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的名氣太大了，流傳的故事很多，他的名稱也比其他的歷史人物多，比如，他亦被稱為太公望、師尚父、太公、呂尚、呂望、姜尚、姜太公、姜子牙等，撇開神話故事中所渲染的神一般的人物不說，姜太公被公認是古代謀略的鼻祖，他的謀略思想對於後世有重要影響，同時，他也是早期比較系統兵學理論的闡述者，有人稱他為“兵家之父”，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說過：“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為本謀。”（《史記·齊太公世家》）司馬遷還說，周朝滅紂前，天下三分，其二歸於周朝，“太公之計謀居多”（同上）。姜太公釣魚的故事家喻戶曉，姜太公年輕時在殷商朝廷做過官，他屢諫帝紂而不被採納，遭紂王忌恨，便離朝躲在東海之濱，在亂世中一直在尋找明主，直到於尚湖垂釣，遇到了明君周文王，七十多歲時的姜太公才開始了他轟轟烈烈的政治軍事生涯。
姜太公是中國古代政治軍事謀略早期的典型代表，流傳中的故事表明姜太公遇到了文王便表現出非凡的謀略。
據傳，周文王見姜太公在釣魚，便問：“老先生樂於釣魚嗎？”姜太公回答：“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我垂竿而釣，與此十分相似，並非樂於釣魚。”文王又問：“釣魚與志趣有什麼相似之處？”姜太公答道：“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六韜*文師》）這就是說，釣竿在手，有三種權力可以選擇，要麼以厚祿來激勵和掌控人才；要麼以威脅的辦法來約束和掌控人才；要麼以高官顯位來降服能人才。
文王謙虛地恭聽著，姜太公見他在聆聽，便繼續說：“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參看《六韜·文韜·文師》）這就是說，用魚餌來釣魚，魚便可以捕殺來烹食；用爵祿來網羅人才，便可以讓人才竭盡全力；以家為根基取國，國可奪取；以國為根基取天下，天下會被征服。這便是《史記·齊太公世家》所記載的故事。《史記》稱：“呂尚……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
姜太公釣魚
傳說認為，正是姜太公的話打動了文王，讓文王瞭解了很多治政謀略，文王與姜尚經過促膝談心之後，都有了相見恨晚的感覺，於是，姜太公開始輔佐文王，為明君奉獻韜略，同時也施展其宏大的抱負。
其實，姜太公在兵學方面的貢獻，與他在政治謀略方面的貢獻相比，一點也不遜色。中國古代兵書的許多重要的理論原則大都可以在姜太公的兵學中找到理論萌芽，後世的軍事家們，都很注重對姜太公軍事理論的繼承和發揮。比如，被傳是記錄了姜太公兵學思想的《六韜》，是歷代軍事家們所積極借鑑的兵學著作。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如孫武、鬼谷子、黃石公、諸葛亮等都學習和吸收過《六韜》的思想精華。
《六韜》記載著姜太公的主要軍事理論應該是真實的，《隋書·經籍志》在記載《六韜》時，題為“周文王師姜望撰”。1972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武帝初年的墓葬發掘出了《六韜》殘簡，有專家學者將其與存世的各種《六韜》版本進行校勘，這基本上能否定《六韜》的偽作之說，因為在漢武帝以前，《六韜》便已流行，該書中所記錄的應該是姜太公的軍事理論。
可以說，由姜太公所開創的齊國兵學理論傳統，是孕育後來中國博大精深的兵學理論和學說的早起文化土壤，太公兵法開啟了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兵家學說，使古代兵學成了中華民族非常靚麗的文化智慧。
首先，姜太公留下了深刻的軍事思想，歷來傳播著，《六韜》《陰符經》《太公兵法》《太公金匱》等便是體現姜太公軍事思想的著作，這些軍事著作不僅講兵法，而且還把兵法與政治謀略、國家政策和外交問題等聯繫起來進行闡述。
姜太公畫像
姜太公的兵學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僅僅就軍事而論軍事，而是從政治與國家戰略的角度來討論軍事問題，這種兵學研究的開闊視野或許影響了孫武對於戰爭和戰略問題的探索，孫武曾強調：“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孫子兵法·計篇》）這便是吸取了姜太公關於把軍事與國家聯繫在一起闡述的觀點。
姜太公的兵學著作歷來受軍事家們的重視，這表明了他的兵學思想的深刻性和富有啟發價值，比如，《六韜》在宋代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成了官方頒佈的武學教科書之一，成為當時武將們必讀的兵書，這足見《六韜》在兵學理論中的分量。
其次，雖然孫武被稱為“兵聖”，但他關於軍事戰略和戰術的一些觀點，顯然是對於姜太公的兵學理論有承繼關係的。
比如，在《孫子兵法•計篇》中，孫武論述了將帥軍的“五材”問題，認為“將者，智、信、仁、勇、嚴也”。這是孫武論將帥的非常重要的觀點，而這一觀點其實在姜太公的《六韜•龍韜•論將》中早有論述，姜太公在《論將》中說：“將有五材十過”，而其中的“五材”即指“勇、智、仁、信、忠也”。不難看出，孫武的觀點與姜太公的觀點有相近之處。
再如，《孫子兵法•虛實篇》中闡述了“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觀點，而姜太公的《六韜•文韜•兵道》早就有類似的論述，姜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這同樣是強調“出其不意”，兩者的論述是相通的。
還有，上面所舉的關於“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一段話，是《孫子兵法》中的重要論述，是關於兵學和兵法的基本理論之一；《孫子兵法》還提出關於“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的觀點，而姜太公的《六韜•龍韜•論將》中，讀者可以看到過很相似的闡述：“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
此外，《孫子兵法》的《勢篇》講奇正之道，提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而《六韜》的《軍勢》中記載：“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不制者，兵也。’”顯然，兩者有相通之處，都講奇正結合，都強調用兵要出奇制勝，用兵要有靈活性。
若仔細對比，《孫子兵法》的兵學觀點中，還有不少與《六韜》有思想淵源的關係的，孫武借鑑過姜太公的兵學理論，這應該是沒有異議的。
再次，中國古代兵法中有一根本觀點是非常有價值的，那就是關於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柔武”兵略，而這種觀點是由姜太公明確提出來而後被後世軍事家所繼承的。
姜太公認為：“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六韜•軍勢》）這種“上戰無與戰”的主張是非常可貴的，強調戰爭的指揮者要儘量做到兵不血刃而獲得全勝。而關於如何才能做到“上戰無與戰”呢？
姜太公提出了種種策略，比如，對敵要“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說白了就是要拉攏親近敵方將帥身邊的親信，以削弱他的權威。再如，對敵要“收其內，間其外”，即收買敵方朝中的大臣，離間敵方在外作戰的將帥。又如，要示敵以假象，“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欲其西，襲其東……。”這些策略即便是在現代，仍然是非常有價值的軍事觀點。
這些屬於姜太公所主張的“文伐”的策略，在《文伐》中，姜太公列出了十二中策略，比如投其所好，讓敵人產生驕傲情緒；分化拉攏敵人的親信，讓敵方將領失去權威；賄賂敵方將領的左右親信，讓其身在敵營心在外；用珠玉、美人來腐蝕敵人，使其失去戰鬥意志；挑撥敵方忠臣與君主，製造矛盾；收買敵人的內臣，離間敵人在外的將領；用計使敵人輕視生產，使其沒有蓄積；假意與敵人締結友誼，以此來麻痺敵人；故意尊崇敵人，示之以卑微，促其驕怠等等。這其中的一些策略，成了後來《三十六計》中所闡述的兵家謀略，《六韜》很早就有奇妙的軍事韜略了。
還有，在姜太公看來，王者之道是要善於韜光養晦的，他說：“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文韜》）所以，為將者當是“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隱而不露才是高明的，“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博，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只有善於隱藏不露，才能讓敵人感到神秘莫測，才是妙招。
姜子牙（劇照）
後世對姜太公的評價是很高的，甚至渲染得很“神”，很早的玄幻《封神演義》對姜太公的描繪是很神奇的，姜子牙的神話形象家喻戶曉，他三次魂遊崑崙，總能起死回生；他屢破敵陣，總有妙招；他登臺封神，威武無比。
其實，不僅民間對姜子牙讚譽傳播得很廣，而且，有些朝代的最高統治者也對姜太公推崇有加，讚譽多多。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後，面對著內患未除，外敵未服的局面，需要有“神人”來助，於是，他極力推崇姜太公，在磻溪大建太公廟，並於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公廟，而且，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要專門到太公廟祭祀，出師儀式開始前，文武舉人應詔時，都要先去太公廟拜謁。開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太宗追諡姜太公為“武成王”，姜太公也成了聞名歷史的“武”聖人。
清代封疆大吏和湘軍名帥胡林翼曾評價說：傳為姜太公所作的《三略》中，闡述了深刻的重用賢才的思想，即“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
近代著名將領蔡鄂說：《三略》重視運用獎賞和懲罰兩手，強調“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裡”。
這些都表明，姜太公的兵學思想在中國長期的歷史過程中，一直對軍事家們有重要影響，太公兵法至當代，仍是有可借鑑之處的，值得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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