是世上最早开始酿酒的也不无依据。
如果说“僰人酿蒟酱“还是一种推测，那么川酒兴于汉代则是有”三星堆“做详实的佐证。大量距今3000年前至3500年前的陶酒器横空出世，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一应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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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酒的历史悠久，那么市场如何呢？
情况或许出乎各位的意料。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印证现代川酒的地位，人们总喜欢将川酒的历史追溯到极早，甚至已经印证到新石器时代。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历史影响力却需要打个堆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川酒在酒业的历史上并不是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唐宋两代的酒业市场中，川酒只纯在于唐宋文人中的诗词中，但唐代长安和宋代京城销售的名酒中却没有川酒的影子。后来经过元朝和清末民初的战乱，大量的传统酿酒技艺失传，很多知名品牌的川酒直接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清代前期川酒的整体影响力在酒业市场仍然很弱。
著名的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著作《随园食单》中这样写道，“今海内动行绍兴，然汾酒之清，河酒之冽，川酒之鲜，岂在绍兴下哉。”
袁枚在其中详细介绍了金坛于酒、绍兴酒、常州兰陵酒、苏州孙三白酒等十余种酒，巴蜀地区上榜的只有郫简酒，这是一个几近消失的老酒。
直接清朝中后期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川酒品牌才出现，川酒直到这时才呈现出别样的繁荣景象。
根据傅崇矩所著的《成都通览》统计，清末成都全城有大曲酒烧坊12家、经营“糟坊”的商号50家，卖酒的“酒坊”496家。白酒更是数不胜数，除了常见的白老酒、大曲酒、烧酒以外，还有毛酒、桂花酒、玉兰酒、香元酒、玫瑰酒、竹叶青、青果酒等十多个品种。
著名的全兴大曲便是出自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这时全兴大曲就以酒香醇甜、爽口尾净而远近传闻，畅销全国各地。在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时，全兴老字号作坊建立。成都解放后，在原全兴烧坊基础上组建了成都酒厂。我们所熟知的川酒品牌五粮液也是在这一时期得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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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若我们想穿越回古蜀投身于川酒行业，一定要选定好时代。古时候知名的川酒品牌很多，但是却只在巴蜀一地转悠，成就也就十分有限了。
酒的种类众多，那么何种酒在古蜀会受到欢迎呢？
中国酒经过过一个从“低度非蒸馏酒”向“蒸馏酒”发展的过程，川酒亦有这个阶段。
巴蜀地区自古以来都有酿酒的传统，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酿酒图”中就有酿酒的整个过程，根据这些文物的记载有专家推测巴蜀地区汉代就有蒸馏酒的可能。在此之前巴蜀地区酒业市场几乎都是传统的一次性发酵低度酒，即米酒黄酒等。前面我们提到的“鹅黄酒”、“郫红酒”都是属于这个类别。
巴蜀地区历来出产优质的烧酒，正所谓“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糟坊到处皆是。私家烤酒者尤众”。成都烧酒、新繁烧酒、彭县烧酒、新都烧酒、绵竹烧酒，宜宾烧酒、高县烧酒……彼时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相当知名的烧酒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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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优质的烧酒已经将巴蜀之地的酒业市场挤占的满满当当。如果我们想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者另辟蹊径，或者人有我优。
那么如果我们穿越回古蜀，自己建立一个川酒品牌应该如何打开销路呢？
答案是出乎意料，作诗。
唐宋时期巴蜀之地有许多知名的川酒品牌，这些品牌虽然不能行销全国，但是却在文人的诗歌中扬名。
比如在唐代杜甫的《舟前小鹅儿》一诗中有写道这样一种酒。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慎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
杜甫诗中提到的这种酒鹅黄色的酒名为“鹅黄酒”，后来苏轼在诗词中也有提到，“白汗翻浆午景前，雨余风物便萧然。应倾半熟鹅黄酒，照见新晴水碧天”。后来陆游暂居成都的时候，诗文中也有中也有提及这种鹅黄酒。
郫筒酒也经常见诸于各种诗文中。最早提及这个名字的是杜甫的《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诗中是这样描述的，“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酤。”后来著名吃货苏轼提及过郫筒酒，“郫人刳竹之大者，倾春酿于筒，闭以藕丝，包以蕉叶，信宿馨香达于林外，然后断之以献，俗号郫简酒。”
更加有名的是剑南烧春。这款四川名酒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提及过，刘枸在《旧唐书》中也记载道，“剑南岁贡春酒十斛”，后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也提及道“剑南贡生春酒”。
研究对比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后发现，这些四川名酒之所以能被今天的我们知道，和大量的诗文记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蜀之士子，莫不沾酒。”蜀人好酒和乐于咏酒为川酒扬名提供了条件。所以如果我们穿越到古蜀选择了川酒行业，可以选择以诗文传颂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这或许也就是古代的“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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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古代巴蜀地区的酒禁。
由于酿酒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对于酒业都是处于严格管控状态。但是巴蜀地区历来都是自成一派，特别是川南民族地区在宋代前后是没有酒禁。即使到了后来朝代酒禁亦是弛禁。不过成都平原地区则没那么幸运了。有资料记载，北宋曾在成都设立二十八处"酒务"，统制酒业实务。每年征收酒税高达40万贯，位居全国税收之首；而到了南宋时代巴蜀地区的酒税更是高达690万贯。
所以想要在古蜀的酒业大展拳脚，每个地区的酒禁政策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03 川茶篇
说完了川酒和川盐，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川茶。
川盐是到了咸丰三年才跨出巴蜀地区，川酒是到了清朝后期才开始行销全国，而川茶则领先了他们俩上千年，早在唐朝时期就风靡全国。茶叶的茶引较为宽松，比起盐酒有着先天的优势。
巴蜀地区历朝历代都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从文字资料记载来看，产茶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晋时期。魏晋时期编撰的《华阳国志》中就曾记载了巴地贡茶，有“园产香茗”之称，该书的蜀志中同时也记载了南安、武夷产茗茶，四川什邡产好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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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川茶在古代市场如何呢？
前面说道，四川地区早在汉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十分普遍的饮茶习惯。西汉的王褒曾在《僮约》中记载了奴仆每天“亮茶“和“武阳买茶”的规定，变相的证明当时饮茶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习惯。
时间来到唐代，彼时的川茶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品牌形象。唐代著名的茶学家，被誉为“茶仙”的陆羽就曾在其《茶经》中记载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这里提到的需要两人合抱的嘉木便是一股茶树，彼时巴蜀之地产的茶叶已经全国闻名。
陆羽还在《茶经》中将当时产茶区划分为八个区域，其中剑南地区尤为重要。所谓“剑南地区”大致相当于古益州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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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而衰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宋朝时期由于江南建茶的兴起，川茶（蜀茶）的市场份额有所下降。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谈到，当时宋代有四大茶，即江茶、建茶、蜀茶、姜州茶。蜀茶自然不必多说，姜州茶大概产于今天四川凉山会东县附近。由此可见当时巴蜀地区所产茶叶早已闻名。
到了元明清时期川茶的地位还在持续下降，但是却出现了一线转机——边贸。
元朝我们暂且不提，在宋朝时期出现了“茶叶换马”的诏令。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特下诏令用四川名山茶用交易马匹。从这个时期起，四川名山茶成为了“以茶易马”、“以茶睦边”的专用茶，并在汉藏贸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时至今日许多川藏交界的地方仍首选该茶。
后来宋朝政府专门在雅州（今雅安地区）设立了“茶马司”用于专门管理茶马贸易。这里古时候本就是汉藏羌等民族的杂居地，通过茶马贸易也将饮茶的习惯带给川南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
宋朝政府之所以会专门设立一个部门来管理茶马贸易，除了对马匹的需求以外，其中巨大的利润也是不容小觑的。根据文字资料记载，宋朝每年约购买边马3万余匹，按照时值购买一匹马要30余贯钱，购买三万匹马则需要九十万余贯，要知道当时宋朝政府每年铸钱也不过百余万贯。
如果用茶叶换马又是何种情况呢？当时要换一匹四尺四寸的大马需要五十公斤的茶叶，三万匹马就需要150万公斤茶叶。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要知道当时川茶年产量大约是1500万余公斤。这样一换算，一来一回的利润就十分的可观了。“茶马古道”的兴盛也不足为奇了。
如此看来，若想投身川茶事业有所作为，唐朝川茶兴盛时期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有能力在茶马边贸上分一杯羹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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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已经从哪儿采购茶叶，或者建立茶叶种植园呢？古蜀主要的茶叶产区又是哪里呢？
陆羽的《茶经》中给了我们这样一段答案。
“剑南：以彭州上，生九陇县马鞍山至德寺、棚口，与襄州同。绵州、蜀州次，绵州龙安县生松岭关，与荆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县西山者并佳，有过松岭者不堪采。蜀州青城县生丈人山，与绵州同。青城县有散茶、木茶。邛州次，雅州、泸州下。雅州百丈山、名山、泸州泸川者，与金州同也。眉州、汉州又下，眉州丹棱县生铁山者。汉州绵竹县生竹山者，与润州同。”
从《茶经》的这段文字记载中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时川茶的主要产区集中在在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八个地区，从地理位置来看大致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而四川盆地东部似乎缺乏优良的茶叶种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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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照例来看看古时候对茶叶的政策。
盐有盐引，茶也有茶引。所谓茶引指茶商纳税后由官厅发给的运销执照。茶引上标明了运销数量及地点，准予按茶引上的规定从事贸易。顺便一提，茶引法是从宋代开始实行的茶叶专卖制度。不过茶引制度是否严格执行还值得商榷，《二刻拍案惊奇》卷八中写道，“宋时禁茶榷税，但是茶商纳了官银，方关茶引，认引不认人。有此茶引，可以到处贩卖。”
彼时巴蜀之地的茶引分为边引和腹引。边引对应的销售地区是今天的甘孜、阿坝、青海和西藏等藏族地区，腹引则是对应的内地。
这样说或许不够直观，我们来看一组关于茶引的数据。
清代川西产茶地区的灌县、彭县、什放、雅安、名山、荣经、天全、茂汉共有边引4469张，腹引31张。而当时川东产茶区的江津、南川、西阳、彭水、太平只有腹引240张，川南产茶区的洪雅、丹棱、卫州、大邑有边引20300张，川北产茶区的通江、安县、绵州有腹引860张。
如此看来，从宋朝到清朝边贸一直都在川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啰啰嗦嗦写了一大堆，川茶川盐川酒行业都各有利弊，困难与机遇共同存在。
你们觉得如果有机会穿越回古蜀，从事什么行业能白手起家，富甲一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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