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宗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身心變化,看“大功臣”于謙必須死


從英宗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身心變化,看“大功臣”于謙必須死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開國以來,歷經二百餘年,傳位二十帝(包括南明),文成武功的賢明帝王有之,荒誕可笑的帝王也有,但論到"傳奇"的帝王,還屬兩次登位的英宗。

這位承載了明朝"奇恥大辱"土木堡之變的英宗,經歷不得不說"傳奇"地過分,身為帝王,被外族擄去,卻能"完好"回朝,明明被弟弟取而代之,"圈地"為困,卻在七年之後還能復辟重新登位,這經歷,堪比傳奇話本。

而英宗備受人詬病的不僅僅是其荒誕地幾乎把自己給"作死"了,還因為他重新登位之後,就"極不耐"地殺了一代"大功臣",那位幾乎以一己之力,在大明覆滅之危時,力挽狂瀾挽救國家的于謙。

歷來,對于謙"必須死"的緣由,眾說紛紜,但以文、武、宦官集團之間的利益傾軋,還有其本人因為"廢"英宗,支持代宗繼位之事,引起英宗的"不滿",這兩個緣由為"必須死"的主流緣由。

但筆者在這裡,想以另一個角度,從這事件的"主角"英宗本人的角度,尤其是根據英宗在土木堡之變的"前半生",與中期的屈辱外族俘虜"困境",以及後面七年的"幽閉"之困的三層遞進的心裡狀態,及外部客觀的"大局",去論為什麼于謙"必須死"的緣由。



溺愛還是缺愛的"小皇帝"

若要論一個人的行為,尤其是"大"的決定性舉動,如殺人等,其實最"科學"的方式就是從小出發,看其成長的點滴,推論其心志及性格的發展。

說起英宗,縱觀史書記載,他應該是在萬千寵愛中成長的孩子,畢竟生母為宣宗"最"寵愛的孫皇后,為了孫氏,還不惜"廢"前皇后正妻胡氏,歷朝都是母憑子貴,到這裡,似乎換了一下,或者可以說英宗這叫子憑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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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孫皇后像


當然,重點不在於此,一般來說,在"家"中,標配都是嚴父慈母,祖父母溺愛孫兒。

雖是帝王家,總歸也是"家",標配也當如此,畢竟宣宗自小長在爺爺成祖膝下,也算是文武全才,自然耳濡目染之下,算是個嚴父,孫皇后的記載不多,但其背景是"良家"出生,想必是位"普通"母親的存在。

但重點就在於英宗有位英明神武,堪比"堯舜"的祖母張太后,這位可是有著"治國大才"的老祖宗,所以"標配"變了樣,承擔溺愛之責的祖母,化身成了"嚴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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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張皇后像


要知道連宣宗在位時,都被父親仁宗教育要"尊敬"母親,遇大事要時常"請示",與母親"商量",所以宣宗在位之時,張太后力主"三楊"輔政,在很大程度上也為"仁宣之治"做出了大貢獻。

在如此一位"嚴"祖母的管教下,且當時英宗繼位之時還年幼(約九歲左右),可想而知,一定被管教地極嚴,就看日後"位極人臣"的那位王振,在張太后還在時,是絲毫不敢妄動,就可以看出其威嚴。

其實,對於一個尚年幼的孩子來說,此時正是備受家人"愛"的撒歡童年,但父親突然過世,自己不得不繼承大統,被"要求"立刻成為一名"帝王",是在有點強人所難。


所以筆者結合"想當然"的"邏輯",試著推論,在"親政"前後,英宗的心裡變化應該極大。

前期倍感憋悶,前有父親過世,一瞬間"被迫"立刻接受國家之責,期間慢慢"長大",卻倍感戰戰兢兢,懵懂之間深覺自己像提線木偶,雖貴為帝王,卻事事"長輩"做主,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都被管得死死的。

於是祖母過世,終於"長大",獲得親政之權後,不管在心裡還是身邊的"變化"上,都是大落大起的感覺,所謂物極必反,被壓抑地太久,一朝"放鬆",勢必有加倍"反彈"之舉。

所以,英宗在"事變"的"前半生",應該是急於"證明自我",確立帝王之威的時期,自然任何可以弘揚"自我權威"的事,都想做。



"天上之龍"跌落"俘虜之囚"

誠然,從我們後世史書記載的"故事"看來,土木堡之變完全是英宗的個人"作死"秀。


從英宗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身心變化,看“大功臣”于謙必須死

土木堡之變圖


但要說此事皆因王振的諂媚,英宗的聽信讒言而起,未免也太不把英宗當做一個"人"了。

筆者認為,其根源還在於英宗本身,就算沒有王振的慫恿,這位急於"證明"自己的英宗,或許還是會找"理由"想創下如曾祖父、祖父、父親一般的不世之功。

遙想當年祖輩們攻打外族的風姿,那為後人所稱道的"功績",英宗或許會認為,"繼承"了先輩血脈的自己,也"天然"地可以同樣創下這不世之功。

於是,正好有"愛臣"王振的慫恿,加上"底氣"五十萬大軍,以及自信的"血脈之力",意氣風發地開啟親征之旅。


當然,過程是無比慘烈,自詡"天上之龍"的帝王,或許因為偏信"愛臣"的王振的能力,或許自信自己天生擁有的"軍事才能",總而言之,此被稱為"土木堡之變"的戰役,不管是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被冠以奇恥大辱的慘敗之戰,不但註定其一生都將被釘在恥辱柱上,還徹底讓英宗這位"天龍",一瞬間狠狠地跌落凡塵,淪為"俘虜之囚"。

暫且不分析這場慘烈戰敗的具體"失敗"之處,筆者重點想分析一下的是,英宗在這段被屈辱"俘虜"期間,其大致的身心大變的種種與外部"大局勢"的糾葛。

戰敗之後,瓦剌帝王俘虜在手,自身也損失不大,於是一鼓作氣想要攻陷都城,拿下大明。

但此時,于謙"異軍"崛起,但其實或許是因為大部分"重臣"都被"困死"在了土木堡之變中,被留下的于謙就是當時最"有用"的文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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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謙像


當然,正是因為于謙力主"新君即位"穩定局勢,還因地制宜,組織軍民,保家衛國,最終既守住了都城,也穩定了大局勢,還使得本應極為"有用"的帝王人質英宗,變得十分"雞肋"。(留之"無用",棄之可惜。)

誠然,無論當時還是我們後世看來,就當時的大局勢而言,其實于謙的做法是"最佳"的,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英宗一命,還能穩定朝局,保衛國家,可以說於國,於君都是極好之策。

但是,也正是因此,英宗的處境卻變得急轉直下,此前他是一國帝王,是瓦剌手中與大明"談判",可以獲得"好處"的極為重要的人質,所以理所應當會被相對"好好"對待,起碼待以"上賓"。

但于謙力主代宗繼位之時,英宗在瓦剌手中就變成了"雞肋"般的存在,捨不得丟,想著起碼還是"曾經"的皇帝,或許還可換些"好處",但其實看著大明朝廷的"硬氣",(其實在打程度上來說,就是以于謙為首的"文官"集團的"倔強"。)又不確定英宗是否真的有用。

於是徘徊、試探(交戰)之間,英宗的處境可想而知,必將被視為真正的階下之囚,備受"折磨",要知道以當時瓦剌的處境來說,即使被待以"上賓",最多也就是不傷不凍、吃飽喝足,那被待以"囚徒"之後的英宗,所受之苦,忍飢挨餓、挨凍受難,想必能活下來已是不易吧。(畢竟被俘一年之久,史書記載不詳,但結合當時的史實資料來看,一則瓦剌始終帶著英宗到處"行軍",二則其民族本身的"性格"推斷。)

可以想象,剛開始被俘的英宗,在最開始還能憑著一絲"希望"(想著自己畢竟為一國之君,想必朝廷應該會不惜以其代價也會將自己"贖回"。)"驕傲"地活著,但隨著弟弟代宗登位的"噩耗"傳來,瓦剌對他的態度也開始"變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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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像


且不論英宗本人如何昏庸不堪,但自出生起,就為"命定"帝王而活著的"人",從驕傲到憋屈,再到一時的"風光",最後落得此時的"腳底泥"的困境之中,就算是個普通人,想必也會被刺激到"發瘋",何況這位養尊處優的"天生"帝王?

加上一次次地"綁來綁去"做開戰"威脅",與陣前一次次侮辱,又看見前方"子民們"的"無視"(或者說"恨",一為恨自家皇帝被俘虜,二為恨其活該。)深感鬱郁。

或者前期還可以有點"反省",至少認識到自己做錯了,但面對此等情況,尤其是後期大明在代宗的領導下,于謙的指揮下,一次次勝利,使其數人威望一時無二之下,想必英宗的心裡此時"恨"、"怨"的成分,會大於"自省"。

也為後來"回朝"之時的對待,"怨"大於"喜"埋下猜忌的種子。



七年"困獸",為"利"必殺

其實說到底,瓦剌之所以大戰,最大的目的不在於"征服",還在於"吃"與"用",簡單來說就是"生存"。

這不是"洗白"之說,還是先代留下的"因",眾所周知遊牧民族們,想要很好地生存,就"必須"有固定的基本"資源"(如鹽、茶、鐵、鐵鍋等)的來源,自身無產出,就必須交換,那麼"互市"的需求就是所謂"生存之道"的一部分。

再說,其本性如此,天生"散漫",不事生產,也不知曉生產,此前元朝盛時,更是為其養成了"天下我有"之感,就算經過了明朝前代數代帝王的鎮壓,還是有著"都是我的"的自然思想。

尤其成祖多次征伐,採用分化制衡之策之後,後繼的仁宗、宣宗無力維繫所廢不菲的"朝貢"貿易,於是大力裁撤,很顯然屬於"官方"的互市也漸漸萎縮,甚至"消失"。

那麼到了英宗之時,前期"保守"守國,自然互市"消失",所以或許由此,加上瓦剌其民族的"掠奪本性"使然,就成就了此侵略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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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市圖


但也正是其民族"本性"所限,雖勇卻難以持久,於是于謙以"穩紮穩打"的"正",結合因地制宜的"奇",屢屢勝利,給予瓦剌重大打擊,加上百般羞辱"人質"皆無用,後勤也供給不足,於是瓦剌只好送"燙手貨"英宗還朝。(筆者認為,此送還一說,還有讓明朝內鬥的"預想"陰謀。)


此時,英宗歷經千難萬苦,艱難活下來也回"家"了,但此時的國是弟弟代宗的國,他的家則是荒涼空曠的"圈地"。

雖位尊為太上皇,但實則依然淪為"階下囚",不得自由。

要知道,任何人歷經如此般苦難,終於"完好"歸家之時,卻發現家中早已變天,回家如"俘虜"之時,看似境地好了不少,至少吃飽穿暖,但實則別無二致,猶如"困獸",是個人也會有"變態"之心吧?

何況是"曾經"無比尊貴的帝王?


歷經一年"俘虜生涯",以為終得以"回家",卻不料一回家,馬上又被困為"階下囚",前後八年時光,作為一個"人"的經歷,也是無比悲慘的,何況帝王?(更重要的是,身為丈夫、父親,卻難以"保全"自己妻子、兒子,身心受到的"潛在"折磨,可想而知。另一說,此後的兒子憲宗的"變態"也是因此幼年之時的廢、立危局中,戰戰兢兢地"活"而起。)


從英宗土木堡之變到奪門之變身心變化,看“大功臣”于謙必須死

英宗兒子憲宗圖


筆者認為,此時的英宗應該不管對以于謙為首的"臣"有極大的怨氣,還是對代宗,甚至母親孫皇后都有無比的"恨意"在,怨臣不忠,不救君,反"廢"君,恨親弟、母親居然不盡全力贖回,卻轉而"放棄"自己。

(在這裡,以我們後世人看,當然知道或許另立代宗,才是救出英宗,穩定國家最好的方法,當時作為"當事人"的英宗,或者說就算好似我們一般的"任何人"來說,看是一回事,但親身經歷卻是另一回事,大多數人,事發生在自己身上,或許不可能如此"深明大義"。)

當然,此時的朝局也有了"新"的變化,作為朱家一脈相承的代宗,史書上的刻畫,顯得心軟,優柔寡斷,但實則和先輩一般性格,猜忌、自私等皆有,從"軟禁"太上皇,"廢立"太子一事就可見一斑。

但無奈,身體孱弱,加上"保國"之戰後,文官集團的"氣焰"達到頂峰,尤其于謙的功績使其隱隱有"一家獨大"的嫌疑。

當然,此時從表面上看,也是如此,畢竟為"不世之功",一連串的勝利,使于謙在整個朝廷的威望與話語權都極大,或許他本人都沒有意識到,或者說這是不得不承認的"現狀",他這種"獨尊"之狀,使他的很多言辭、做法都有獨斷轉政之嫌。(當然,與于謙而言,他這是"為國為民"的最好做法。)


於是很"自然"引起武官集團與有"抬頭"趨勢的宦官集團不滿,遂而聯合起來,終於"做成"了"奪門之變"——英宗復辟。

此時,歷經大半生坎坷的起起落落後的英宗,一朝復辟成功,大權在握,自然開始清算功過,其一為的是自己昔日的"恥辱",其二也是為了安撫"功臣",洗刷代宗朝時的"勢力"。

首先開刀的自然就是"大功臣"于謙,或者說,如果英宗不殺于謙的話,那麼大程度上以于謙的影響力和威望,加上本人性格上的"優點",他是根本不可能坐穩自己的帝位的。

再來,此時的英宗已然不是最開始那個好大喜功,渴望建功立業好以證明自我的小皇帝,也不是那位忍辱負重,滿心希望"家人"贖回自己的"兒子",而是歷經坎坷大起大落,終於重見"光明"的皇帝!

對帝王而言,最重要的始終不是國,而是皇權,是"帝"位的尊崇,不要說什麼沒有國,就沒有君的"聖言",也不要說"為君之道"的大道理,此時的英宗只是一位終於得到"該得"帝位的皇帝。

即使經過多年的磨難,也逐漸成熟,或許明白于謙對國家的重要,所以在史書上,有英宗猶豫處置於謙的記載,但筆者認為,英宗應當不會猶豫,要不是"面子"、局勢使然,或許一上位就會殺于謙"解氣"。(畢竟算"尊"其太上皇的"禍首"。)

這麼說吧,後世主流的觀點認為:

(當然,筆者也肯定這種說法。)于謙本人,是為國之棟樑不假,也有著保家衛國的不世之功,其威望也一時無二,達到頂峰,但是他愛國,但不忠君,於國,於民而言當然是"極好"的,但是於君而言卻是"極差"的,於君而言,不忠之臣,得來本身就"無用",何況此臣功高蓋主?所以一朝復辟,立刻殺之。

所以,很顯然,于謙必須死的理由其實很簡單:

一來,他不忠君!於君"無用";

二來,他是"尊"("廢")英宗為太上皇的"始作俑者",於英宗本人有"怨";

三來,文官集團權勢太盛,於皇權"爭利",不殺不足以維護皇權;

四來,其本人"心性"使然,即使其心為國為民,但剛正不阿,但過剛易折,於朝局而言,實則"炸彈",用之不慎,必為大患。



結束語:

誠然,論起來,縱觀明朝史書上,英宗都屬"最"昏庸的帝王,但這是後世"看過"之後的總結。

要知道,即使身為帝王,首先是個"人",是人,就有人性,所以筆者希望從"人"的角度,結合當時的朝局等,通過英宗"一生"經歷的變化,探究其心理及行為的改變,從而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于謙這位歷代為其"鳴冤"唾罵帝王不公的國之棟樑,一個"必死"的理由。

其實不論古人,還是今人,或者說每個人,都有"多面",所謂人無完人正是如此,好人還是壞人,大多數時候,只不過是站的角度不同,所以"看"到的一面不同。

於國於民而言,于謙是大功臣,國之棟樑,殺之冤枉,但換個角度,於君而言,于謙就是"雞肋",留之"無用",棄之"可惜",殺之"必然"。




文:長了鹿角的兔子(打破固有概念,站在對面,理性觀察)

圖: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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