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明代書壇，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也是引入注目的草書大家，他們既沒有受董派書風的影響，也沒有和王鐸等人一樣著意於大草書法那種固有的大起大落，不可端倪之態，而是在二者的“夾縫”中頑強地體現出自己的風格，為草書創作開闢了更廣闊的天地，從創造的角度而言，他們在書法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張瑞圖的草書，最使人驚奇的是用筆的方折被極意地誇張，正如清人梁巘說的：“張二水書，圓處悉作方勢，有折無轉，於古法為一變。”這種筆法在草書創作中是前所未有的。折筆偏鋒，直入平出，轉折分明，歷代書家津津樂道的草書“使轉”筆法在張瑞圖筆下竟如此地被“扭曲”，而又如此地給人們以從未有過的審美愉悅，確實可嘆為觀止。在這種筆法的統領下，張瑞圖又在字的形態上多取橫勢，急牽怒裹，形成縱橫鋪排，大小錯雜的格局，字與字之間的緊密相依和行距的疏朗閒徐形成鮮明的疏密、黑白對比。這樣，一種特有的形式美感展現在我們眼前；長槍大戟般磅礴的氣勢和蕭散淡泊的精神相安相融，嫻熟的筆法和生拙的結體互為梁合在黑白二色中，顯得奇逸空靈。這種形式美感蘊含著巨大的創新精神，在明代書壇異軍突起。總括張瑞圖的書法風格，則謂“奇逸方嚴”可矣。
清人秦祖永評及黃道周書法，說：“行草筆意離奇超妙，深得二王神髓。”從黃道周的草書作品看，所謂“離奇超妙”無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黃道周的草書創作融合了不少章草成分，取法高古有逸氣；二是在形式處理上，既特重結字的欹側俯仰又使字與字之間連綿茂結，縱斂結合，而且和張瑞圖一樣，把行間空掃著意突出，追求茂密之中的平和超妙。在筆法上，黃道周方圓兼用，力求雄健和流便的結合，線條的生辣和行筆的剛勁，致使其書作既充分體現了草書創作的痛快淋漓，又力避董氏以來書壇的柔媚之風，達到了古拙樸茂、放逸倜儻的審美效果，黃道周草書創作對當代書壇影響甚大，究其原因，蓋在於此。
比黃道周稍後的倪元璐，和黃道周相交甚篤，從其書法創作中，我們也容易發現兩人神理頗為相通，如果用恰切的語言來表達，也許“剛直、放逸”正代表他們創作的共同精神，但是，倪元璐又同樣是一個極有個性的書家，“寓剛健於婀娜之中，行清勁於婉麗之內，雖外曜鋒芒，而筋骨內含。”賞析倪元璐的作品，我們更多的是感受到其中的灑脫恣縱，磊落高邁。在藝術語言的運用上，倪元璐可謂得心應手，筆意的頓挫自如，線條的擒縱由心，結體的形隨意生，黑白處理的貌不經意，都很自然地展露出“新理異態”(康有為語)，從倪元璐的草書作品表面看，似乎不衫不履，支離粗疏，有些字也幾不可識，但透過嫻熟的用筆、奇拙的體態，疏朗的布白，乃至挾風奔馬般的行氣，人們都很容易為其中融合的疏宕雅緻、秀逸靈動又不失剛健雄渾的風韻所陶醉。秦祖永雲：“元璐書法、靈秀神妙，行草尤其超逸。”可謂一語中的。
張、黃、倪三人的創作雖各有其獨特的風格，但在對三人創作的對比觀照中，我們卻可以驚喜地發現三位大家竟有許多相融相通之處，也許是他們幾乎先後同處一個時代，而且互相影響，以至於殊途同歸。
首先，三人的草書創作在追求“逸”態，表現“逸”趣上是相一致的，張瑞圖的奇逸，黃道周的放逸，倪元璐的超逸，從審美範疇上說，無疑是相通的。張瑞圖晚年的蕭散淡泊心境直接影響他的創作，而黃道周、倪元璐作為忠臣義士，在案務繁忙之餘遣興騁懷，也希望得到一定的閒徐優遊的情致，所以，書法創作在某種意義上說，都成了他們實現靈魂休憩的手段。而從書法發展的角度看，在晉人尚韻、宋人尚意的前提下，要在書法史上標新立異，居一席之地，則非要從精神上迥異於前人，所以，構成文人心理狀態的重要方面——逸氣，被他們以特有的形式有意無意地表現了出來，也可以說是時勢使然。
在書法的形式語言的運用上，他們同樣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結字的因勢成形，奇拙多異態；字間縝密和行間疏朗的鮮明對比；草書體態的橫向伸展等，在他們的筆下都是共有的特點。三人在處理草字結體上皆形隨意成，貌不經意而字意縝密，而且在前人重縱勢的束縛下，掙脫出來，著意於字形的橫向處理，造成一種新的草書體勢；古拙、蕭散而又不失流便、奇宕。這種追求和後來傅山提倡的“四寧四毋”相暗合，體現了書法審美風尚的轉變，其意義是極為深遠的。在章法形式的運用上，三人在把傳統化為己用，以傳統為創新的借鑑上，令人歎服。字距稍密，行間疏朗，是五代楊凝式《韭花帖》中最具有特點的章法形式，在董其昌創造的啟迪下，三人再將此移植到草書創作中，不僅打破了草書(特別是大草)創作中傳統的“雨加雪”章法，而且對突出結字的橫勢，創造空靈的意境，表現創作的逸趣更起了明顯的促進作用。在書法的藝術性已被充分認識甚至表現的明代，要做到這些，確實，非才、力、膽、識四者俱備不能至也。
明代草書的創作是一筆豐富的遺產。以前曾有不少論者認為明代書法衰微，是帖學籠罩的一代，所謂“江河日下，不足觀者矣”。這是片面的，這種片面的認識和長期以來書法史論家不能正視張瑞圖、王鐸等人的價值有關，傳統的“以人論書”觀點影響了人們對明代書壇特別是明中葉後書壇的客觀認識和評價。
同時，董其昌書風以其靡弱、妍媚統治書壇幾百年，也確實掩蓋了其他人的成就。就事實而言，和唐楷書、宋行書的大盛大榮一樣，明代草書也自是書史奇觀，其中包含的雄強、浪漫、奇崛、閒淡等審美內容，大大拓寬了書法審美的範疇，是值得後世認真重視和深入研究總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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