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為什麼會出現貞節牌坊？是誰製造了這副沉重的枷鎖？在這場扼殺人性的鬧劇中，宋明道學家們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貞潔到什麼程度的烈女可以旌表敕建牌坊？
也許，貞節牌坊是中國禮教制度下的專屬產品，對於貞節牌坊，我們第一會想到的可能是，這又是一位可敬的偉大母親。是的，每一座貞節牌坊下一定有一位偉大的母親。但是對於每一位偉大的母親而言，那一座座貞節牌坊就是一副副沉重的枷鎖，是中國婦女對封建禮教的血淚控訴！
秦始皇首建懷清檯，旌表寡婦“清”的功德
秦始皇時，巴邑（現在重慶巴南區）有個叫“巴清”的婦女，她是入選《史記·貨殖列傳》的唯一女實業家。司馬遷記載說：“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檯”。
“巴清”靠經營丹砂產業發家致富，並響應國家號召，捐款修建長城，始皇帝念及“清”疏財忠國之大義，敕封為“貞婦”。巴清病逝後，始皇帝御筆親題 “懷清檯”。後又令李斯明法規、正風俗，刻石旌表，倡導貞節：“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瑕，殺之無罪”。
秦始皇所云“貞節”通用於男女，而且，有婦之夫若偷腥侵犯婦女，女子可以殺死偷奸者，不受罪過之責。
南宋及其之前的婚配製度很寬鬆
西漢宣帝劉詢、東漢安帝劉祜也有詔賜貞婦的先例。但彼時的貞婦，絕非特指宋代以後狹隘的“貞潔烈女”，因為那時候離婚再嫁、亡夫改嫁皆為尋常。比如西漢朱買臣妻子因嫌棄朱家貧窮要求離婚，朱買臣無奈休妻。後來發跡後，依然厚待前妻及其丈夫。
《孔雀東南飛》的主人公，東漢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蘭芝，為仲卿母所遣回到孃家。當地官員聞聽消息，爭相為自己的兒子說媒：“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又有太守“遣丞為媒人”“既欲結大義”；東漢末年蔡文姬三度嫁人，也沒遭非議。這些都說明，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到宋代之前，女子離婚再嫁和改嫁，屬於百姓家居生活，沒有納入“國家治理”層面。
漢唐，尤其是隋唐統治階層，都是由遊牧民族政權轉化而來，因此受遊牧民族風氣影響，生活相對開放，異性交往比較自由，光是唐代有名有姓的在嫁公主就有20多人。
宋代承襲晚唐五代遺風，皇帝鼓勵享樂，官吏受到厚待，像柳永那樣的落魄文人，尚可妻妾成群。女性也沒有後來的大門不出二門不到的“女德”之規，貴族女子跟男子一樣可以聚眾娛樂，比如北宋政治家曾布的夫人魏夫人愛文學、喜熱鬧、辦沙龍，親近男士，李清照則樂與男士飲酒、放遊。
但到了北宋，“貞潔觀”急轉直下。有人問程頤：寡婦孤苦無依，可否妻之？程頤說曰：男女相依為命，無妨。但就貞節而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娶了寡婦，男女都為失節。但他只是說說，他自己就一手操辦，將守寡的外甥女改嫁他人。
司馬光鼓勵百姓女子讀書，范仲淹不僅主張寡婦改嫁，而且還要給予補助，他的兒子死後，就是他做主改嫁給了學生王陶做妻子。
即便到了南宋，改嫁也很普遍，著名詞人李清照離婚後改嫁張汝舟，唐婉與陸游離婚後再嫁趙士誠。宋孝宗皇帝還親自主持再嫁寡婦的喪禮。由此可見，即便在理學一統天下的南宋，婦女再嫁也很正常。
宋代“道學”興起，“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了專門針對女性的精神枷鎖，“新儒學”先生們高自標譽，對前代婚配習俗大加鞭撻，認為漢唐“貞潔觀”悖天理，不純正，無禮法，譏之為“髒唐爛漢”，以至於“貞潔”觀愈演愈烈，到了清代，嚴守婦道的貞潔觀造成了中國女性的精神枷鎖。
從聖人朱熹和婦女的命運，看"道學"的虛偽
這裡的道學，不是老莊道學，也不是黃老道學，而是宋明理學之道學。
朱熹。南宋大儒、哲學家、大易學家、大思想家，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在配享孔廟祭祀的聖賢中，朱熹是唯一的一位非孔門親傳弟子。可見其儒家地位之尊崇。
有個叫嚴蕊的台州官妓，南宋詞人，聲色才絕佳，深得台州官場熱捧。朱熹因與台州太守唐仲友學術相左而“有隙”，便以浙東常平使身份巡行臺州，四處蒐羅唐仲友“傷風化”罪證，彈劾唐仲友。
朱熹從嚴蕊下手，把她關押兩個多月，嚴刑拷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未曾想柔弱女子堅貞不屈：“縱合與太守有染，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
此事因涉及兩位大員，故引發朝野熱議。宋孝宗審察案情，不偏不向，下了個無關痛癢的結論：“此秀才鬥閒氣耳”，並將朱熹調離現任。直到岳飛的兒子嶽霖任提點刑獄，才釋放嚴蕊，並問其歸宿。嚴蕊揮毫作《卜算子》一首："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嶽霖判令其從良，後被趙宋宗室納為妾。現有戲劇《莫問奴歸處》，久演不衰。
道學家們制定嚴苛的禮法，自己卻不遵守。朱老夫子的私生活不便明寫，但至少他逼嫂改嫁一事，便足以證明“道學”的虛偽。引起生活的不檢點，宋寧宗降罪，朱熹上表認罪：所言之罪俱在，承認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可見禮教之惡劣，“聖人”之虛偽。
朝廷有禮法，寡婦能守者，敕建牌坊，萬古流芳；若禁不住寂寞，坐下“傷風化之罪”，則有“浸豬籠”“遊大街”等種種刑罰。
寡婦改嫁。我們從“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的故事中，便可窺見封建社會的寡婦們的活守寡的悲慘與無奈。
舉子朱耀宗，高中狀元被招為駙馬。照例要衣錦還鄉，光耀門楣。臨行前，朱耀宗奏明皇上，言其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為謝母恩，奏請皇帝允許為其寡母陳秀英樹貞節牌坊。皇上准奏。
朱耀宗將此事轉告母親後，朱母由喜轉悲。後經一再追問，朱母方道出原委。
原來朱母早就跟朱耀宗的老師張文舉私下約定，待兒子出人頭地，就改嫁張先生。現在好不容易熬出頭，只等跟張先生攜手共度餘生，豈料兒子給弄了個貞節牌坊。
朱母無奈，只是嘆氣道：聽天由命吧，今洗羅裙，明天若能曬乾，便不改嫁；若裙子不幹，就改嫁。順從天意吧。
朱耀宗看天氣晴朗，表示同意。豈料當夜天氣突變，大雨傾盆，晾曬的裙子始終不幹。
母親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違啊。
朱耀宗將家中之事如實稟報皇上，請皇上治罪。皇上連聲稱奇道：不知者不怪罪，天作之合，由她去吧。
我們無需考證故事的真實性，但這樣的故事，的確是民情民意的表達。同時，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所謂的孝，不過是一種自私的虛偽掩飾，只為自己考慮，何曾為老人考慮？
南宋以後貞操宗教化
南宋以降，貞潔觀愈益偏狹，清代進一步將貞潔觀上升到國家治理層面，把貞潔觀宗教化、法制化，讓本就可憐的女人雪上加霜。
清代針對“貞婦節女”，頒佈了專門法律《禮部則例》。該法對“節婦”的名稱概念、申報、評審的標準要求、建坊審批等諸事項，均做出詳細的明文規定，把中國女性貞潔觀推向邪惡的極致。
《禮部則例》規定，從京師到各級官府，都要遴選“優秀”節婦，修建“節孝祠”和大牌坊，實行春秋兩祭。對於特別突出事蹟的，皇帝要御賜詩章、匾額和緞匹物資作為嘉獎，朝廷並地方都要載入歷史。
《古今圖書集成》對此作過詳細統計：宋代開始時，有節婦烈女152 人，元代翻番到 359 人，明代猛增到27141 人，清代更是遍地開花，貞節烈婦高達100 萬人之多！
古徽州是全國牌坊最集中、最普遍的地方。徽州的最後一座牌坊建於1905年，即光緒三十一年，牌坊上，鐫刻著徽州地方几個朝代以來的貞節牌坊總數：屬孝貞烈節六萬五千零七十八名。
魯迅感嘆國人靈魂之病甚於肉體，故棄醫從文。他在《我之節烈觀》中寫道：節烈這兩個字，從前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過“節士”，“烈士”之美稱。然而後來專指女子……丈夫死得愈早，家裡愈窮，他便節得愈好。烈是跟著已故丈夫自盡，或因強暴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
老子說：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人們預設的種種規範，不過是道的虛華掩飾，宋明理學家們不顧自然人性，一味強調貞潔禮法，恰好標誌著失道悖德，忠信的喪失，這正是導致社會禍亂的罪魁禍首。
統治者的愚民教化，貞節觀的神秘化、宗教化，把別人家的婦女守節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女性即便未嫁，丈夫死必得“盡節”，遭到強暴不被打死就得自己“尋死”，這些道學先生們把自己的道德好惡凌駕於別人家女性的生命之上，別人不可以“閨中望月”“園裡看花”，道學先生們倒可以妻妾成群，花天酒地，真是民之悲哀，國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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