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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0期
1，识别处于抑郁风险中的青少年：基于三大洲的队列预测评分
关键词 ：队列研究；预后；风险评估；预后模型；预测因子
目的：预测模型在医学文献中近来越发常见，但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是在单一环境中进行的。开发与验证样本之间的异质性是阻碍推广这类模型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旨在使用在15岁以下青少年中简易获取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来开发多变量预后模型，以此预测18岁以下的抑郁症诊断数，并在两个样本中评估来自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可推广性。
结果：研究分析了2192名在15岁及之前没有过抑郁症状的青少年（男性占44.6％）。以巴西Pelotas队列开发的模型的表观C统计量在0.76到0.79之间，而以惩罚逻辑回归获得的模型则被选中进行后续外部评估。本研究发现了样本之间的主要差异，此差异影响了模型的外部预后能力（新西兰Dunedin和英国E-Risk队列的C统计量分别为0.63和0.59）。研究提出的建议策略可以解决样本之间的这种异质性，从而提高两个样本中模型的准确性。
结论：本研究在巴西样本中开发出了包括能简易获取的预测因子在内的青少年抑郁风险评分体系，其具有良好的预后表现。各组之间的异质性并非无影响，但是，处理样本多样性的策略对于为各个样本划分合理的风险分层至关重要。未来的研究应集中在开发更好的研究方法上，以将样本的异质性纳入预后研究中。
每个队列中各个变量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总体样本预测模型的预后贡献对比，按巴西，英国和新西兰队列的性别分层。
参考文献：Botter-Maio Rocha, Fisher, Caye, Anselmi, Arseneault, Barros, Caspi, Danese, Gonçalves, Harrington, Houts, Menezes, Moffitt, Mondelli, Poulton, Rohde, Wehrmeister, Kieling (2020) Identifying Adolescents at Risk for Depression: A Prediction Score Performance in Cohorts Based in Three Different Contin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doi: dx.doi.org/10.1016/j.jaac.2019.12.004
2，暴露于慢性轻度应激的大鼠中，α7烟碱受体完全激动剂逆转基底外侧杏仁核活动亢进并减弱多巴胺能神经元活性
关键 词 ：α7烟碱样受体、电生理、慢性轻度应激、基底外侧杏仁核、腹侧被盖区
神经影像学和临床前研究表明，烟碱样受体（nAChR）可能在情绪控制中发挥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研究针对胆碱能系统治疗重度抑郁症。实际上，基底外侧杏仁核（BLA）中nAChR的调节足以在小鼠尾部悬吊试验中产生抗不动作用。然而，尚不清楚α7nAChR的调节是如何影响体内BLA神经元活性以及涉及其情绪相关效应的下游机制。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使用不可预测的慢性轻度应激（CMS）模型研究了α7nAChR完全激动剂对BLA引起的多巴胺能神经传递变化的抗抑郁样作用的潜在机制。将雄性成年Sprague-Dawley大鼠暴露于CMS四个星期。应激后一周内进行行为测试和电生理实验。CMS暴露在强迫游泳试验中增加了大鼠的不动时间，减少了腹侧被盖区自发活跃的多巴胺神经元的数量，并提高了BLA中推定的投射神经元的放电率。一次全身性施用PNU282987可以逆转应激引起的行为和电生理变化。
总之，我们的发现证实了先前对α7nAChR完全激动剂潜在的快速抗抑郁作用的描述。该作用似乎涉及与经典抗抑郁药不同的机制：BLA机能亢进正常化，因此导致DA功能减退。这些观察结果证实了α7nAChR作为新型抗抑郁药开发的潜在靶点的作用。
α7nAChR完全激动剂PNU 282987（静脉内1 mg / kg）可抵消应激诱导的BLA过度活跃。
参考文献：Gilda A. Neves, Anthony A. Grace, α7 nicotinic receptor full agonist reverse basolateral amygdala hyperactivity and attenuation of dopaminergic neuron activity in rats exposed to chronic mild stress, Europea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Volume 29, Issue 12, 2019
3，抑郁症抵抗力的神经生物学：来自人类和动物研究的免疫和血管方面的见解
关键 词 ：血脑屏障，细胞因子，免疫，性别差异，压力
重度抑郁症(MDD)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精神疾病，其特征是情绪低落、社交孤立和快感缺乏。它将对20％的个人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不幸的是，30-50%的抑郁症患者对目前的抗抑郁治疗有抗药性。MDD在女性中发病率是男性的两倍，相关症状也有所不同。抑郁症的主要环境风险因素是慢性压力，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报告的压力水平更高。然而，并不是每一个有压力的人都会变得抑郁，这就强调了识别压力敏感性和恢复力的生物学决定因素的必要性。
基于逆翻译方法，建立了抑郁的啮齿动物模型，以研究其敏感性和恢复力内在机制。动物亚群可以表现出应对机制和一系列生物改变，从而产生逆境适应力。MDD的病因学是多因素的，涉及多个生理系统。在表现出抑郁样行为的抑郁个体和小鼠中，可观察到来自先天和适应系统的内分泌和免疫反应的加剧。
由于在MDD患者中发现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较高，并且炎症状态与抑郁、治疗抗拒和复发相关，因此人们越来越关注神经血管健康。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压力敏感性与抗压性相关的内分泌、免疫和血管变化的概述。缺乏有效的治疗表明，以神经元为中心的治疗不能解决重要的因果生物学因素，更好地理解压力诱发的适应症，包括性别差异，可能有助于开发包括个性化的药物方法在内的新型治疗策略。
啮齿类动物的性别敏感性和适应力变化总结
人类免疫系统的差异可能是MDD发病机制性别差异的基础。(a)在中枢神经系统(CNS)中，与健康对照组相比，MDD患者的启动子与分枝小胶质细胞的比例增加，MDD女性患者的启动子可能加重。男性和女性MDD患者的GFAP免疫反应性星形胶质细胞水平和星形胶质细胞堆积密度均降低。(b)在人体外周，健康女性的Th细胞、b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高于健康男性。MDD的男性和女性都增加了中性粒细胞；但是，这种作用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此外，健康男性的NK细胞数量较多，而MDD男性和女性的循环NK细胞数量相似。健康个体血液中的嗜酸性粒细胞数量较少。然而，压力导致男性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增加，而女性数量减少。MDD中T辅助细胞的调节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缩写:MDD:重度抑郁症; Th: T辅助细胞(CD4 +); NK:自然杀伤细胞
参考文献：Katarzyna A. Dudek et al. Neurobiology of resilience in depression: immune and vascular insights from human and animal studies. Eur J Neurosci. 2019;00:1–39.
4，双相障碍和抑郁症患者的代谢谱，免疫力和脑灰质体积的比较研究
关键词：双向障碍，重度抑郁症，促炎细胞因子，磁共振成像，灰质，基于三维成像的形态计量学
背景：以前的个体研究表明，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和单相抑郁（unipolar depression，UD）之间存在炎症细胞因子和灰质体积的差异。但是，很少有研究调查促炎细胞因子与脑灰质体积在BD和UD之间的差异。
方法：本研究共纳入72例BD患者和64例UD患者，其性别和年龄分布相似（男性为33.8％，平均年龄为39.3±13.7岁）。每位参与者都进行了代谢分析（包括体重指数（BMI），葡萄糖，甘油三酸酯，高密度脂蛋白（HDL），瘦素，胰岛素，脂联素），促炎细胞因子（包括可溶性白介素6受体（sIL-6R），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C反应蛋白（CRP），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1型（sTNF-R1）等检查以及结构磁共振成像检查，并且进行了基于三维成像的形态计量学研究，以评估BD患者和UD患者之间灰质体积的差异，另外还分析了促炎细胞因子与灰质体积差异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与UD患者相比，BD组的BMI明显高于UD患者，并且sIL-6R和sTNF-R1的水平更高，并且BMI与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显著相关。对年龄，性别，BMI，疾病持续时间和总颅内体积进行校正后，BD患者在以下12个区域的灰质体积明显减少，包括：R. cerebellar lobule VIII，R. putamen，L. putamen，R. superior frontal gyrus，L. lingual gyrus，L. precentral gyrus，R. fusiform gyrus，L. calcarine，R. precuneus，L. inferior temporal gyrus，L. hippocampus和L. superior frontal gyrus。 BP和UD患者之间的这12个灰质体积差异与sIL-6R和sTNF-R1水平呈负相关。
结论：结果表明，与UD患者相比，BD患者的BMI和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更高，尤其是IL-6和sTNF-R1，这可能导致BD患者灰质减少更多。本研究结果还支持情绪障碍的神经炎症病理生理机制。另外，在本研究中发现，由于BMI与炎症细胞因子的水平呈正相关，在临床上监测BMI很重要。
参考文献：Ya-Mei Bai, et al., A comparison study of metabolic profiles, immunity, and brain gray matter volum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and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Neuroinflammation (2020) 17:42.
5，移动监测系统vs常规护理对抑郁症状及心理健康的影响:一项随机临床试验
关键 词: 移动监测系统；抑郁症；心理健康
对心理健康症状的早期探测和监控是非常重要的，但许多患者和临床医生无法及时获得可靠的临床进展指标。移动监测系统能够提供对抑郁症状的声音和行为指标的被动追踪，并且可提供基础设施，用以安全地存储、分析并向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反馈。然而，关于移动监测系统在临床环境中有效性的证据是有限的。我们进行了一项随机临床试验，以评估使用移动监测系统的患者是否在抑郁症状和幸福感方面有所改善。
研究期间的抑郁症状与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Place S, Blanch-Hartigan D, Smith V, et al. Effect of a Mobile Monitoring System vs Usual Care on Depression Symptom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Network Open, 2020, 3(1): e1919403-e1919403.
6，抑郁症与消化性溃疡间的双向关联：国家样本数据阵列中两项长时间随访调查研究
关键词 ：抑郁症症状；日常饮食；偏最小二乘；主成分分析；降秩回归
本项研究旨在探索抑郁症与消化性溃疡间的双向关联关系。研究使用了自2002年至2013年期间韩国国家健康保险服务—国家样本数据阵列（Kore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National Sample Cohort）中≥20岁参与人的数据。在Study I中，共囊括了30306名抑郁症患者，以及1:4倍数量的121224 名control I组参与者的数据。在Study II中，共囊括了127590名消化性溃疡患者，以及1:1倍数量的127590名control II组参与者的数据。Study I中抑郁症患者患有消化性溃疡的风险率（hazard ratio, HR），以及Study II中消化性溃疡患者患有抑郁症的风险率使用分层风险比例回归模型（stratified Cox-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s）进行分析。
在Study I中，总计有8.9%（2703/30306）的抑郁症患者以及7.3%（8896/121224）的control I组参与者具有消化性胃溃疡（P < 0.001）。抑郁症组患者患有消化性溃疡的风险率是control I组的1.14倍（95%置信区间=1.09-1.19，P < 0.001）。而在Study II中，总计有6.4%（8144/127590）的消化性溃疡患者以及3.5%（4515/127590）的control II组参与者具有抑郁症（P < 0.001）。消化性溃疡组患者患有抑郁症的风险率是control II组的1.68倍（95%置信区间=1.62-1.74，P < 0.001）。本研究结果表明，抑郁症以及消化性溃疡间具有着双向关联性关系。
Study I及Study II中抑郁症—消化性溃疡及消化性溃疡—抑郁症的Kaplan-Meier生存分析
参考文献：Kim, S. Y., Min, C., Oh, D. J., & Choi, H. G. (2020). Reciprocal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eptic ulcers: Two longitudinal follow-up studies using a national sample cohort. Scientific Reports, 10(1).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0-58783-0
校审/编辑：Simon/小时（brainnews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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