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萬大學畢業生，除了製造業，還有哪個行業能將他們統統吸納？不知為何，如今很多大學生，腦中意識很“復古”，與古代儒生一樣非要將自己與普通勞動者區別開來。
我們知道，古代的儒生，空談“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一點也瞧不起“勞力者”的勞動人民，卻一心要當“治人”的“勞心者”。
而這，恐怕就是我們近代一直落後的原因，對此，李光耀有很深的感受，而這都來自於他曾經走訪過很多不同國家的工廠的經歷。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講：“1967年，我參觀了日本石川島播磨工業的船廠，帶我四處走走的是副總裁真藤恆博士，他是個出色的工程師，跟其他工人一樣，身穿公司制服，腳穿膠靴，頭戴安全帽。在進入船塢之前，他拿一頂安全帽給我。他對船塢熟悉得不得了。
他告訴我，日本執行人員和工程師在工廠裡工作。他們必須瞭解最低層的工人，才能有效地領導他們，所以必須從基層做起，逐步上升。他說，英國船塢執行人員坐在鋪地毯的辦公室裡，從不去看看在車間或船塢工作的工人。對工人的士氣和生產力來說，這不是好事。
英國製造業重鎮蕭瑟景象
他說的沒錯。不久後，我參觀英國斯旺亨特船塢。作為工廠股東，約翰•亨特爵士帶我到船塢各個部門走走。他穿一襲裁剪出色的大衣，皮鞋擦得鋥亮。我們一起乘坐勞斯萊斯汽車前去。行經油膩的車間地面時，我們的鞋子沾上油泥。而在橫濱的石川島播磨船塢，我沒發現油泥。
快上車的時候，我有點猶豫，亨特爵士卻滿不在乎，在地上擦了擦鞋底，沒把油泥擦乾淨便上車。在車裡，他把油泥擦在地毯上，叫我也這樣做。我必定是露出了詫異的神情，因為他說：“他們會用洗滌劑洗乾淨的。接著車子便開動，不是到辦公室去吃工作午餐，而是到戈斯福思酒店，先吃一頓美味佳餚，然後到酒店的高爾夫球場打了18個洞的高爾夫球。英國執行人員的生活講究派頭。”
之前，有網友說：“工人每天機械性按時完成工作，像機器人一樣，沒有自由，不用思考，每天就是重複，久了人都麻木了，簡直生無可戀。”
那麼，在對比日本與英國的工廠之後，我們是否發現自己身上的問題呢？
有人說：“國情不同，不好比。而目前研究生的錄取比例又再一次提高了，繼續深造才是成功的捷徑”！不可否認，讀書是好事！但，其實，很多人讀到一個本科甚至大專就足夠了，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社會實踐以及行業實踐，才是適合他們的最好深造。
而李光耀，當年就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他一方面努力打破從以前的宗主國英國那裡沿襲下來的工業方面的舊制度，一方面學習當時最先進的日本製造。
據李光耀晚年回憶：“80年代，一家日本公司在新加坡獲頒生產力獎，我在頒獎給公司董事經理時，問他，既然本地分公司和日本總公司使用同樣的器材配備，以新加坡員工跟日本員工比較，他如何評價本地職員的表現。
他給新加坡員工的生產力打了70分。原因是日本員工技術更純熟，也是多面手，靈活性大，適應力強，跳槽和缺勤的現象少，更願意終身學習和接受訓練。
在日本工廠裡，誰也不把自己當成白領或藍領，大家一律是灰領員工。無論是技術人員、小組組長或督工，都不會介意弄髒一雙手。
我問他，本地員工還要多久才趕得上日本的水平？他認為也許在10年至15年後。在進一步追問下，他卻表示本地員工恐怕不可能完全與日本齊步。
他指出兩個原因：首先，日本員工總會在同事因其他重要事情離開崗位時，自發地暫代其職，新加坡員工則只顧分內的工作；其次，新加坡沿襲了英國的制度，基層和領導核心界線分明，理工學院或大學畢業生一參加工作必定直接高居要職。日本的情況就大不相同。”
李光耀的話音猶在耳，給人很深的啟迪。那麼，我們大學生，為什麼不能像幾十年前的日本的大學生那樣，從工廠的最基層崗位做起呢？試想，如果日本現在的年輕大學生還像他們的前輩那樣踏實肯幹，而不是熱衷於什麼宅文化，那麼我們今天的競爭力還能這麼容易建立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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