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電影大明星
在1963年，電影放映員是一個令人豔羨的職業。用女放映員盧維娜的話說，“六七十年代，電影放映員才是真正的大明星。”
坐在簡陋的銀幕後面，電影放映員忙碌的身影有些神秘、有些驕傲。他們往往被人們尊稱為“李電影”、“張電影”，職業的光環籠罩著他們。孩子們會從他們一進村就圍在一旁，好奇地窺探他們的工作，誰要是能和放映員搭上幾句話，就會高興得不得了；村民們不僅喜歡幫他們搭幕布、擺機器，還會拿出家裡的好東西招待他們。
其實，這些頭頂光環的電影放映員，也並非從一開始就有多麼高的覺悟。在剛剛開始職業生涯的時候，他們暴露了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這在20世紀50年代，江蘇省文化局做的《電影放映人員訓練班第四期教學工作總結》中可一覽無遺。比如“到此地可學一套技術，前途可靠”，“做這個工作可天天看到電影，倒也不錯”，“放映工作比農民教育工作，文化館、站工作單純”“工作流動性大，太苦，組織上又難照顧到，不入黨入團不易被提拔”，“做個放映員有些大材小用”等等。
看得出來，這些未來的放映員，對工作的認識過於簡單，尚未意識到職業的特殊——但如果在“放映員”這個詞前面再加上一個定語“人民的”，那放映員所肩負的重任就立刻凸顯出來了。
1964年的《大眾電影》，發表了一首歌頌“人民的放映員”的小詩《不達險峰不止步》，讓我們可以想象電影放映員的與眾不同：
“是誰身拔彩霞踏朝露，鬥志昂揚上征途？越嶺翻山又跨渡，請問欲往何處？我是人民的放映員，奔赴深山密林處。為了銀幕光輝遍地明，足跡兒印滿千村萬戶。山川當空起舞，閃開一條坦途。前進，人民的放映員，不達險峰不止步。”
從“放映員”到“人民的放映員”，需要一個成長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少不了犯錯誤，少不了失職。作為一個放映員，在放映一場露天電影的時候，出現什麼樣的情況算是失職？人們一定會立刻想到白幕（沒有影像）、無聲、斷電等等。
沒錯，這是技術上的失職。但還有一種情況的失職，就不是今天的人們能夠想象和理解的了。
1963年，放映員陳琳寫了一篇小文，檢討她作為放映員在工作中的失職，有助於我們對“失誤”的理解：
有一次，我們農村放映隊給公社社員放映《狼牙山五壯士》一片，本來這部電影是很有教育意義、很受觀眾歡迎的影片，但由於放映隊沒有做或沒做好宣傳工作，因此，有些社員在看到五壯士彈盡糧絕，從狼牙山峰跳下懸崖時便說：“真倒黴、我們的八路軍給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都犧牲了！”這樣的反應恰恰與我們想要達到的“八路軍戰士英勇頑強，不怕犧牲，以少戰多，牽制敵人，掩護群眾和主力部隊轉移，以便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目的相反。像這樣的後果是非常有害的，這是我們放映員的失職。
無數個陳琳，在放映中逐漸認識到：光放電影不宣傳，等於放空場。這就是“放映員”與“人民的放映員”的區別。
讓二億五千萬農民都看到
放電影就是放電影，怎麼宣傳？當時一種非常重要的宣傳方式叫“插話”，什麼叫“插話”？
插話其實就是畫外音，只不過當時的“畫外音”來自現場的放映員。
1963年的時候，海南文昌縣翁田公社的放映隊，由3名放映員組成。他們都是黨員或團員，平時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關係很好。他們說：“我們都下定決心，一輩子幹電影放映工作，為黨作宣傳，為人民服務。”
他們是怎麼宣傳的呢？這一次，放映的是《老兵新傳》。1959年拍攝的影片《老兵新傳》，講的是從部隊轉業的老戰帶領小冬子、周清和等人開發北大荒的故事。當放映到周清和害怕艱苦，寒夜逃跑，遇狼被捉回來的時候，放映員便插話道：“幸福生活，是要經過艱苦的勞動才能得到的，我們不能像周清和那樣害怕艱苦。我們的幹部中，也有些人怕困難，我們應該向老戰和小冬子學習！”當老戰撿起他愛人送給他的那個繡著“革命到底”四個字的菸袋時，他們又插話道：“是的，我們現在不是革命到頭了。為了共產主義事業，我們要不斷革命，幹到老，幹到白頭！”
這樣的宣傳，在電影放映的過程中進行，結合影片人物活生生的實例，無疑是一種很有說服力的教育方式，其目的是讓露天電影成為“動員人民、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有力工具”。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僅靠幾個放映員的自身覺悟，是遠遠不夠的。
1963年，有三部影片非常特別，它們是：《李雙雙》、《槐樹莊》和朝鮮電影《紅色宣傳員》。
它們的特別之處在於：當時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通過其主辦的刊物《電影放映》，向全國的發行放映隊伍提出了非常明確的要求，“要求發行放映戰線上的全體同志再接再厲，盡力設法做到在年內使二億五千萬農民看到這三部影片，即大體上農村人口的半數能看到。”
這是一個異常艱鉅的任務，但這一要求也並非是盲目、沒有依據的命令。在發出“要求”的背後，有精確的數據分析來論證任務完成的可能性：
“分別來說，要求《李雙雙》和《槐樹莊》各有一億觀眾人次，《紅色宣傳員》有五千萬觀眾人次。”首先，從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供應的總拷貝數來計算可映場次，《李雙雙》拷貝供應全國1006個，《槐樹莊》拷貝928個，《紅色宣傳員》拷貝500餘個，共計約2500個拷貝，每個拷貝以300場計算，可映約75萬場；其次，如果觀眾以每場平均750人次計算，要達到二億五千萬人次，需映出約34萬場，佔總供應拷貝場次的45%——以此來看，實現任務的可能條件是存在的；第三，當時全國農村放映隊實際活動的隊數以7500隊計算，每隊平均映出這三部影片約45場，“加上努力是可能做到的”。
然而，事情遠不止看上去這麼簡單。首先是“僧多粥少”，拷貝沒有“分身術”，2500個拷貝分給7500個隊，就意味著當2500個隊在放映的時候，其他5000個隊沒片子可放。唯一的解決辦法是通過合理的調度，讓各個放映隊有先有後地使用。但是實際情況相當複雜，由於縣和縣、隊與隊之間路程遠近不等，放映點分佈的稠密不同，以及放映單位分佈和拷貝分配的不平衡等等原因、要求這三部影片在有限的時間內（實際上《李雙雙》年初即發行，有一年時間可以映出，《槐樹莊》不到一年，《紅色宣傳員》只有半年多）映出34萬場，觀眾達到二億五千萬人次，“是有一定的困難，要完成這一任務也是很艱鉅的”。
任務是艱鉅的，困難是明顯的。於是，“要求”提出了明確的指導建議：在發行工作方面，首先要求從接到這三部影片的拷貝起，每一拷貝都要“馬不停蹄”地充分地發揮作用，除了必要的檢修和運轉路途停息時間之外，千萬不可在倉庫“睡覺”，並且對這三部影片，不要像對城市發行那樣一部一部地放映，而是要把三部影片所有拷貝“同時出馬”…
當看到這些具體的數字和要求時，相信每一個對露天電影抱有懷舊情緒的人，都會從浪漫的思緒中回到現實中來。而且，映出數量只是初步的要求，最終目的更加深遠。這三部影片都是故事片，但又已經遠遠超越了故事片，它們肩負重大使命——“廣大農民迫切希望看到這三部影片，農村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形勢迫切需要我們運用這三部影片去配合，讓更多的農民及時看到這三部影片是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的。”
用影片來傳遞政治的使命，令放映員們都深深感到了壓力。不僅要映出，還必須映好，這可不是容易的事。
看不懂電影？
當那些宣傳主旋律的影片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處處開演時，全國人民的心都聚在了一起——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現實情形是，960萬平方公里面積之廣，必然帶來很多問題，首當其衝的就是各個地方文化、語言、風俗等等的巨大差異。放映員們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讓觀眾能看懂”。
這似乎難以理解，看電影簡直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情了，正常人誰會看不懂電影呢？還真有，而且很多。比如上述的“插話”，還有一個名字叫“映間解釋”，也就是要把看不懂的地方通過放映員的現場解釋讓觀眾看懂。
看不懂的原因很多，在1963年，一個很普遍的問題是觀眾聽不懂普通話。海南文昌縣翁田公社的放映員，在每場放映時，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所以放映員就要通過“映間解釋”將普通話“翻譯”成海南土話。
對於《李雙雙》這樣特殊的影片，“映間解釋”更顯得尤為重要。
為了做好影片《李雙雙》的放映宣傳工作，1963年，江蘇省各專區都在農村進行了試點放映。省公司並配合南通專區在海安縣第四放映隊進行了長達20天的試點，放映了17場電影，召開了15次觀眾座談會，聽取反映，徵求意見，由此編寫出一套包括映前介紹、映間解釋和換片小結的宣傳材料。其中“映間解釋”極有特色。
《李雙雙》是一部輕喜劇，講述了爽直、潑辣的婦女隊長李雙雙與農村中的自私現象作鬥爭的故事。李雙雙的丈夫喜旺膽小怕事，不支持妻子工作，於是李雙雙和喜旺的性格衝突貫穿全劇製造了不少笑料。按理說影片《李雙雙》很適合農民胃口，因為它的內容比較曉暢明白，易於接受。
但由於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各地語音不同，風俗習慣不同，電影中有一些對話，海安地區不少農民還是聽不懂。如“八字還沒有一撇呢，胳臂肘就往外拐了！”“可你還是一盆漿糊，我的話都說給牆土聽了。”畫面上也如是：打井水用轆轤，往地裡撒幹糞，在樹上打農藥等等，由於地區的差異，海安不少農民從未見過……諸如此類，許多的地方需要解釋。在第四放映隊的“映間解釋中有這樣一條記錄：
喜旺從工地上悶悶不樂地回家，看到門上雙雙的留言，很多觀眾不知道是誰寫的，有人字還認不周全，因而對喜旺看了留言更加生氣的心情便無法體會，所以在此處需要插上一句：“大門上的字，是他老婆寫的，交代他鑰匙在什麼地方，伢兒在四嬸家，你回家來先把爐子著起來。”
為便於農民接受，一聽就懂，放映員還要學習和使用當地的方言土語，如把上工叫“做活計”，小孩叫“伢兒”，怕傷情面得罪人叫“怕惱人”等。
除了映間解釋，放映員有時還必須用“補敘”的方法，向觀眾交代被省略的情節。比如李雙雙的身份，觀眾看完電影后，還往往不清楚李雙雙究竟是社員還是公社幹部。原來，李雙雙後來當上隊長的事，是在她和劉書記談話之後，喜旺在金樵家吃酒時，由金樵說出來的，“她這一當上婦女隊長，事情可就難辦了”。這句話很容易被觀眾忽略，而此外再沒有特別交待李雙雙當上隊長的情節。因此在“談話”與“吃酒”兩個鏡頭之間，趁著“漸隱”、“漸顯”的空檔，放映員插話交代了：“後來雙雙當上了婦女隊長……”
有意思的是，怎樣插話，也有一個改進過程。
剛開始時，放映員做的插話，自以為觀眾都能明瞭，結果在座談會上，農民卻反映這裡聽不懂，那裡也聽不懂，於是放映員一遍遍修改講稿，直到農民“句句聽得懂”為止。比如：喜旺聽了孫有的挑撥，回家要管老婆，起初的插話是：“喜旺聽了孫有的挑撥，要立規矩給老婆，假裝要離家，企圖軟化李雙雙。”“企圖軟化”四個字，觀眾就聽不懂。後來改成“想要威嚇”觀眾才懂，但又覺得意思不完整，放映隊反覆研究後補充了一句“叫她聽丈夫的話”，這才達到最終的效果。
不誇張地說，1963年，中國許多地方的農民在看電影時，如同初生的嬰兒面對陌生的世界，太多的東西超出了他們的常識範圍。事實上，1949年後漫長的一段時間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全中國就是一所大的學校，農民群眾是學生，露天電影是課本，電影放映員是老師，他們教農民說話認字，帶農民瞭解外面的世界，是真正意義上的“人民教師”。這一點，還可以用《李雙雙》來說明：
放映之前，縣委領導指示放映隊：“在農村放映電影，教育群眾的目的是搞好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電影裡講得非常對，貫徹按勞取酬，認真評工記分，才能調動社員參加集體生產的積極性，鞏固集體經濟，這一點必須突出地加以宣傳。
根據指示，放映員決定給農民上一堂關於集體經濟的“課”。當電影中的老支書把工分本發給大家、重選記工員之後，有一組生產勞動的鏡頭，這時放映員插話說：“自從認真評工記分，堅持按勞取酬以後，隊裡做活計的人多了。但是，也有人想少做活計、多得工分，（畫面上孫有正好挑肥走過來）像孫有就是這種人。”電影最後，生隊喜獲豐收，放映員又插話說：“孫莊生產隊堅持認真評工記分，按勞取酬，社員生產起勁了秋季獲得了豐收。
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困難，1963年，《李雙雙》等三部影片在中國大地上處處開演。
沒有人對三部影片最終的映出效果做過調查研究，然而當一個又一個的1963年成為過去，露天電影曾經悄無聲息在人們心中留下的痕跡，再沒有人能夠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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