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崖之案

同治六年，在山東肥城、長清間的黃崖山上，發生了一起規模頗大的“匪案”。

揚州儀徵人張積中，因為躲避戰亂，在咸豐十一年時候來到黃崖山上研學。張積中在學術方面頗有成就，許多人慕名而來，他也來者不拒，開門講學。

時間一年年過去，因為生活、學習以及其他原因，聚集到黃崖山的人越來越多，引起朝廷注意。

人員成分複雜，必然導致不穩定因素。不久有人舉報，黃崖山聚集匪類，圖謀造反。山東巡撫閻敬銘派人上山查實，官府人員遭到圍攻，官員隨從被殺。

閻敬銘想要與張積中談判，但沒有得到回應，於是判斷山寨造反，發兵攻打。

黃崖山寨被攻破，張積中帶著200餘門徒舉火焚，寨民被殺超過2000人。

這是黃崖之變的大致經過。

黃崖之案，撲朔迷離，官方和民間互執一詞，清朝官方堅持山上張積中等人造反，民間卻對張積中和黃崖之眾普遍報以同情，認為這是一起冤案，真相到底如何？

黃崖之案最大的爭議點，在於張積中到底沒有造反。

如果張積中確實造反，那麼官府法理正確，軍事行動師出有名。

如果張積中沒有造反，閻敬銘攻山就沒有法理支持，大肆殺戮更加顯得殘忍非常。

張積中是否造反

張積中有沒有造反，先從他的出身上來看一看。

張積中本身所處的階層，是官紳階層。他的堂弟張積馨當時官至陝西巡撫，哥哥張積功父子在臨清知州任上與太平軍戰鬥中殉國。張積中本人的兒子張紹陵還是長清的候補縣令，張積中之所以來山東，也是因為表兄吳載勳在山東當官，有個依靠。

張積中的直系親屬，很多都是官場中人，甚至包括了他的兒子張紹陵，從家庭出身上看，他似乎沒有要造反的理由。

那麼張積中本人有沒有造反的意願呢？

張積中是個學者，他是太古學派的北宗領袖。太古學派，是個儒學學派，又摻雜了一些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在內，它產生於嘉慶年間，是儒家眾多派系之一，講究的是“教天下”和“養天下”，它從來就是光明正大講學，不在官府的防範範圍之內。

張積中到了黃崖山之後，也和以前一樣，開壇公開講學，也不躲避官府，無論是誰都能去聽，路過山東的學者，也經常會去黃崖山拜會一下張積中，小住幾天。

由於“教養天下”理念的影響，張積中命弟子“山上設粥，山下設湯，凡入山避難者，皆得飲食。”

此外，他還在山上設醫藥局，施藥治病，遠近民眾“受其惠，歸附益眾。”

從張積中的行為上看，施捨窮苦百姓也符合他“教養天下”的教義，並且這一切都是公開的，也沒有聽說他有什麼不軌的陰謀，找不到他要造反的意願。

山寨的武裝

雖然張積中本人身上未必有造反的意願，但在山寨人數越來越多後，黃崖山人眾確實行為失當，給了官府以口實。

樹大招風，隨著來到黃崖山周圍的人越來越多，張積中本人又不過問，對來者不加限制，難免魚龍混雜。

人多了需要秩序，張治中招募人員負責維持秩序。不過在人員選擇上，他並沒有什麼要求。對於來投奔的民眾，他也不做選擇，來者不拒，按照他的說法，是眾生平等，不分貴賤。

這樣做，必然導致隊伍成分複雜，容易被人利用。

當時天平天國雖然被鎮壓，捻軍還在活躍，民間更是有不少土匪武裝，時而騷擾鄉里。山寨於是購買武器，訓練人員，“益市弓弩、兵仗,習戰事”。

這實際上就是當時民間常見的團練武裝。

團練武裝並不在被禁止之列，不過有個前提，需要到官府報備，得到政府認可，但山寨並沒有得到這個許可，也就是說，在法律上，它的武裝確實屬於非法。

授人口實

除了非法，山寨還幹出了更出格的事——騷擾鄉里。

根據《肥城縣鄉土志》記載，附近的東張莊有個武生王宗淦在當地訓練鄉勇，山寨的人想拉他入夥，王宗淦不肯。同治六年九月，山寨武裝放火將王宗淦家燒燬。

（宗淦）出家資練鄉勇,備戰守。積中黨屢次誘引,終不從。至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積中將起事,先縱火焚宗淦宅。”

這顯然已經超出了山寨自衛的範疇。

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來自一起謀殺案。

同治四年，在臨近的山東益都縣破獲一起謀反案，首領供稱同黨與張積中結盟聯絡，共同舉事。

事關重大，為了穩妥起見，山東巡撫閻敬銘派長清知縣陳恩壽、肥城知縣鄧馨、省城巡捕官唐文箴等官員上山找張積中對質。

山寨採取的態度是加以對抗，聚集人員追逐官員，並導致陳恩壽一名隨從被殺。

“該員等守至夜間,適在山莊居處之候補知府、前任濟南知府吳載勳為張積中姨表兄弟,倉皇移家出山。並聞山上洶洶聚人。該員等見事已變,乘夜逃出,竟有多人追逐,陳恩壽尚有家人一名在後,即被殺害”。

官員的隨從也是公務人員，這是明顯的對抗舉動。事已至此，已容不得閻敬銘不出手，發兵攻打山寨已勢在必行，否則被人告發上去，他的前程也將不保。

張積中在其中的作用

就張積中而言，這時他在山上已經相當於精神領袖的存在，隨著後期山寨人員增多，日常事務他很可能不會親自參與管理。

這些事在發生前很可能他並不知情，他自己也說

但是這個“又”字，說明即使在行動前他不知情，行動後他也有耳聞，卻並沒有加以整頓。

還有一種可能，張積中到後期已經對山寨失去了實際的控制，這點在事後的奏摺記錄中也有提到“奈及門桀驁之士遂邀不逞之徒,劫我主盟,苟全性命,禁之不得… …徒擁虛名,非能自主。”

就算如此，作為山寨名義上和精神上的領袖，張積中顯然還是要負領導責任。

到這裡，結論應該比較明顯，山寨確有違法行為，又對官府採取對抗態度，就算還沒有明顯的謀反舉動，在官方看來，也大有這個苗頭，對山寨用兵，顯得合理合法。

黃崖之案，最後演變成一場殺戮，令人嘆息。在事變的背後，有其發生的背景。

黃崖之變的深層原因，是從咸豐到同治期間社會變亂而引發的秩序危機。

太平天國運動在同治三年剛剛被平定下去，餘波未息，這一時期捻軍還在活躍，社會仍舊處於動盪之中。

一方面，是民間的人人自危，紛紛結社互保。

從咸豐到同治年間，自然災害的頻仍，又促使流民和附近民眾聚集到黃崖山這樣的地方。

如1855年的黃河改道，“黃河連歲潰決，饑民亦數萬。”1856年，肥城等縣又遭受旱災、蝗災，“死者枕藉”，“道殣相望”，“五穀不登，人相食”，1859年，又是大旱之年，“麥無收，秋禾減產”，這些自然因素，促使附近民眾聚集到黃崖山抱團自救。

另外，兵亂仍未平息。

這一時期，除了太平天國餘部和捻軍，僅山東民間就有長槍會、黑旗軍、鄒教軍等數十股大大小小的民間武裝。他們的行為捉摸不定，聚則為匪，散則為農，一旦嘯聚，大多會與政府進行對抗。

有對抗就有衝突，衝突則再次加劇了社會恐慌，又為黃崖山這樣的地方團體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兵亂、匪亂對社會形成強烈衝擊。出於躲避亂世的目的，也促使民眾聚集到黃崖山，並且武裝自己以求自保。

這些現象，不光存在於山東這樣的北方省份，原本富饒的江南，更是一片凋敝。

如浙江省長期處於戰火之下，“肅清之後，流亡復業者幾於十不存一”；省內湖州府的長興縣，戰亂之後 “民物凋喪”，而田賦之收入僅存十分之四。

社會凋敝，又為動亂滋生提供了溫床。

人們聚集到黃崖山，除去張積中講學的影響，也正是出於以上的心理。

與民間反映相對應的，是官府的提心吊膽和小心翼翼。

民間的躁動並不是只有黃崖山，從北到南，“劫奪頻聞，強佔田宅，並造有會館”，社會秩序凌亂。

再加上戰亂之後藏身民間的“流匪”和被裁撤的兵勇，這些人習慣了戰時的生活，要他們再回去種地，實在勉為其難，於是“所在盤踞，欺壓良民，乘機滋事”，也時有發生。

對官府來說，從中央到地方，一致認為“若不豫為防範，必至愈無忌憚”，這種形勢下，對可能的叛亂苗頭必定從嚴懲處，像黃崖山這樣公然搞對抗，拒絕溝通，更是給官方以口實，舉兵攻打，更加沒有顧忌。

天下大亂後，官府對地方秩序高度關注。

如同治九年，在浙江烏程縣發生過一起“匪亂”，官府抓獲了以歸安人王德清為首的一批所謂“教匪”，最後查實下來，只是六十三歲的老人王德清，邀請了六七個人一起誦經，以訛傳訛，傳成了教匪。審訊過後，“首犯”坐牢半年，其他人都被釋放。

即使這樣，官府也認為並無不當。

“湖州兵後，愚民無知，多畏禍求福之心，而不肖者遂不免藉茹素誦經，三五成群，惑人耳目，雖無違悖不法，而漸不可長。”

再如同治十年長興縣發生的建平匪亂，事後官方的記載裡說

官府的反應相當迅速，朝廷始終從地方各級的彙報中掌握事件動向，並且頒下諭旨，以五百里加急的方式傳遞到湖州，給予明確指示，要求三省巡撫和兩江總督曾國藩共同督辦：

各級重視之下，案件很快告破。

從中反映出的，也是官方的極度重視、從嚴懲處。

這樣的背景之下，閻敬銘對黃崖山寨的手段，也就顯得順理成章。

小院之觀

戰亂帶給官民的影響，是雙方的。民眾和官府都對一點風吹草動草木皆兵，與現代的“戰爭創傷後遺症”有異曲同工之處，大家都在戰爭中受到了強烈刺激，變得偏執與互不信任，黃崖之案就是結果之一。

不管是山東的黃崖之案還是浙江的教案，反映出的都是當時的社會生態。天下大亂之後，社會急待恢復，如何重拾民眾的信心，同時從自身原因加以調整，考驗著清政府的能力。

這些亦真亦假的“匪亂”，是社會危機的外在表現形式，也是對清政府的警告。

面對民間的動亂，軍事行動是手段之一，卻談不上根本上的解決方案。即使這些真真假假的匪亂被一一平定，也不意味著天下太平，晚清的社會矛盾愈加尖銳，制度亟需改革，清政府卻並沒能意識到這點，直到甲午戰爭之後，才有些許實際動作，但為時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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