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佈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我國經濟總量逼近100萬億元大關，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4.4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70892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達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10000美元大關，與高收入國家差距進一步縮小。這標誌著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站上了一個新臺階，登上一個新的發展高度。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標準，我國已躋身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

然而，目前我國依然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距離成為高收入國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並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要付出長期而艱苦的努力。根據其他經濟體的發展規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0美元，是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關鍵時刻。縱觀二戰以後的新興經濟體發展軌跡，日本、韓國等國家成功跨越10000美元的階段，成為高收入國家；而馬來西亞、墨西哥等更多的國家，則在達到中10000美元后的很長時間裡，始終徘徊不前。為什麼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難度會如此之大？邁向高收入階段的核心變化是什麼？我們的優勢、機遇和挑戰又有哪些？《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為您深度解讀《新突破，新起點，未來如何邁向高收入階段？》

朱民，現任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兼任中國中英對話高層機制一帶一路金融和服務特使，發改委"十四五"規劃顧問，世界經濟論壇常務董事。

1968年，只有16歲的朱民便進入上海一家食品廠當了搬運工。恢復高考後，僅有初中文化的他，以優異成績，考取了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後，他赴美留學，師從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先後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並於1991年進入世界銀行，成為總部政策局的經濟學家。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朱民回國，先後在中國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任職。2011年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長期從事經濟金融理論研究，並具有豐富的金融管理實踐經驗。

今天我要給大家分享和彙報的內容，是我對中國經濟最近的變化和趨勢的看法。

中國經濟的發展是個奇蹟。1978年的時候，當時人均GDP只有一點點，人均是178美元，水平很低。但是改革開放40年來，人均GDP增長非常快，我們從人均178美元走到10000美元。但是，在這個10000美元的關鍵點，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我們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我們把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地位和一組國家比，從3000美元走到10000美元通常走15到16年，中國和世界上很多國家，和這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的軌跡是一樣的，都是在朝著一個方向走。但到10000美元點的時候，發展的軌跡開始分岔，往上走如果能繼續跨越中等收入階段，就會進入高收入經濟階段，我們就進入了比如說韓國這樣發展軌跡。但如果跨不過去，我們就會停留在譬如說巴西、馬來西亞和墨西哥這樣的軌跡。巴西跟馬來西亞從進入10000美元以後到今天，40年、50年都沒有變化。所以，我們能不能跨過這個階段，就變得特別特別地關鍵。

中國正處在邁向高收入階段的關鍵時刻

我們今後5年的經濟增長會決定今後50年的經濟增長。也就是說，我們能不能在今後五年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一個往上走的軌跡，如果能這樣的話，我們就會朝著高收入國家發展，逐漸走向一個強國，走向一個民族復興。

(上圖中，縱座標為新興經濟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橫座標為新興經濟國家人均GDP佔美國人均GDP的比重）

上世紀60年代時候，新興經濟國家的平均GDP只佔美國GDP的15%左右，但它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挺高的，3%左右。上世紀60年代新興經濟國家增長髮展都很好，一直往前走，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新興經濟國家整個增長髮生了變化，它的增長速度沒變，但是這個時候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的增長速度上去了，所以它的趕超速度沒有美國的增長快，它反而回去了，以後增長速度下降。

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我們知道我們經歷了拉美經濟危機，所以整個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速度並沒有被趕超，它還是維持在22.5%的水平，相當於美國的水平。增長速度在波動，但是沒有趕超。一直到進入新世紀以來，速度又開始回升達到6%，逐漸趕過美國。特別是金融經濟危機以後，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新興經濟國家經濟速度放緩，所以不斷趕超，雖然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整個比重也達到了美國的經濟增長水平的27.5%左右。

我再給大家看一個例子，拉美經濟增長的追趕之路。

1962年到1966年，拉美當時有3個百分點GDP增長，當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佔美國比重達到28%，但是以後拉美增長速度逐漸下跌，整個增長速度下跌。世界都在進步，美國在往前走，拉美經濟增長的速度下滑，所以它沒有趕超它反而倒退了，上世紀80年代危機後倒退很厲害。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初拉美經濟重新開始增長起來，又走了一個循環。還是進入新世紀，2002年到2006年逐漸開始趕超，到今天，從五年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數做的數據來看，增長速度也就在1.5%左右。

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的話，今天拉美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佔美國的比重和50年以前佔的比重幾乎是一模一樣的。這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困難和挑戰，這也就是說中等收入階段過不去。也就是說50年來，相對於美國，拉美經濟並沒有增長。

世界銀行的報告顯示，二戰後在超過100箇中等收入經濟體中，直到2008年只有13個成功跨入發達經濟體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成功率僅有大約10%。其中，日本、韓國和新加坡被認為是亞洲的三個典型：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實現了由輕工業到重工業，再到第三產業的適時轉換升級,完成了由“貿易立國”到“技術立國”再到“文化立國”的轉變；韓國在70年代啟動城市化，逐漸由農業轉向工業，並大力發展製造業、航運業；新加坡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積極發展金融服務、信息技術、生命科學、製藥、環境保護等新興產業，持續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區域教育中心。從這三個東亞近鄰的成功經驗可以看出，要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通過經濟體自身的產業升級和轉型來推動。那麼，在全球，特別是東亞地區，市場競爭如此激烈的今天，中國經濟需要向哪個方向突圍？我們應該如何充分發掘自身優勢，保持經濟繼續穩健發展？

產業結構調整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是重中之重

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怎麼走？在這個關鍵點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業結構的變化。

我們把過去70多年來，世界上已有的70多個國家數據作比較，所有的國家都落在一個很明顯的模式裡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業就業的比重在下降，農業佔GDP份額也在下降，工業的整個就業比重在上升，之後在下降，工業佔GDP的比重在上升、在下降。而在中等收入10000美元向15000美元跨越這個點上，工業開始逐漸往下走，只有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和服務業在GDP的比重是不斷往上走的。

所以在這個關鍵點上發生了一個最根本的、最大的事實，就是在整個產業結構的變化中，工業佔GDP比重會逐漸下降，服務業會超過工業而繼續不斷往前走，服務業變得越來越重要。

中國也走了一條和世界過去100年發展幾乎完全一樣的路。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50多年來，中國的農業從40%多、45%左右逐漸下降，降到今天的10%；中國工業製造業從30%多開始增長，最多達到40%多，50%不到；但是中國服務業從25%左右一路上升，今天已經佔到整個GDP的52%，翻了一番。中國走出一條和世界一樣的道路，農業比重在下降。從產業結構來看，工業到了頂以後逐漸往下降，服務業在逐漸地往上走，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很大的結構調整。

我們進一步可以看到，在中國，我們看到藍色曲線是工業佔GDP的比重，這個紅的曲線是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大家可以看到在2012年服務業比重超過工業。之後工業比重繼續下滑，服務業比重繼續上升，今天已經達到52%。

但是我們最關心的是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因為對於經濟學來說、對增長來說，最核心的動力就是勞動生產率的成長。我們把中國工業的勞動生產率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作了一個比較，我們用大量的數據，用投入產出表製作的。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用工業勞動生產率除以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我們就可以看到目前的工業勞動生產率是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130%。也就是說工業在目前來看，它的勞動生產率比服務業高30%。這意味著什麼？因為服務業不斷髮展是必然的趨勢，我們在世界範圍內看到這個趨勢，中國在未來的10年裡會繼續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服務業的比重。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提不上去，那麼我們每增加一個百分點GDP的服務業，就會丟掉0.3個百分點的勞動生產率。如果這個格局持續，那麼我們經濟的增長速度就會放慢，而且會放慢得很快。

所以，當我們考慮中國怎麼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歸結落腳到一個產業結構的轉變以及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也就是怎麼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問題，提高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就成為我們要把中國經濟從中等收入推向高等收入的核心問題。

整體來說，中國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是比較低的。但是我們想了想，我們把服務業分成市場競爭型和非市場競爭型的勞動生產率，市場競爭型的服務業，比如說金融業是開放競爭的，酒店、餐飲大家都知道，商業、物流。但是也有沒有完全放開、非市場的，比如說醫療、教育，比如說我們一些工業的服務業、商務的服務業。如果把這兩條分開的話，我們已市場化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並不低，還是很高的，而我們非市場化的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卻一直在低位徘徊，一直上不去。所以這又給我們找到了一把鑰匙，所以我們就得看怎麼樣繼續提高市場化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怎麼樣讓非市場化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我們又往前再走一步。

所以，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市場開放和改革的措施。我們通過對70多個國家在過去70多年來逐漸從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階段比，在走到這個過程裡需要最主要的宏觀環境和政策，是國際經驗、國際競爭，充分開放競爭，國際技術、品牌。因為服務業是非貿易產品，是本土化的，如果不開放，不把國際企業引進來的話就會在本地形成它自己一個小的生態，勞動生產率提不上去。它沒有競爭，也就不能夠為老百姓日益增長的需求提供豐富的產品。

因為服務業變得越來越重要，所以2018年4月份在博鰲，我們宣佈了一系列的中國的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措施。比如說在金融業，現在是全面開放，我們對股權沒有約束，外資可以進入100%，這個產品現在全部放開了，區域設分支機構放開了，銀行、券商、保險、基金那都是全部放開的。然後跨境的資本流動，我們把滬港通、滬倫通，到倫敦的這個資金通道擴大到了3到4倍，同時我們把以前的資金約束的，我們叫QDII、QFII有資質的境外投資者額度全部取消。所以把市場完全打開，讓國際金融機構進來參與本土市場，參與競爭，同時把資金流通渠道打通，讓國際資本能夠進來，參與這個市場，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在過去18個月裡外資企業進來很多。比如說摩根銀行進來了，花旗銀行進來了，比如說瑞士銀行進來了，標普評級機構進來了，還有更多基金，比如大家很熟悉的橋水基金也進來了。大家還是很看好中國市場，金融市場很大。這就加強當地的競爭，增加了國際化程度，這個對提高金融業的勞動生產率就會起到推進作用。

我們對服務業還是作了很大開放，目標要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按照國際的標準來達到我們現代服務業水平，要把國內服務業提到這個標準，放寬服務業的准入。從這個意義來說，對信息、法律、會計、建築設計放開了，這是服務業；教育、醫療現在也在逐漸放開。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對服務業的一個全面的開放，與此同時，對文化產業，我們特別提出要逐漸建立新興文化產業的機制，把文化產業放開。醫療衛生，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全面建立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制度，讓民營經濟和外資都能進入醫療系統，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因為老齡化，因為人現在活得越來越長，對醫療服務要求其實上升得很快。教育要支持和規劃社會力量辦教育。所以這是一個全面的服務業的開放，這個開放的力度是很大的。

有人問過我說，眾所周知，中國在對外貿易中，貨物貿易存在很大的順差，但是在服務貿易存在很大逆差，平衡這兩種反差對我們邁入高收入階段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

我認為，我們貨物貿易是順差說明我們在製造業有競爭力，我們的產品比別人好，比別人便宜，全世界要我們產品，所以我們出口的貨值超過進口，造成貨物貿易順差。而我們服務貿易是逆差，為什麼？一方面因為我們核心競爭力不夠，另一方面服務貿易逆差要把它分成兩塊來看。

第一塊是居民出國旅遊，這個很厲害，這是好事，因為大家收入高了，都要出去走一走。我們現在一年是1億人次以上的出國，這是我們服務業貿易逆差一個特別大的部分，我覺得這個部分會繼續存在，沒有問題。與此同時，我們進口的各種服務業，醫療、教育、專利等等，這個比重還是很高的，包括其它的金融服務、會計服務、設計服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要

服務業分成兩類：可貿易服務業和非可貿易服務業。理髮是不可貿易服務業，我們不能說通過視頻請一個紐約理髮師給我們理髮，這是行不通的。所以你要理髮還得到紐約去，但你付不起機票吧？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會，所以非貿易服務業要提高勞動生產率，貿易的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相當重要的一部分。科技化，還是這個基本道理，改革開放，雙方打通。

人口、技術、資本，是許多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三大驅動引擎。在我國人口處於老齡化社會前期，且資本市場亟需完成“去槓桿”的當下，依靠科技創新，實現我國經濟的繼續穩步前行顯得更為重要。

今天，在傳統產業加速向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延伸拓展的同時，科技進步正在為各項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強大的支撐。相比工業時代，德國、日本依靠自身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實現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飛速提升，未來，中國應該如何利用信息技術，給我們的製造業、服務業創造新的發展契機？

人工智能、5G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是重要支撐

科技本身對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兩條腿走。單有一條腿改革開放同時，我們還要再加上一條腿，那就是科技和創新。用科技創新來賦能服務業，讓服務業在開放競爭環境下更快、 更好地提升勞動生產率。

國務院連續制定了三個《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我們目標是在2020年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工智能的發展還是走在世界前面的，因為我們的人口基數大，用手機人多，互聯網基礎好。所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往前走，2025年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在2030年要成為世界的創新中心，我們把人工智能作為中國經濟未來發展一個重要的抓手。

從全世界來看，我們在5G的設備上還是領先的。我們下一步就是要在5G領先的領域繼續全面鋪開5G的基站建設，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5G國家，這又是很大的戰略目標。現在中國已經普遍4G了，4G和5G比有很大區別，1G到4G只是一個通訊工具，5G開始就是行業和產業了，它是個“面”，是結構的變化。所以在這個意義上，5G根本在改變社會。所以我們按照4G規律從今年開始佈局5G，大約可以在五年左右就把中國變成5G國家。但是為了提高我們的科技能力、創新能力和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在5G和人工智能基礎上，再下一步國家出臺的政策就是推動物聯網。

在過去的18個月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推進工業物聯網以及廣義物聯網。而且目標非常明確，我們要在2020年大約有100家企業完成企業內的網點設施，就是把物連起來；我們有一個在建立目標解析的國家的點和站，因為做物聯網的話，“點”的解析是很重要的方面。所以非常明確的目標，在2025年左右形成我們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一個基礎設施，物聯網還是基礎設施；然後到2035年的時候，我們要成為世界領先的物聯網平臺，可以廣泛實施的產業的萬物相連，這個世界那可就是了不得的世界了。

在這個基礎上，5G又能不斷推進產業的智能化，賦能像我們的智能製造、智能農業、智能物流、智能金融、智能商務、智能家居等。因為5G在本質上是一個產業和行業，所以5G和人工智能結合，它就能在根本上改變這個產業和行業。特別在服務業，當然對製造業、物流業賦能也是很大，對服務業信息賦能空間是特別巨大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5G和人工智能結合，使得我們整個前沿科技應用走到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在這裡看到的，這是我們現在移動視頻、移動電商，數字化、網絡化，這是4G，我們現在在這個區域，視頻網絡機器人、雲遊戲、刷臉支付等也開始出現了。5G開始是認知智能的發展，就是從感知走向認知，是自然語言處理，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塊無人工廠、無人駕駛、機器翻譯、醫院影像識別等等，現在都會成為未來的科技發展的一個新的領域，所有這一切都是先和服務業連起來的，它一定有製造業，有工業，但是推動勞動生產率增長是服務業，所以服務業發展，那就是很大空間和變化。

那麼，作為當代的年輕人，我們在未來應該選擇一種什麼樣的職業？從而抓住中國邁向高收入發展這樣一個機會呢？

未來一定是科技的，未來一定是智能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今天學習的時候，我們要更多地學理科的知識。未來一定是數字的，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未來幾乎所有做的事情都和人工智能有關，都和科技有關，因為科技跟人工智能正在根本上改變和顛覆今天所有一切的行業。

但在討論科技和未來的時候，其實是有兩個概念的：

第一個概念是做純技術人員。譬如說做人工智能的，譬如說科技行業，這個需要專業的知識；第二是在實體產業，在服務業，這是被賦能的行業。這因人而異，因人而異是因為有人喜歡做科研，有人願意做技術，有人可能對實際的服務業和服務行業更有興趣，那麼他就進入第三產業。歸根結底，未來是科技的。但是對年輕人來說，在今天這個巨大變動的時點上，未來最有前途的就是科技研究，因為這個世界變化太大了。人工智能是2007年開始逐漸發展起來的，到現在也就10年的時間，它已經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的變化。現在5G、物聯網、量子計算來了，生物技術也來了，所以未來的技術的發展其實是極其迅猛的，根本很難預測未來。

陸奇博士曾經是微軟的全球執行副總裁，是一個科學家，他是做人工智能的。前兩天我請他到清華作一個關於數字化未來的演講。他說，未來變化是如此之大，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其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對人類、國家和社會作貢獻，也是對自己最好的事情。那是在研究未來科技，探索未來科技的發展等等。我特別同意陸奇博士的這個觀點。

像一些欠發達西部地區怎麼樣才能和全國一起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

我們都知道，區域之間的差別歷來存在，比如在美國紐約和阿拉巴馬州收入差別也是很大。原因很簡單，阿拉巴馬州那個地方是農業為主，而在工業和服務業的城市，它的增加值、勞動生產率高很多，所以區域差距就擴大。現在科技正在改變一切，我們現在看到的像山溝裡種出蘋果也是因為科技的辦法，一個蘋果20塊錢，還供不應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通過5G、物聯網和人工智能，我覺得城市和農村的鴻溝正在逐漸地消除。

1978年，中國大概40%到50%是貧困人口，40年後到今天，我們把貧困人口全部消滅，這真是了不得的。世界貧困人口消失絕大部分主要是在中國，中國在消除貧困的同時還帶進去一系列新的理念、新的技術，它是在改變農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農村和內地在科技的賦能下，未來的發展速度和前景會好於東部和大城市，這也是年輕人可以去創業、去開發的一個特別重要的領域。

我把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和彙報的一些觀察總結起來的話，中國經濟在過去的40年裡創造一個奇蹟，從人均178美元走到10000美元，四十年，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但是今天我們遇到新的挑戰，中國人均GDP從10000美元要走向15000美元。當我們從10000美元走向15000美元的時候，產業結構會發生巨大變化，服務業比重會不斷上升，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成為重中之重。

所以，中國要走向一個高收入國家的核心問題，就落到提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現在是兩條政策，一個是改革開放，引進國際競爭，大規模開放擁抱世界，我們都在做；另一個就是全面的科技化、智能化，運用我們已經有的優勢在人工智能、5G和物聯網上，佔領全球技術制高點，並且通過這個制高點來推進服務業、製造業來發展。兩條腿走路，我現在很有信心，我們可以從我們這個10000美元跨過中等收入階段，在不遠將來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行列，走到更好、更富裕、更強大的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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