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vePower Into Political Power
摘要：
該論文詮釋了哈貝馬斯對於傳播的定義並描述了傳播權力是如何向政治權力轉變的趨勢。通過對16位和2015年芬蘭勞工協議相關的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化訪談，討論了公眾表現是如何影響權威人物的可信宣稱。它將“政治中介”的概念從文化和傳播的視角進行剖析，為以往機構化系統化的認知提供新方向。
結論：
（1） 在此研究中，我們拓寬了哈貝馬斯關於傳播的概念，集中研究傳播對於現實決定產生的影響。首先，傳播權力和政治權力的概念提供了一種位於權力極簡化和理想主義之上之間的導航。
（2） 同時，在媒介接觸的領域中，媒介作為價值，知識，信任的領域都提出了新的更多細節的問題。我們也漸漸認識並理解媒介提供了政治家進行表達並互相交流意見的場所。
（3） 該研究是暫時的，集中在某些研究分析重點。我們相信研究強調了
政治和媒介之間的關係是可以被概念化的，並且包含著信任度，價值度和知識度等衡量標準，不過某些政府在不同的政治階段中去使用一些表演鞏固信任，建立權威。
舉例：為了使勞工減薪法案能夠通過時，政府更傾向於基於專業知識的表達，但在指控政府的不當行為時，勞工運動者更青睞基於信任情感的表達。
（4） 最後，研究團隊認為，發展出一種固定的傳播理論分析話語結構是非常必要的，當然不能落入純媒介邏輯的陷阱之中。
文獻綜述和研究分析
這篇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非常詳細，主要包括三部分：傳播權力作為政治權力的一部分；傳播政治權力在
可信度模型上的表現；政治網絡中權威表現的影響。最後以2015年芬蘭法案為例，進行訪談並整理數據。
（廣場討論）
哈貝馬斯個人不斷完善系統論 ，為了改變主權國家標準化人民生活的現狀，他開始進行將社會理解成複雜系統的推理。其中，傳播是指交流行為的標準化，而權力則是指對決定起作用的力量。哈貝馬斯將傳播權力整合為兩點：1 刺激有趣的爭論；2 賦予公眾決定社會生活的潛在權力。
為了進行研究該論文將傳播權力表現分為以下三類，並以受訪者提供的內容證明其三者的有效性。
1. Knowledge: facts and expertise (truth).
2. Values: value commitments andjustifications (rightness).
3. Trust: trust/suspicion, responsibility,loyalty (sincerity).
在value中，受訪者這樣談：
I think that we succeeded pretty well [inour public communication] that if a person earns little more than 2000 euros amonth, gross, from full-time work, then, is it justified to take away 5% ofthat? These arguments clearly worked for us. (Trade union executive)【公平正義等道德標準如何影響傳播權力並改變政策制定】
名詞：
media logic：指預先存在對既定內容該符合什麼特點的界定，這種思想和大眾傳播的現狀息息相關。Dahlgren（1996）提出在新媒介環境中，可以利用媒介邏輯（media logic）的概念去概念化在新媒介環境下新聞的改變。
Source：
Esa Reunanen, Risto Kunelius, The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ve Power Into Political Power,CommunicationTheory, Volume 30, Issue 1, February 2020, Pages 1–20,https://doi.org/10.1093/ct/qtz011
這篇論文有很多地方翻譯拿不準，僅供參考，歡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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