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秀丽，1933年5月13日生于广州市一个贫苦的店员家庭。向秀丽的童年是在祖国烽烟遍地的日子里度过的。当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广州的前夕，5岁的向秀丽随家人逃难到广东肇庆。在那艰难的岁月里，饥饿和疾病夺去了她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生命，她自己也被迫当了地主家的婢女。
可怜7岁的小女孩，干的是超体力的劳动，吃的是猪狗食。有一天，她背着地主的小少爷去做工，踢破了脚趾头。由于缺医少药，伤口化脓溃烂，她被地主赶了回家。母亲虽东求西借为她医疗，但最后也不得不锯去一节趾骨。
抗日战争胜利后，向秀丽做过童工、佣工，15岁那年进入广州和平制药厂当临工。广州解放了，她才告别了那苦难的日子，哥、姐都找到工作，全家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她从心里感激共产党和新社会。1952年，她担任了和平制药厂第一届工会组织委员和女工委员。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生产实践中，向秀丽茁壮成长。她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她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生产一贯积极，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4年11月28日，她被吸收为共青团员。1958年厂里调她去试制“甲基硫氧嘧啶”的化学制剂。她愉快地服从分配，努力克服文化不高的困难，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操作技术，在试制“甲基”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年10月31日，她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并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1958年12月13日，夜幕降临，时任何济公制药厂化工车间甲基硫氧嘧啶小组当班领班向秀丽和她的两位伙伴罗秀明、蔡秋梅像往常一样正在为制造“甲基”的药剂投料、加酒精。就在她们聚精会神地工作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只颈细、肚大、圆底、装着25公斤无水酒精的玻璃瓶突然失去平衡往下一滑，圆碌碌的瓶底和瓶身分裂开来，向四方流溢。
正在忙碌着的向秀丽从脚上的布鞋到胸部的衣服都渗透了酒精，酒精也溅到了罗秀明的身上。泻在地上的酒精随着稍斜的地势，很快就流近一排摆着10个制药用的煤炉那边。这种无水酒精不需要接触火星，只要有一定辐射热就会起火燃烧。刹那间，无水酒精接触了煤炉的热气，疯狂地燃烧起来，蓝色的火苗到处乱窜。
火光使向秀丽完全明白：一场危急事故很快就会发生了。她定一定神，立即和罗秀明一齐动手，把五六条操作用的毛巾丢在地上吸酒精。向秀丽还毫不犹豫地俯身用左手抓着毛巾吸酒精，尽一切力量阻挡酒精往外流。她知道在车间左边的角落里，距离酒精倾泻的地方不到四米处，放着七桶用煤油浸着的金属钠，约有60公斤重。这种金属钠遇水即爆炸，遇到高温也会爆炸。如果这大量的金属钠爆炸，足以毁掉整个工厂并殃及这个繁盛的商业区和附近的居民。
向秀丽心里明白，如果她不迅速离开现场，顷刻间就会变成一个火人，就有生命危险。但是，在这关键的时刻，向秀丽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只想竭力挡住酒精往外流溢。这时，火苗已窜到向秀丽沾满酒精的双手和衣衫鞋袜，贪婪地舔着她的全身。蔡秋梅惊叫起来：“阿丽，你着火了!”她冲上前去，要为向秀丽扑灭身上的火。可是，向秀丽这时唯一的念头是：要保护工厂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金属钠着火。于是，她推开蔡秋梅，指着楼梯口，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管我，快下去叫人来救火。”蔡秋梅只好听从，一边冲下楼去，一边大叫救火。
火继续向金属钠那边蔓延，火苗已蹿到一米七八高，把挂在墙上的锦旗烧焦了，把一些电线和电闸板也烧坏了。这时，向秀丽已成了一个火人，罗秀明身上溅了酒精的地方也着了火。浓烟弥漫，把这两个亲密的伙伴分开了。在火海那边，罗秀明拼尽全身力气拉帆布来扑火，她一面拉，一面从窗口往外高声喊救火。在这边，向秀丽步履艰难地一步步往前移动，要取沙箱来救火。
但她转念一想，沙箱放在金属钠附近，如果去取，那就等于用自己身上的火引爆金属钠。她只好改变主意，立即冲下楼去，寻找其他灭火工具。可是，她只跑了两步，就支持不住地倒了下来，不由自主地从四楼楼梯滚了下去……
正在何济公制药厂楼下的当班工人和附近单位的人们听到呼救声都蜂拥而来。第一个冲上来的是化工车间副主任黄裕。他冲到三楼转角处，看见一个火球在滚动，他定睛一看，原来是向秀丽!她已被烈火烧得奄奄一息了。黄裕立刻用自己的双手扑打向秀丽身上的火。此时，他听到向秀丽用微弱而坚定的声音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随即，厂里的其他领导人都来了，黄裕接过别人递过来的灭火筒，终于扑灭了向秀丽身上的火。
当女工李秀芬背着半昏迷状态的向秀丽下楼时，她听到向秀丽非常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不要管我……快去救火……”
下楼后，女工张碧云替向秀丽换下那条被烧得一丝丝的只剩下一个腰围圈子的破裤子时，才发现她的双腿僵直不能弯曲，膝盖烧得几乎见骨头了。但她不吭不叫，不让别人为照顾她而影响救火。向秀丽和她的同伴们奋不顾身的救火，为遏制金属钠的爆炸，为熄灭这场大火赢得了非常宝贵的分分秒秒。终于，在众人奋力抢救下，金属钠转移开了，一场危在眉睫的爆炸事故被制止了，而向秀丽却被严重烧伤了。
向秀丽先被送到广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抢救，度过休克关后，又被转送往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向秀丽伤势严重，她全身烧伤达6725%，其中，二度、三度烧伤竟占6475%。她被烧灼得特别严重的是左手，从表皮一直烧灼到骨节。她处在休克状态之中。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她昏昏沉沉地躺了三天三夜才醒了过来。当她醒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金属钠有没有爆炸?工厂有没有损失?罗秀明有没有受伤?”唯独没有问及她自己的伤情。
之后，她又感染了绿脓杆菌，受伤部位的肌肉充血、发肿、腐烂，神经裸露在外边，体温经常在四十度左右。她的手足都烧焦了，输血只能从颈部的血管上进行。她的创伤面的脓分泌物逐渐增多，血、肉、脓和床单常常粘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治疗，难度十分大，要忍受住极大的痛楚。但向秀丽表现得非常坚强。每次除腐肉、植皮、输血、注射，她都痛得直淌泪水。但她咬牙忍住，尽量不高声哼叫，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她还满有信心地说要和伤痛苦战一个月，争取早日回厂上班。当天和她一同救火的同班同伴罗秀明了因臂部被烧伤，住院治疗了十多天，刚出院就跑来看她。当罗秀明告诉她工厂已恢复生产时，她蹙着的眉宇舒展开了，说：“这我就安心了。”声音虽然微弱，但带着欢乐。当火车司机的丈夫崔俊锡从英德赶回来看她时，她嘱咐他说：“不要太记挂我，要集中精神开火车，不然，思想开小差是会出事故的。”当姐姐向秀娟来看望她时，她还多次鼓励她创造条件入党。
有时，她痛楚难忍时，就请医护人员给她读报、讲故事，给她读全国各地给她寄来的慰问信，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轻声哼粤曲《搜书院》。她与伤痛斗争的坚强意志，蔑视死亡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感染着她周围的人，都表示要向她学习。
在抢救向秀丽的整个过程中，中共广州市委、市政府和中区区委、区政府多次组织专家、名医会诊，集中了当时全市最优秀最强大的医疗技术力量和护理力量，还选用最好的药物和补品，派人以各地采购最新的抗生素和远道从哈尔滨运来的珍贵的人参等。
市、区领导和医疗小组经常注视着向秀丽的脉搏、体温、胃口和睡眠，研究她的病情的变化，不惜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全力抢救向秀丽的生命。当人们得知向秀丽因失血过多急需输血时，都纷纷来到医院为向秀丽献血。在这支自动形成的600多人的献血队伍中，有向秀丽身边的医护人员、何济公制药厂的工人和众多与向秀丽素未谋面的人。
他们给向秀丽献血至少有8000多毫升，等于两个健康人的全身血量。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遏制向秀丽病情的恶化。她入院后第三旬，又感染了金黄葡萄球菌，败血症蔓延开来。她呼吸困难，发高烧，生命垂危。此时医疗小组的医护人员已经坚持了几天几夜守望在她的床前，并极力进行抢救。终因伤势过重及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抢救无效，1959年1月15日12时40分，向秀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匆匆地与她的丈夫、不满两周岁的儿子及亲友和同志们永别了。
向秀丽用自己血肉之躯保护了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她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崇高品德，临危不惧、舍身救火的伟大风格，顽强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一份丰富的精神财富。向秀丽牺牲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陈毅、林伯渠、郭沫若和当时广东省领导人陶铸等都为她题词、作诗纪念。董必武作的一首七律上写道：“烈物燃烧势甚危，纵身扑火不犹疑，谨防爆炸将旁及，忍受燔包强自持，风格在于维大局，精诚所到树红旗，重伤百药都无效，忘我仪型永世垂!”林伯渠的诗写道：“磊落光明向秀丽，扶危定倾争毫厘，一身正比泰山重，风格如斯世所师。”郭沫若也挥毫赞扬向秀丽：“你全身都化为了光，你是英勇的献身精神的形象，酒精哪能够毁灭你啊，而是使你永生在人们心上。”陶铸题词道：“向秀丽同志的崇高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
1959年1月18日，中共广州市中区委员会为向秀丽举行了隆重的悼念大会。会上，中区区委宣布了追认向秀丽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同年，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向秀丽为烈士，并把当年何济公制药厂化工车间所在地的上九路、下九路一带命名为秀丽街(行政街)。1982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将下九路何济公制药厂的楼宇命名为“秀丽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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