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门阀士族的变化入手,探究秘书省选官标准为何会从门第到学识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接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实行的官制,建立了五省机构,秘书省就是这五省之一。隋朝的秘书省是中国秘书机构设立以来发展最为完备、职权最大的时期,主要掌管国家图书的收藏、整理,也是保存国家宝贵藏书的重点场所。

隋代秘书省突破以往,选官标准发生由门第转向学识,让我们从门阀士族在这一时期的变化为视角,探究隋朝秘书省官员任职条件变化的原因。

一、秘书省从汉朝延续至隋朝,隋炀帝时期发生改革,隋炀帝的个人心理倾向引起国家层面政治倾斜,引起陇集团不满,为统治埋下危机

秘书省由后汉桓帝初设的秘书监发展而来,由于掌管皇宫图书秘记被称为“秘书”。秘书省一直沿用,却在隋朝名声鹊起,这与秘书省在这段时期内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有关。

隋朝秘书省有内外省之分,分别是秘书内省与秘书外省。秘书外省有多处地方,在西京的大兴城皇城与在东都的西朝堂南第三街等地都有设置,秘书内省是外省设置后在禁中的遗留机构。

从门阀士族的变化入手,探究秘书省选官标准为何会从门第到学识

两者都用于藏书之用,并且都设有官职,由于内省处于禁中大内,所以称为“内省”与外省相区别。

隋文帝时期的秘书省,秘书监与门下的长官为平级官员。秘书省官员以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校书郎为主的数名官员,到隋炀帝继位后则对秘书省机构进行了改革,对官位、官品与官吏数量皆做出了调整。

大业三年,隋炀帝进行第一次改革:“秘书省监改为二或三品官员,增添一名秘书监,为四品官员;著作权提升品级为正五品官级;将太史局一职位撤销改为秘书监,进官阶为五品;秘书丞由一人担任。

虽然秘书省的官职比较清闲,但是官职一直有所变动。在秘书省的一次变革中,增添了两名录事,太史曹掌管天文历法,设置了太史令、太史丞、司历各二人,监候四人。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对秘书省又一次改革:“秘书监与少监被改为秘书令与少令。改革后的基本官员体制如下:秘书省监与秘书丞各由一人担任,秘书郎有四位,校书郎总十二人,正字为四人,著作郎为二人,佐郎总八人。

隋炀帝增加少监一人,删减校书郎职位设为十人,佐郎增加为四人,另外儒林郎增加为十人,文林郎为二十人。隋炀帝对秘书省的多次改革,使秘书省建设不断完善,加强了秘书省的工作能力与效率,推动着南北文化融合推动隋代文化的繁荣。

炀帝时期在秘书省官员的任选,与文帝时期的方针完全不同。由于隋炀帝个人倾向于江左文化,任职的官员中有来自与梁朝的秘书监刘口,曾经任职于陈国的袁充,多数秘书省官员却无没有一位官员来自关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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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帝时期,在大量任用北齐与南朝人员为官时,注重了对关陇集团利益的保护,譬如:任命关陇集团的人员牛弘为秘书省的最高长官。

隋炀帝的改变可以从掌握文化学术图书典籍的官僚机构层面上证明南朝文学优于北朝文化的观点,以及隋炀帝的个人心理倾向将影响统治者在国家政治层面有所倾斜,引起陇集团不满,为统治埋下危机。

二、隋朝秘书省官员注重官员自身的文化程度,北魏时期采取法律的形式来明文制定门阀秩序,秘书省官员任职标准由门第向学识的转变

隋朝初期秘书省的主要官员中多数来依旧源于世族大家,但是部分官员连官宦士族都算不上甚至有的来自于寒门。

这说明隋朝时期的秘书省虽然没有完全克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制度影响,但选官思想已经发生革新,选官限制也有了一定的调整,不再极度注重官员身份背景,这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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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秘书省官吏选择多注重才学,列如:著作佐郎刘善经,关于刘善经的描述出现在的文献总类是北齐《文苑传》与隋书的《文学传》中。

这两本书皆为记载文笔好、文学成就高者,对于刘善经的描述皆为

“好文学,善词笔,为操笔之徒之意。”

由此可以看出刘善经能够进入秘书省的主要原因是他善文笔,有才学而非家室高。秘书郎何蔚,据《儒林传》记载他的祖父为经商者,古代有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商为最底层,社会地位低,何蔚一家为寒门无疑,他成为官员绝大部分是因为他的才学。

当然其中也有高门子弟,如:韦协,京兆韦氏为名门大家,但名门子弟占官员比例比南北朝时期明显下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掌权时期,这时期门阀势力可谓达到顶峰。门阀士族为了权利注重两种事务,一是:“婚”、二是:“宦”,就是联姻与官位。

只要入仕为官按照当时的规定就有清浊之分,而清官几乎成了甲族高门子弟的代名词,门阀弟子只做清官。他们极其重视起家官(从家中征召,第一次担任官职),恰巧秘书省的长官秘书郎等官职就是所谓的起家官的完美选择,是清官美差,所以在这一时期,秘书郎等官职基本上被士族子弟包揽。

北魏时期,在门第与官位的联系相比南朝更加紧密,南朝在士族与官位的联系只是一种政治习惯,而孝文帝却是采取法律的形式来明文制定门阀秩序,令人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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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善经与何蔚的例子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基本介绍我们可以知道隋朝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任选秘书省官员条件的不同。

隋朝秘书省官员的任免,虽然不能彻底摆脱门阀士族的影响,但是更注重的是官员自身的文化程度、学术修养,他们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按职位的需求去选择与任免官员。

通过这一改变,我们看到九品中正制的逐渐消亡,门阀气焰的消退,秘书省官员任职标准由门第向学识的转变,门第与官位关系的淡化;我们看到的是官员间文学交流的增多而非家世的攀比风气,推动着文学的创新。

三、为何秘书省官员的任选由以门第为主转变为以真才实学为主?

选官要求发生变化,不可能是由一方面原因造成的,当然是多方面因素的共同结果。第一个原因:隋朝建立前的王朝北周是一个主张建立一个“选无清浊”的朝代,意思就是没有门第区别, 坚持的是贤才主义理念。

但是自孝文帝以来,坚持贤才主义立场的人,他们追求的是士族内部门第思维的破除,并不是要真正的打破士人与庶人之间的区别。这就正如“要之,门阀主义也好,贤才主义也好,可以说都是士人立场”所说的一样。

隋文帝缺在选无清浊这条路上走得更决绝,只有甲族人员才可以入职的秘书省,在隋朝却出现了像寒门子弟,比如:何蔚。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隋朝选官与以往的差别,更可以清楚的明白隋朝要打破的不仅仅是士族内的门第,打破士庶之别才是他们的最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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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就要从隋朝的选官体制方面来说,门阀社会的选官体制是九品中正制,在这时期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门第区别到达顶峰。

但是到了南北朝后期,南北朝皆改动了选官体制:北朝实行的秀举与南朝实施的明经射策都减轻了门第限制,在考试内容方面的设置也给予寒门优待,这为唐代科举制度的的开辟奠定了一定基础,因为淡化门第区别,以才学为选官基础是科举制度的要求。

因为门阀制度是在政权分裂的背景下产生的,到隋朝统一政权后其制度自然而然衰败。但是门第限制即使有所开放,门第依旧是选官的衡量标准之一。

但是从这一改变可以清晰的呈现出:旧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体制的衰败和新的选官体制的形成的趋势,所以到了隋朝九品中正制可以说是强弩之末,只待废除。

文化的影响也是其中的原因。选官的标准已经由以门第为主转变成了以学识为主,学识渊博者得官的机率显著增强。秘书省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构,这种倾向与转变则更加明显。

北周政权因为局限在关陇地区,面积狭窄以及战争等原因,文学艺术与成就不仅无法与南朝相比,与北齐相比也不能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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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统一北周等政权后,南朝文化与北周等文化相比,对隋炀帝的影响更大。所以从秘书省的任官者方面来看,隋炀帝毫无维持关陇集团利益的意识,更没有维持三方利益平衡的想法,隋炀帝是一边倒的进用南朝文学之士,充任秘书省等各级官吏。官吏的文化水平提升,整体思想意识便产生转变。

随着门阀势力的溃败秘书省以学问为选官标准的选官体制逐步确立。历经隋朝文炀两位皇帝多次变革的秘书省,机构职位划分更加明确,权责分明,机构越来越完善。掌管国家文艺图集、编纂文集杂著、修撰史籍、起草召令、修订礼仪等多种文化任务,对隋朝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参考历史文献:

《文苑传》

《文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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